档案解密：爱新觉罗·溥仪笔供(8)

  爱新觉罗·溥仪笔供

  （1954年6月1日）

  姓名：爱新觉罗·溥仪。年龄：四十九岁。出身：伪满皇帝。籍贯：北京。文化程度：由六岁到十七岁家庭读书。

  家庭状况：生父：载沣。母：已故。妻：郭博罗·婉容（已故），次妻：文绣（离婚），谭玉龄（已故），李玉琴。

  自三岁过继满清同治帝，兼祧光绪帝。

  详细履历：

  一九○六年生。

  一九○八年作满清皇帝。

  一九一二年退位。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活动失败。

  一九二四年出故宫，随后到日本公使馆。

  一九二五年到天津居住。

  一九三一年应日寇土肥原贤二要求到了旅顺。

  一九三二年当伪满执政。

  一九三四年当伪满皇帝。

  一九三五年第一次去日本，为向日寇裕仁表示感谢日本对伪满帝制实施和伪满建国的帮助，以及派他的兄弟雍仁到伪满对伪满帝制实行庆祝的答礼。

  一九四○年第二次去日本见裕仁，接“天照大神”。

  一九四五年日寇降服，我在沈阳被苏军逮捕。

  一九四六年出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当日本战犯的证言人。

  一九五○年回到祖国。

  罪恶事实提纲：

  第一阶段，在北京时的罪行：投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公使馆和被日寇秘密送到天津。

  第二阶段，在天津时的滔天罪行：

  （1）我给南次郎写信，希望帮助恢复满清帝制的叛变祖国勾结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2）我对高田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以及后桑岛总领事的民族挑拨离间阴谋表示同意，且表示中国实行帝制好；

  （3）接济刘凤池作满清复辟活动；

  （4）接济白匪谢米诺夫作满清复辟活动；

  （5）命费毓楷作满清复辟运动；

  （6）答应土肥原贤二要求走上背叛祖国反人民的道路，上了东北的汤岗子和旅顺；

  （7）执行日寇板垣征四郎的话给马占山写信，瓦解抗日，把别人也拉到汉奸的泥坑；

  （8）在旅顺我受板垣威胁，答应了板垣征四郎的要求，承认了日本人同样当伪满官吏和日、鲜也是五族中的成员，答应当伪执政。

  第三阶段，在东北的滔天罪行：

  （1）当了伪满执政；

  （2）承认日寇本庄繁要求的密约，断送了人民利益，把日寇占据东北成为合法化；

  （3）国际调查团来东北，我作了掩盖日寇侵略的欺骗宣传；

  （4）签定日满议定书，日军驻东北合法化，把和本庄繁签的密约公开法律化；

  （5）命工藤忠（即工藤铁三郎）上日本刺探伪满国体；（6）伪帝制实行，日寇用伪满皇帝的名义来独裁统治东北人民；

  （7）伪协和会；

  （8）第一次上日本回来颁布伪“访日回銮训民诏书”，用“一心一德”的话，大大加强日寇对东北的殖民地化统治；

  （9）张景惠、植田谦吉“拓殖议定书”的签订，使日寇大量移民到东北，这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策，使东北逐渐成为日本的领土；

  （10）承认日寇梅津美治郎的要求，接“天照大神”来东北，并颁布伪国本奠定诏书，建立伪神庙，执行日寇宗教侵略和灭绝中华民族血统，麻痹人民的恶毒政策；

  （11）听吉冈安直的话，对于日寇种种的支援一束；

  （12）承认植田谦吉的要求，伪满加入所谓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

  （13）签定所谓“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

  （14）支持日寇太平洋战争，发布“伪时局诏书”，奴役、压榨东北人民，尽所有的人力物力来支援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

  （15）执行梅津美治郎、吉冈安直的话，叫日本为“亲邦”，写所谓“亲书”，无耻向日寇战犯裕仁表示所谓“谢恩”；

  （16）特派张景惠上日本送大米三十万吨，盐七千万斤，并向裕仁慰问；

  （17）十四年的一切伪诏书、敕令、法令，一切都由我签字裁可，才发生效力，这一切帮助日寇，危害人民的滔天罪行，我必须负全责任；

  （18）对我的用的人虐待，我打死孙博元的罪行；

  （19）对于我的妻子压迫的罪行。

  罪恶事实：

  （1）我的罪恶思想根源（第一个阶段――在北京）

  我自幼生长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受封建思想教育的毒素，娇生惯养，身无一技之长，只是妄自尊大，坐食享受。存在着极深刻的身份等级观念，轻视劳动人民，根本不懂得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家庭读书，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孔孟学说和为封建帝王服务的歪曲历史，竟把“忠”字看成是对封建制剥削阶级的帝王的尽忠，竟把“祖国”看成是一家一姓的封建帝王的“祖国”。这一切都是从个人利己主义为出发点的。因此，我所做的所想的都是开倒车、反人民的、行不通的，处处触壁的。更加上崇拜帝国主义，受它的欺骗的奴化思想教育，并且竟妄想恢复满清的罪恶统治迷梦。竟认敌为友，要利用帝国主义，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们的万恶工具，成为祖国的叛徒。伪满十四年由我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工具，给予东北同胞带来无限的悲辛凄惨的大灾难，并且大大帮助了敌人侵略力量，给予全祖国同胞带来了历史空前的大灾难。我的罪恶实在太大。所有这一切罪恶，都是由于我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的思想根源所造成的。

  （2）我怎样堕入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窟，到了日本公使馆和到天津的经过

  当冯玉祥将军令我退出故宫以后，我移住我的父亲载沣家中。有一天，郑孝胥和日本一个武官，还有一个医生，来接我上日本公使馆，让我装病说上医院。他们说冯玉祥将军对我不利。我的家里人群起反对，认为这事太唐突，不妥。因此，作为罢论。过了些日子，郑孝胥、罗振玉、陈宝琛都劝我上外国使馆躲避，他们说冯玉祥要加害我。庄士敦（我的英语先生，英国人）也赞成。我同意上外国公使馆。就乘车到了东交民巷，先到德国医院，经商量，庄士敦主张上英使馆，罗振玉主张上日本使馆，我愿意上英国公使馆。庄士敦和英公使商洽，英公使说地方小，不够用，而没有结果。庄回来了。罗振玉上日本兵营商洽结果，日本武官同意后，我到了日本兵营。后经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接我到日本公使馆。从此便堕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罗网。

  我在日本使馆住了些日子，后来罗振玉和日本参赞矢部又劝我上天津日本租界，我也愿意，后经日本公使芳泽派日本警察数人乘夜车秘密送我到天津日本租界内（罗振玉同行）。

  （3）我在天津的时候的罪恶活动（第二阶段――在天津和旅顺）

  在天津不久，罗振玉和日本参赞矢部来劝我上日本留学，我不愿意去，陈宝琛、朱益藩和我的家里人载泽也反对这事，不愿我离开家乡。

  我在天津居住时，日本总领事派日本警官一名和日租界内的中国人巡捕三四名，借保护为名，经常住在我的院内，我出门时，日本警官总要跟着，并且他还要把我的每天出门和见人的事记载下来报告日本领事馆。

  我在天津的一切环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还是封建分子、崇拜和亲日分子在我的周围，我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的溶合，当时竟以为中国的所以有内战，就是因为没有帝制。更羡慕日本帝国主义，以为它的富强，是由于明治维新。一脑袋瓜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思想。

  郑孝胥更建议让我给日本南次郎陆相写信，希望他帮助恢复帝制，并中日的共同防止赤化。郑孝胥常常作反共言词，他竟说共产共妻，没有礼教（指封建孔孟礼教），是赤色恐怖者这些名词。我当时根本不懂共产党是怎么回事，连三民主义都不知道是什么，旁人说什么，我信什么，什么都不知道，过皇帝瘾，怎么会知道。这就是我的根本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思想根源所造成的。我自生下来，就是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受封建的思想教育。我长大了以后，在我的思想中，以为祖国是一家一姓帝王的祖国，认为清朝是中国的正统。辛亥革命让政时，我岁数还小，那是受了袁世凯的愚弄。恢复祖先的事业，是我第一个任务。认为连年的中国内战，因为没有帝制，天下不能定于一。要恢复帝制，更当效法列强，尤其是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才能强盛，这样才对得起祖先的祖国。郑孝胥是一贯主张君主〈制〉的，所以我信他，以为他是对我的所谓忠臣。他的建议就是要恢复帝制，自己没有实力，必须得外国的支助。日本是强国，是和我们最近的国家，它是君主国，一定同情君主制度。在日本最有势力的是军人，南次郎正是陆军大臣，他如果支援帝制，是最有力量的。同时，日本人远山猛雄（家庭日语先生，教我妹妹和弟弟日语的）也极力赞成。我同意了郑孝胥的建议，由他起稿，经我写的信竟交远山猛雄给南次郎送去了。①这是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和反人民的滔天罪行。

  我在天津时，日本总领事以及驻屯军司令官时常请我吃饭。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郑垂和日本领事馆、司令部往来很密。天津日本司令官高田丰树曾对我表示过，大意是：过去清朝时代，满洲民族是如何兴盛，到了现在满洲民族受汉族压迫、歧视，名为五族共和，却是汉族专政，而且汉族经常内乱，这不如清朝时候好了。我当时深深同意日寇的话，而正是中了帝国主义对我民族挑拨离间的毒计。后来日本桑岛主计总领事谈过也和高田丰树所说的相同的话，我也对他说同意，我表示只有中国实行帝制，才能统一富强。

  土肥原贤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土肥原贤二对我要求上东北，我完全是盲目的轻信他的话，并且没有任何条件的。我在天津所做所为，都是盲目轻信，因为我只是一心专想作恢复满清的迷梦。同时郑孝胥、罗振玉也都是经常以恢复满清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事业。罗振玉经常对我说清朝的列祖列宗的所谓“深仁厚泽”，凡是有天良的中国人，没有不念旧，回想本朝的。并常常称赞日本有了所谓明治大帝，日本才有那样富强。郑孝胥常常以中国古代“伊尹”和“臣糜”自居，表示他是复辟人物。二十世纪的今天，竟说这些鬼话。

  我在一九二五年到了天津不久的时候，有东北旧军阀许兰洲曾见过我，由他介绍有叫刘凤池的，说他在他部下做过事。他盛夸他的材干。说是“当今的诸葛亮”。给我介绍和我认识后，他就常和我要钱当路费，为的是出去做政治活动（路费少则一二百，多则三四百），他说能游说东北各将领，让他们倾向于清朝的复辟。我信他的话，给他路费。他更要我拿出古董、表等物，由他拿去随便送人，为我连络。由他介绍了胡毓坤、马占山、毕浣章和我见过面。胡、马只是和我见一见，没有谈什么重要事。只是毕浣章谈过愿为我出力，在各方面连络、策划满清的复辟。我都信了。毕浣章也和我要钱，我每月收入简直是不够给他们的钱，他们是一个月内就不知要多少次。当时我醉心复辟，对于他们的话或是来信是有求必应，甚至抵押东西也给他们钱。刘凤池又让我拿出表给张学良的私用日人顾问黄慕（原姓荒木）大尉连络他。黄慕后随张学良入关时，在天津曾见我道谢。刘凤池也还是继续和我要钱要东西，久而久之，竟如大海捞针，只是让我花钱，他是一点成效也没有。起初我对此事没有告诉陈宝琛，因为刘凤池告诉我别跟旁人说（郑孝胥知道这事，很赞成的）。我被他逼得没有办法，拿不出钱来，我才和陈宝琛说了。陈说这是大骗子手，为什么理这样人呢？于是我不给他钱了。他来信很生气，我也不理他。过了一二年，听说刘凤池在黑龙江为吴俊升枪决。这罪虽然没有成，可是这都是我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反人民的罪恶。

  还有一件罪行，是郑孝胥的介绍给我见了俄国白匪谢米诺夫。郑孝胥盛赞他有潜在力量。说他正苦于没有钱花，他要和我要钱，应当借他钱帮助招军买马，替清朝出力，帮助复辟。我听了又信以为真。郑孝胥说借他六万，我没有现款，郑孝胥把我的银行定期存款想法子给拿出来了，给谢米诺夫六万元，并由郑介绍刘凤池和毕浣章和谢米诺夫见了面，来计划满清复辟。上述的刘凤池、毕浣章由于陈宝琛的揭破他们的骗局，后来谢米诺夫也是一去不复返，任何帮助复辟音讯没有，这件事就无形作为罢论。这同样是我的反人民的大罪恶，我必须负责。

  第三个事情，又有一个名费毓楷的见我。也是自称能为我奔走出力，在外连络复辟，我也信了。过了些日子，他说曾和日本河本大作连络，河本大作允许帮助复辟。②费并向我要钱作各方面的联络。陈宝琛听说了这事，告诉我河本大作是日本炸死张作霖的凶手，这人阴险，万不可和他连络，而且费毓楷是居心不良，是欺骗的。从此，我不再和费毓楷见面。我的岳父荣源说有一天费见他，气愤地说他要向蒋介石政府控告我阴谋复辟。荣源对他说，你给溥仪写的自己要担任为满清复辟效力的信，还在溥仪的手中呢！费毓楷因此没有敢控告。

  （4）我在天津和到东北的经过

  日寇占据东北，在东北树立了汉奸地方维持会，天津日寇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找我上日军司令部见面，他劝我上东北准备主持政权。罗振玉和一日本人也早在这里，经罗介绍，才知道是上角利一（日寇板垣征四郎的代表），罗振玉交我吉林熙洽给我的信，要求我上东北主持一切。罗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我对香椎说回去考虑考虑。我回来向陈宝琛、胡嗣瑗（我的秘书）商量，他们表示反对，他们认为这对我是极不妥，陈宝琛以为罗振玉说上东北可乘日本军舰，这是决不可能的。他认为这里面有诈，他认为我去时容易，回来就不可能了。因此，我没有答应香椎的要求。香椎又找我第二次去，还是要求上东北，我拒绝了他。

  随这前后，在我旁边发生了一些恐怖事情。一次有人拿赵欣伯名片（当时，赵欣伯我并不认识）给我两筐果品，打开以后，发现炸弹两枚。当时我害怕极了，告诉日本警察，由日本警察和来的日本军官拿走炸弹，不一会儿他们回来说，经检查是中国制造的。又一次，还有一个饭店（英租界，我常去的饭店）侍者来电话，告诉我别再来这饭店。他说有人称张学良派的人在饭店各处找你，问溥仪在那里，他看见这人衣服露出手枪和刀子。还有许多匿名威胁信（内容记不得了），当时我感到深刻不安。可是这些事情，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故意做的烟幕。

  后来土肥原贤二日本大特务头子来见我，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话。我想这是本庄繁的部下特务头子，是日本军部的权威者，他既然一口表示日本没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这是没有错的。我想这是恢复满清的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后来又经郑孝胥、郑垂的极力赞成，竟认为我答应土肥原是完全正确的。日寇土肥原见我及对我的利用是有步骤有计划的。这是我在一九四六年去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当日本战犯的证人时，我曾听国民党反动政权副检查官长裘劭恒对别人说过，当我在天津承认了土肥原的要求后，土肥原立即打密报给日本军部什么人告诉我的承认。这说明他是按计划来实行的。而我又是一心想恢复满清罪恶迷梦，一向想利用日本帮助恢复满清，所以土肥原一说，正和〔合〕我意。这就和蛾的喜火自焚一样，断送了东北，危害了祖国以及亚洲，把自己变为历史上万代唾骂狗彘不食的大汉奸、罪人。所以我的封建统治阶级思想和崇拜帝国主义的思想以及卖国利敌的滔天罪行是分不开的。

  尔后香椎日寇司令派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大尉真方勋接我到了天津白河，登船后他们就回去了。郑孝胥、郑垂早在船上等候，并有日人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大谷以及日本军二十多人同行到了大沽口。换了日本商船“淡路丸”，日本兵回去了。我由大沽到营口，日寇板垣征四郎派甘粕正彦迎我到了汤岗子（罗振玉也在营口接我）温泉旅馆，过了一星期左右，日寇又让我上了旅顺。③

  初到旅顺，板垣的代表上角利一说，板垣让问谁认识马占山，我说我认识（在天津见过一面），上角即告我写信劝他放下抗日，投入满洲新政权，并说明新政权是完全自主的。丧心病狂的我答应了他的要求（郑孝胥起稿），写信交上角转交板垣。我就这样执行日寇的话，来动摇、来瓦解马占山的爱国抗日，自己当了汉奸还拖别人入汉奸泥坑，拉别人也当汉奸，真太不是人。

  过了些日子，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派板垣征四郎参谋到旅顺来见我，正式的要求我上满洲当执政。并告诉我这个国家名满洲国，给我看新国旗样子；并告诉首都是长春；他说，满洲国不是清朝复辟，是五族的新满洲国（汉满蒙日鲜），因此，日本人同样当满洲国官吏。我当时以为这是与我一切作主的话完全不合，日本人怎么能当满洲官吏，怎么能算五族之一，我表示不能接受，拒绝了板垣的要求。板垣忿忿的走了。到了第二天，郑孝胥、罗振玉、郑垂、万绳？都被板垣叫去，他们回来由郑孝胥说：板垣参谋在旅顺大和旅馆找他们去命转通知我，如果我拒绝他的要求，他认为就是日本的敌人，那么他将采取自由措施与行动对我。就这么一句话，已吓着我了。郑孝胥更说，如果我不答应板垣的要求，他也就只好告辞回家了。郑垂接着说，不如将计就计，答应了他，我们有了政权，有了自己的力量，再对付他不晚，不然徒死无益。鼠目寸光、怕死贪生的我就完全承认了板垣的要求。于是，这就走上了名符其实的该死的汉奸道路。④

  过了不久，日寇一手制造的伪民意代表汉奸冯涵清、赵仲仁、张燕卿、谢介石、凌升等到旅顺，对我请愿要求当满洲国执政。 ⑤在汤岗子张景惠冒充代表东北三千万人民民意，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和伪奉天市长赵欣伯来对我表示欢迎和拥护我当伪执政。

  罗振玉在旅顺住，经常以恢复满清罪恶迷梦的活动自居。如“九·一八”事变后，罗振玉就由旅顺到了吉林和汉奸熙洽见面，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合，都是企图恢复满清的罪恶统治的。罗振玉以后便拿着熙洽给我的信来到天津，在日军司令部交给我的（这是罗振玉在旅顺告诉我的，由日寇的斡旋，才达成他们的勾结，这是肯定的）。

  （5）我到东北后情形，到长春就任伪执政（第三个阶段――在东北）

  我到长春，首先郑孝胥告诉我，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让他当伪国务总理，经我承认，由伪执政名义派郑孝胥当伪国务总理。随后郑孝胥开出伪内阁名单，一一经我签字任命。

  接着郑孝胥说本庄繁通知他告诉我必须订一密约，包括东北的矿山、航运、港湾、陆运（铁道管理）并经济同盟、移民、军事顾问特权，都委托日本经营管理，说这是日本既定方针，不能更动的。就在日寇通告下，经我签字。我就这样出卖了民族利益，使日本占据东北一切人民权利为合法化，这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一九三一年，本庄繁所制造的伪协和会成立。主持是本庄繁，主持和策划是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参谋），驹井德三（伪总务长官）。协和会说是和伪政权表里如一体，民族协和，宣德达情。实际上它一切是为日寇服务，催迫人民为日寇出荷，强迫人民为日寇充当劳役、献金等等，更宣传殖民地化奴化的建国精神，宣传伪神道等。后来我更听说，它还为日寇作特务，刺探抗日爱国人民的工作。该会成立时，日寇本庄繁当名誉总裁，让我也当名誉总裁。郑孝胥当会长，后为张景惠当会长。于静远、井上忠也、桥本虎之助、三宅光治等先后当本部长。令伪满文官全当会员。每年开的伪中央联合协议会，照例我出席一次，宣读所谓敕语，充当欺人的幌子，然后回去。这个会的实质就是推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的，作欺骗榨取和奴役人民的工具。

  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先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等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本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

  一九三二年的所谓“日满议定书”，是日本武藤信义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和伪满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的，这是当天郑孝胥拿来给我看，说是武藤大使通知要签订的议定书，经我承认并签名郑孝胥的全权委任状。不一会儿，武藤来了，即时举行郑孝胥、武藤的签订。这就是由日本帝国主义的制造，再通过汉奸政权的签字，使日寇驻兵东北的合法化，即所谓“日满共同防御”，这就是对外作战，伪满军由关东军司令官指挥。议定书后果，东北成为日寇的军事基地，伪满军成为日寇的帮凶，成为日寇的一翼。因之，帮助日寇打击抗日联军，屠杀爱国人民；伪军到华北，帮助日寇侵略祖国。尤其是日本有了东北的军事基地，大大帮助日寇侵略力量，它的罪恶后果是不可估量的。议定书还有一个副件，就是把一九三二年本庄繁告郑孝胥和我订的那出卖民族一切利益的密约加以正式法律化。

  一九三七年日寇植田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根据我和本庄繁所订的密约，内有“移民”政策，于是他要求和伪满订立一个“拓殖协定”，经我认可，由伪国务总理张景惠和日本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签订了这个“拓殖议定书”。由于这个“议定书”施行的后果，使东北人民的原有土地为日寇抢去，东北人民流离失所；不仅如此，这就使得日本人在东北一年比一年人多，使东北完全变成日本。我的这个罪恶之大，是不可估量的。

  武藤信义向我说过，将来满洲的国体问题，他说：日本很关心这个问题，只是将来是皇帝、国王和总统还没有决定。当时无耻的我想最好是改为清朝皇帝，要不然当满洲皇帝也比当国王好，昏昧的我想以为满洲皇帝是和日本天皇名义上是平等的。我不愿意总统制，一则我不能永远当元首，二则日本人也有当元首的可能。我曾和罗振玉、工藤忠谈过伪满国体问题。罗振玉主张让工藤借口告假上日本国内各方面打听动向，我也同意罗振玉的意见。工藤走了一个来月回来时说，日本各方面意见还没有一致，近卫文？和日本军部（南次郎在内）多人是主张满洲实行帝制，但是他们都反对满清的复辟。这以上就是我为了自己当皇帝，和罗振玉又勾通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工藤上日本作为伪帝制的刺探活动。这是反人民的罪行，我应负责任。

  一九三四年伪满实行帝制。我听说在伪满实行帝制前，熙洽曾聚集些人企图作帝制的请愿，受日本宪兵的禁止。不久菱刈隆日本关东军司令官通告郑孝胥满洲国实施帝制，并伪造了三千万东北人民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成立伪满帝制，不让有国会（吉冈说过议会制不适宜于满洲），就是为了通过伪满皇帝名义上的独裁，来实行其统治东北的手段。就在日寇通告下，制造伪民意拥护下，汉奸的我当了伪满皇帝。

  （6）当伪执政时对日寇那些人经常接触和谈话

  我在天津到营口同行的有上角利一、工藤铁三郎以及在营口接我的甘粕正彦。在旅顺住在满清肃亲王家的小平总治（我在旅顺曾住过这里），这些人都经常和我见面，板垣征四郎让他们住在伪执政府内。后来上角利一、甘粕正彦移到外面去住了，板垣又介绍中岛比多吉（板垣在旅顺和我会谈时的翻译）也住在伪执政府。在这些人里，我当时信任工藤铁三郎（我听说他是满清陕甘总督升允的用人。升允是一向主张满清复辟的人），工藤又经常表示他不满意板垣在旅顺对我的威胁。他经常表示愿意继承升允遗志，愿为恢复满清帝制而努力。当时我以为他是和别的日本人不一样，是忠于我的。因此，有一天工藤希望我给他起一个名字，我便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忠”――工藤忠――这是表示他忠于我个人的。工藤在伪执政府当侍卫处处长。小平总治（这是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代表，川岛是管理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家中一切，善耆死，川岛仍然管理他的家。川岛芳子，宪均的姊妹，他是川岛的干女儿），当伪执政府内务官。甘粕正彦一度当警卫官，后辞退。中岛比多吉当伪执政府秘书处秘书。

  一九三二年，武藤信义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到东北后，又向我举荐了他的亲戚退役少将石丸志都磨来当伪满的侍从武官，这是在吉冈安直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派来监督我的。石丸常说我不应当干涉伪国务院的，不要驳回它的议案。满洲是内阁责任制。这和后来菱刈隆、吉冈安直的话都是大致相同的。

  （7）伪帝制实施，第一次我去日本

  一九三四年我当了伪满皇帝，接着日本天皇裕仁派他的兄弟秩父宫雍仁到了东北，致贺伪满的帝制实施。并给我日本的大勋位、菊花颈饰、菊花大绶章，给我老婆宝冠章。我招待他宴会、阅伪军。雍仁走后接着不久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告郑孝胥转告我赴日答谢。一九三五年，我上了日本见裕仁，表示对日寇帮助伪满建国和实施伪满帝制以及对派雍仁访伪满致贺伪帝制的感谢。裕仁招待我宴会、阅兵并拜日寇的桃山、多摩二陵。我还见了裕仁的母亲，他领我登土山，无耻的我竟扶着裕仁的母亲上山，途中并作诗有：“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的话来阿谀日寇。在神户途中，伪满总务厅长远藤柳作告我，回去后还要颁发一个诏书表示对日本的感谢。这次我上日本，吉冈安直就开始来了，随我上的日本。他是关东军司令官专派的监督和管理我的人。

  我回到长春，吉冈安直告诉我，等郑孝胥把诏书拿来的时候，让我告他，加上几个字：“我对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满洲国人民应当和日本一德一心”的意思，让我记下来，经我认可（郑孝胥当伪总理时，伪诏书由他起稿。张景惠当伪总理一切由日人总务厅的佐藤知恭作的）。等郑孝胥来了，我告诉了他，他又把文字整理一下，于是在伪国务院就发表了。南次郎关东军司令官告我召集伪总理、各部伪大臣、参议府议长、参议、总务厅长等来伪宫内府，让我发表上日本感想（吉冈在旁边听着），我说不少阿谀的话，主要说明“一德一心”。我说：“如果满洲臣民对于日本不好，就是对满洲国皇帝不尽忠诚；如果日本臣民对满洲国不好，就是对日本天皇不尽忠诚。”无耻的为日寇当宣传品。

  以下是吉冈安直怎样操纵我，我是怎样当日寇的驯服走狗一束：每当我重要谈话之先，由吉冈预先指出谈话范围，写在纸上，让我照这个意思来说。这是对特别召伪总理、总务长官谈话时，以及对年例各伪省长、各军管区司令官报告式、宴会时，如果有特别谈话时都是这样。

  我在伪满所谓地方视察，都先由吉冈通知我，一方面由伪国务院和伪宫内府订出“日程表”。在我到那里之先，先预备好了。等我到了那个地方，伪国务总理、总务长官在旁站立，我在中间站着，伪省长、军管区司令官照例报告，站在那里像念书似的念完了就退下。视察时，吉冈一步不离。这和在长春每年他们的报告一样，他们不能随便来见我。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操纵这汉奸作幌子的例子。后来我还听说，凡是我到的地方，日伪宪兵警察拘禁许多人民，认为有容疑或判过刑的人都拘禁，一直等我多日走后，才放出他们来。

  吉冈对我讲，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当司令官的时候）是你父亲，他是代表天皇的。一九三五年我上日本时，他又说日本皇太后是你的母亲。他自称是我的准家族。当粮谷出荷时候，吉冈便告我找伪总理、总务长官来特别谈话，指示鼓励他们多为日本出荷粮谷，多增产。我执行了强盗的话。太平洋战争起，一次伪军管区司令官照例报告后，宴会时吉冈告我鼓励他们，说明日满一体不可分，伪满军是日军一翼。

  又说，美英敢于侵犯我们，断乎予以歼灭。又一次伪军管区司令官报告前，吉冈交我一张字纸，让我当他们来时，告诉伪军事部大臣，对于伪军队应当用铁石精神、铁石团结练成铁石部队，当日本皇军的一翼。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命吉冈告我，要和我个人订一密约，如果将来我有儿子的时候，五六岁就要离开我，送到日本留学教养，我签字了。吉冈还告我对日本献铁，并将门饰的铁、铜都取下来。后又让我把白金、钻石以及地毯、衣服给日寇，都是帮助日寇的侵略战争。这是到了日寇快完了以前，它愈失败，愈要大肆搜刮，它强迫人民献金献铁。伪满的一个铁石部队长日本人上华北时见我，我宣读吉冈决定，伪宫内府作的所谓敕语，努力维持治安，作皇军的一翼，来鼓励他。当太平洋战起，日寇愈临近死亡时，它就愈要最后挣扎。日寇由关东军选的充当“体当”“肉弹”的士兵，由吉冈带来见我，在他们来的以先，吉冈告我对他们鼓励（这是日寇一面驱使日本人民当兵当炮灰，当肉弹，一面令傀儡汉奸再替他给日本兵鼓励，让他们卖命，增加侵略力量），让我给预备好酒，和他们握手喝酒。最后还让我和这些人一块喊日本天皇万岁。我就这样恬不知耻地，丧尽人格地，唯强盗的话是听。

  一九四一年，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吉冈让我向张景惠表示把正修建的伪宫停止继续修建，为的是节省材料支持侵略战争。我答应，告诉了张景惠。这是我支持日寇侵略战争的又一个罪状。

  一九四○年，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吉冈通知我，上日本见裕仁，迎（他们的祖宗）天照大神来到满洲祭祀。吉冈说：为了表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关系，日满应当有同一的宗教信仰。我说满洲原来有宗教，何必多此一举。吉冈顿时变色说：是奉关东军司令官命令通知你的，这是日本既定方针，没有考虑的余地。丧失人格的我就承认了。在这准备出发时，日寇在我的院子里旁角就开始伪神庙的奠基式了。我出发上日本，吉冈又交我一纸，告我对裕仁说话的范围，主要是要我表示我感谢日本的帮助满洲建国，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的关系，我愿意迎接日本天照大神来满洲国奉祀。我到了日本，见了裕仁同他老婆。当时我就拿出这字纸，一面看着一面说的。裕仁明知故问的说：“这是陛下自己的事，既然陛下自己愿意，我就从命了。”这句话刚说完，顿时起来用手指着早已准备好了的，放在桌子上的一个长方匣和三件东西对我说，这就是神器（镜、剑、勾玉）。

  我接过来，又放在桌上。后由伪宫内府大臣熙洽拿着。裕仁对这事一字不提的，装好人似的问我健康如何，运动什么。我问他健康。这时候裕仁的礼官引导他和他的老婆同我上另一室，看我给裕仁的东西（伪满总务厅准备的搜集东北各处人民的财产、矿石、鱼类、谷类等等）。时间到了，我向他告辞回赤坂离宫。不一会，裕仁回访，对我表示感谢满洲国支援日本的圣战。昧着良心，失了人格的我，又重对他表示感谢日本的帮助建国。后来就说些应酬话。他问我的老婆的健康和家庭情况，对于伪神的事他还是一字不提，不一会他走啦，后招我宴会一次。我见了他的母亲，又看了他兄弟雍仁的病（我后来听说，我上日本的时候，裕仁是派秩父宫雍仁接我的，他不去，他反对伪天照大神移到东北，另外还有别的事，因此把他隔离起来，改换高松宫到横滨迎我。吉冈让我看他病，他躺在床上坐起来，看着完全不像有病样子。后来听说他被隔离到富士山什么地方）。

  由东京我到京都，按照他们规定又到奈良？原神宫膜拜。上？原神宫的途中，我在火车上，心里太难受了，我哭了，当时我只是想到侮辱自己的祖先。由大阪登日兵舰回东北。在离大阪船上时候，吉冈命我同着日本接待员、伪满随员向东方遥拜。在回东北的车中，吉冈早把印好的那个“国本奠定诏书”原文给我看，说这是回国颁发的诏书。我回长春，由伪国务院把诏书交伪满尚书府交我签字后，由伪国务院发表了。伪国务院交来任桥本虎之助（前关东军参谋长、宪兵司令官）伪祭祀府总裁，沈瑞麟当副总裁的任命状，由我签名。经吉冈告我，一方还由伪国务院总务厅、伪祭祀府日本人的规定，由桥本虎之助告诉我每月定期向伪神庙拜。日寇规定伪官、伪军向它拜。日寇的侵略战，每当它的报纸登载日寇裕仁大本营发表侵略胜利时，吉冈也命我向伪庙拜。还让我打电报给裕仁贺捷。

  每一次的侵略者宣传胜利，吉冈都让我给裕仁打电报，一面又让我向伪庙拜。等到他的报纸的报捷消息越来越少，这里的皇军玉碎了多少，那里的皇军又玉碎了多少，这时候吉冈又急急忙忙地让我改向伪庙祈祷了。伪满政权本着日寇的规定，对于伪庙失礼，就是大不敬，受严惩。吉冈又由日本约来一个为裕仁的妈讲他们神道的人，到长春为我讲了四个月的神道，旁边吉冈也听着。张景惠、臧式毅、张海鹏、吉兴等等也在旁边听着，谁要是要睡，吉冈就说这人建国精神不好。在外面对伪官吏也讲伪神道。日寇这种宗教侵略，是企图赶尽杀绝，要消灭中华民族的血统，要使东北人民永远陷入日本的殖民地当奴隶地位。这个滔天罪行必须由下列几个人负责：总主持者是裕仁、主持者梅津美治郎、策划者饭村穰（关东军参谋长）、吉冈安直、星野直树（总务长官），我是施行日本宗教侵略，出卖民族利益的人。我太对不起祖国同胞啦。

  一九四○年正当日本的两千六百年纪念，后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交我裕仁给的日本两千六百年纪念章和支那事变从军章。说日满一体不可分父子的关系以及满洲国对日本物资援助，这对日本圣战有所贡献，裕仁派他送我这两枚纪念章。无耻的我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强盗侵略祖国的纪念章。吉冈让我给裕仁打电报致谢，一面吉冈又命我向伪建国神庙、向天照大神谢恩，他说日本天皇是神，不是人，天皇给的就是承天照大神的神意给的，所以应当向天照大神谢恩。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对美英帝国主义宣战。当天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即派吉冈通告我，立即就颁发一个伪诏书（时局诏书）。他急急忙忙把作好的诏书给我看，说今天晚上在伪国务总理、各部大臣、参议府议长、参议列席，由我宣读。并告诉我如何来说明这个诏书的意思，我答应了。不一会儿，各伪官吏到齐，由我宣读，并先说明，主要就是日本天皇今天下了诏书和美英宣战，满洲国也即时由我名义颁布这个诏书，共同完成日本的圣战等。以后即由我念这个伪诏书。这里主要的话有：生死存亡，断弗分携，举国人而尽奉公之诚，举国力而援盟邦之战。由于这个伪诏书，便把东北人力物力全拿出来为日本强盗的侵略战服务。这就是日寇的将近灭亡之前，还要榨尽东北人民最后一滴血汗，来为强盗贡献生命和财产。日本帝国主义的狠毒，汉奸的我以及伪国务院的一群汉奸走狗的出卖人民，真是罪大恶极。

  一九四二年建国十周年以前，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派吉冈安直告诉我，满洲管日本叫“亲邦”。后吉冈安直又告诉我给裕仁写“亲书”，同时他把拟好的原文让我写下来。吉冈说派张景惠用“谢恩大使”名义代表我见裕仁，对“亲邦”日本十年来对伪满建国、实施帝制种种的帮助表示感谢。我承认了，更〔便〕一面由伪国务院交伪尚书府的“谢恩大使特派状”交我签字。吉冈建议送裕仁的礼物，由伪宫内府准备的屏风等等，张景惠就去啦。

  一九四五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派吉冈安直通知我乘飞机上日向裕仁表示慰问，并送日寇东北大米三十万吨，盐七千万斤。我当时实在是不愿意再上日本啦，我对吉冈表示我有病，实在是不能坐飞机。吉冈回去，过了几天，吉冈告我可以不去了。他说由我名义派张景惠去，我承认了。虽然我没有上日本，可是派张景惠的上日本，同样是我支持日寇侵略战争的罪行。

  一九四五年，苏军大举进攻日寇，解放东北。正在苏军开始攻击，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参谋长秦彦三郎、参谋吉冈安直令我全家以及伪满总理、伪大臣等即日移住通化大栗子沟（经一再说三天出发）。他们说日本军将作持久战，坚守南满。吉冈告我说，你如果在新京，苏联军队来了会杀你的。吉冈到这时候，还预先教我对张景惠、武部六藏等人说，这是日本战略的退却，所以我们搬到通化去，日满的关系是生死存亡，断弗分携，必然获最后胜利。

  我这时知道日本快完了，虽然我素日听反苏宣传，不知道苏联真相，可是这次苏联来，我并没有感觉害怕，当时我心里感到日本运我到大栗子沟，是要杀人灭口。到了大栗子沟，别的伪政权汉奸都回去了，只留我和家里人、伪宫内府的人在那里。吉冈说要送我上日本，想不到飞机到了沈阳，遇见苏联〔军〕，此后到了苏联。

  根据以上事实，我的罪恶是数不尽的。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当日寇的走狗；由伪满的成立，东北成为日寇军事基地，给祖国带来历史空前大灾难；伪满十四年，给东北人民带来殖民地的无限灾难；十四年的伪满一切伪诏书、法令，都是施行日本帝国主义政策统治东北人民的。这一切伪诏书法令都是我签名和裁可才发生效力。这签名的罪恶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这一切滔天大罪，完全是我的责任。

  日寇的军官是常转任调走的，唯有吉冈由中佐到中将，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植田谦吉、梅津美治郎、山田乙三数个任内，十年间没有离开过我，一直到日寇降服在沈阳飞机场一同被苏军逮捕为止。

  特别必须指出，日本参谋吉冈安直对我要求的一切事项，一切都是由我同意施行的。这是执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侵略政策，所有这一切罪恶事实及其后果，我必须负完全责任。

  我初回祖国的当时〔1950年7月〕，在哈尔滨道外，写履历时，还不说实话，如给南次郎写信的事，我竟一字不提，以及在天津上旅顺的经过，我也避重就轻，歪曲了事实，欺骗人民政府，这真是罪上加罪。

  再者，在我旁边还有侍从武官处，有侍从武官长一人，武官若干名。他们的任务是如我出门时或是伪满官吏的亲任式时以及典礼时，武官长、武官在旁站立或随从。其次，武官长和伪军事部有事务上的连系，每年许多次由武官长、吉冈帝室御用挂以及伪军事部联络派遣武官用我派遣名义到日满军及日伪军医院、军事学校等处慰问，回来后作书面报告，由武官长交我看。还有伪军事部把一部伪军出动汇报给武官长交我看。这在伪满成立后都这样作，但是后来自吉冈来以后，过了些日子，便没有给我看。伪军事部决定伪军的出动后，由伪军事部大臣向我做书面报告或当面的形式报告。

  关东军司令官和我每月见三次。和伪总理也有定期的见面。

  植田谦吉

  当植田谦吉当关东军司令官时，当“张鼓峰”、“诺门汗”两事件发生时，植田说过这是苏联军的侵略，日本军为了保护满洲起而应战（事实上是日本军在“张鼓峰”向苏军挑衅。“诺门汗”事件是日本侵犯蒙古人民共和国，苏军以同盟的关系，援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日本侵略者遭到苏军的痛击，完全失败）。植田极力宣传苏军脆弱，不堪日军的一击，说击坠苏军大量飞机、击毁坦克等等。植田特邀我到一个飞机场，让我看苏联飞机和日本飞机起飞速度的比较，一个快的飞机，他说是日本的，一个极慢的飞机，他说是掳获苏军的飞机。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祖国后，有一次植田谦吉对我说，这是中国军队向日军挑衅所引起的。他同样说中国军队的脆弱无能。他宣传日本军接连获得赫赫战果，前些日子占领了多少地方，近日又占领了多少地方。这时日寇操纵伪满报纸也大肆宣传日寇的胜利。当时我的思想，中国是敌不过日本的。我又想过，日本军完全胜利后，它一定公开吞并满洲；日本败了，蒋介石也不能容我。这说明我的封建利己思想，只顾个人利害，随时随地都表现着。

  一九三九年，西班牙驻日本公使兼伪满公使来东北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植田谦吉通告伪满总理张景惠，由日本斡旋伪满和西班牙同日追加入一九三八年的“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经张景惠对我报告，由伪国务院发表。据阮振铎说，这是日本的决定，让伪满和西班牙同日加入日德意三国防共协定。伪满的参加是由日本外务省向德意介绍追加的。当时日本总理大臣是近卫文？，外务大臣东乡茂德。

  一九四一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梅津美治郎的通知，通过伪满总理张景惠告我，派臧式毅当特派大使上南京，和日本、伪汪政权签订“日满华三国共同宣言”，经我认可，并由伪国务院交伪尚书府转交我臧式毅的特派大使任命状，经我签名，随即举行任命式。这个三国共同宣言包括“在互惠的基础上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同盟”。臧式毅到了南京和汪精卫、日本驻伪汪政权大使阿部信行大将签订的。

  张景惠

  从一九三七年，张景惠、植田谦吉订立“拓殖议定书”以后，一九三八年又通过伪满国务院国务会议成立的“开拓总局官制”，它专办理收买土地为日本移民的事。日寇移民预定二十年把五百万日本人移到东北，把当地人民赶走。名义上是收买，那不过是敷衍面子，欺骗人的。就是给的钱也是极少，连房子带地都归了日寇，使东北人民流离失所。我听说早在小矶国昭当关东军参谋长时（大约一九三二年），就曾把开拓要纲草案给伪满民生部大臣臧式毅看过，随后小矶就拿走了。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开拓总局（属产业部，后属兴农部）局长为日本人结城清太郎。我听说在一九三九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曾派参谋片仓衷和伪满产业部大臣吕荣寰、开拓总局长结城清太郎、伪总务厅次长谷次亨以及伪三江省省长卢元善，到东京和日本近卫内阁见面，商洽日本移民事，并表示欢迎日本移民到东北（据卢元善说，他是专为伪三江省要求移民的）。此后，日本移民更加强化。

  （8）对我的用人虐待，对我的妻子压迫的罪行

  我个人生活是在满清封建家庭，一贯养成自尊自大，身份等级观念，奴役为我劳动的人。我对我的用人经常是信疑不决，同时更对他们压迫和奴役。在满清封建王朝专制制度，无论皇帝的叔叔、兄弟、侄子等等都向皇帝自称“奴才”。因此，在我当时，我的用人对我自称奴才，我的侄子以至我的叔叔也都对我自称奴才。我看别人都成奴才，唯有我是高于一切。这说明满清封建制度是如何的腐败、专制。也说明我是如何的腐败专制的罪恶思想。满清宫中素来信神信佛，信占卜星相，无例外地我更是念经占卦，问吉问凶。同时嘴里不断的“大慈大悲”，同时对人打骂。又迷信，又昏暴，又胆小，又猜疑，这是我的阶级特征。过去在满清宫里设有敬事房，是管执行用板子打太监的，偷东西的容疑者还有夹木棍。还有慎刑司，也是执行的机关，打人囚人等。同样是大太监打小太监，一级打一级。而我是谁有错不骂即打。我在北京、天津、长春都一样的常常打骂我的用人。

  我并订出规则和限制很多，不许隐瞒，不许庇护结党，不许有错不管。尤其可恶的，对使用的所谓“随侍”不许他们互相谈话，硬说谈话有了感情，就要彼此庇护和有错不管。这是何等荒谬绝伦、奇特的暴虐。只要别人一起誓如“天打五雷轰”的话，就信这个人确实可靠，或者是确改悔错误了。有一次要赶走一个用人，他咬破了一点手指，流出血，写“如不忠诚，天打五雷轰”，立时便把他留下了。我的侄子，我也同样的打，硬说这是“家法”。这就是封建家长专制制度。后来仍是一贯打人，甚至给人灌凉水，跪铁索，打手板，打木板，打嘴巴更是常事。后来有一次竟发生一件打死人的惨事。事情的经过：我用了些人，专是为打扫、打饭作零事的人，所谓“殿上”“勤务班”。

  他们有许多是从“博济慈善会”来的“孤儿”，这没有父母、贫苦最可怜的人，而昏暴无耻的我用他们的时候，有了错，就命用的人打他们。有一个名“孙博元”的，因为惧怕挨打，逃跑，被抓回一次（我规定过有错，必须管，不管就受处罚），因此，我的用人不敢不打他。当我听说他回来的时候，我也想到他是又冻又饿，告先别打他，让他憩一憩，可是已说晚了，用的人已然打过他了。他连冻带饿再挨打，以致身体不支。我急找黄子正大夫赶紧给他注射救治，但是越来越严重，可怜的他，终于死去。这完全是我的罪恶责任。是摧残自己的同胞，反人道的行为。我对帝国主义，就是那样怕它，它说什么，听什么；对于为我出劳动力受我剥削的中国同胞就这样摧残、暴虐！现在，我认识过去种种行为简直不是人的行为。

  60年代初期照片_老照片_第2张_中国收藏热线

  我吃的饭，是单一个厨房，可是专为我打扫的所谓“殿上”“勤务班”的人，就吃另一个厨房的饭，他们的饭菜是恶劣的，但是我也从不注意好坏和够不够，以致发生叫范楚江的（也叫范博江）勤务班，他打开窗户上我的厨房拿吃的东西，经查出来，也不问他吃饭够不够，竟给扣上偷东西的帽子，又被毒打一顿。像这类打骂用人的实例，是不胜枚举的。我就这样对待给我出劳动力的中国同胞。简直我是走狗、汉奸、恶霸兼而有之。现在我认识我过去的罪恶，我痛恨自己，痛恨封建主义，痛恨帝国主义。今天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低头认罪。

  还有关于我结婚的经过，我愿意说一说。按照满清制度，皇帝挑选充当皇后和妃、嫔、贵人等等。当我结婚前，是由家族和内务府在各处搜集许多女人照片，让我选择。我选定一人名文绣的，她家里很穷。因此，我家里人不赞成，让我重选择。这次选择了荣源的女儿婉容，可是家里人又说啦，文绣的照片曾一度被选中，现在不要她也是不对，可以让他当第二老婆（当时名淑妃），因此，娶了两个老婆。他们之间，我听大老婆的话，经常不理二老婆。在天津大老婆硬说二老婆骂了她，不依不饶，我的大老婆经常以死来要挟，我不敢违她的意，也帮助责备二老婆。

  结果她受不了这气，出去起诉，首先要和大老婆分居，令我一月去几次。终因大老婆的反对，双方离婚了，我给文绣些钱，就算了事。我后来与大老婆感情也就日益不好。在长春我的大老婆和一个当差的发生恋爱，经我察觉，把当差的驱逐走了。从此，更不理婉容了。我打算和她离婚，这时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知道了这事，他说，皇帝皇后没有离婚的可能，因而作为罢论。我又娶了一个二老婆名谭玉龄的，她和我感情非常好。后来她有病，中国大夫说是伤寒病，后又找日本大夫看，起初还很用心，除注射还输血，但是吉冈安直听此事后，把日本大夫找去密谈很长时间，回来后，我就看见他不像以前的频繁诊治和注射。第二天早她就死了。日本大夫说是什么“粒粒结核”，当时我心中想是吉冈害的。不到一个月，吉冈便拿来许多日本女人像片给我选择，我没有看中。他拿了好几次，他问我是不是不喜欢日本人，我说不是，无论什么种族，彼此如没有感情，是终身的痛苦，他也无词。后来又拿来旅大的中国学生照片，并又带来受过日本教育的女学生来见我，我也没有看中。

  他后来又拿来中国女人照片，我希望要一个年少的，他拿来东北小学学生照片，我看中了李玉琴（十五岁）。当时我顾虑，一个吉冈就这样厉害，我怕再来一个吉冈的内面特务。我要和她见面，须双方同意，经吉冈带来，李玉琴也同意了。于是就娶为我的第二老婆。

  这是我过去结婚的经过，一方面说明我过去压制女人，蹂躏女人的封建积毒和婚姻制度的极端专制的万恶，更说明吉冈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至于我任意对人加以私刑，蹂躏人权，违反人道，以致孙博元冻、饿挨打致死，这是我的非人行为。

  以上就是我背叛祖国，危害人民以及个人的暴虐行为。在经过我人民政府三年的苦心教育、学习，我认识了我过去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根本罪恶，我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认清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我现在认识了自己的罪大恶极。现在我诚恳的向我祖国人民政府和祖国人民认罪，请给我最严厉的惩罚。

  ①这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皇姑屯事件之后。

  ②据河本大作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自供材料，溥仪于一九二九年十月曾由其翻译墨田七郎通过荒木五郎（张学良的模范团长）介绍与河本大作连络，表示希望河本大作“来天津访问”。为此，河本大作首先在东京得到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同意，而后到旅顺与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石原莞尔中佐会议，结果取得以下两点结论：一是认为“将来可以利用溥仪解决满洲问题”。其理由有三： “一，依溥仪的性格看，在政治态度上不会有变化；二，以溥仪的满清皇帝的历史，对外宣传上比较方便；三，满蒙地区一般百姓对溥仪是欢迎拥护的。”二是认为 “暂不给溥仪‘皇帝’地位，而先给‘执政’的职任为好”。他们的理由是：如果溥仪当“皇帝”，必设庞大宫庭，经费负担太大；溥仪当“皇帝”，谒见上太麻烦。由此可知，溥仪当伪满执政关东军早于此时就定下来了。尔后河本大作即以平民旅行者身份由大连赴天津，在天津英租界溥仪的一个亲戚家与溥仪见面的，参加者除河本大作外，还有墨田七郎（翻译）、朱某（溥仪的财政管理人）。在会见中，溥仪说“把张学良像张作霖一样的打倒了，把东北的当权者都打倒了”，“才有利于他〔指溥仪〕去东北”。河本大作问溥仪：“将来日本解决满洲问题时，你有否去满洲的志向？”溥仪答：“我经常希望去东北，所以才派人到日本连络的。” 河本大作还说：“关于溥仪去满洲，是溥仪自己与日本军方活动的；第一次与溥仪的交涉则是河本大作进行的。”但溥仪未交代他与河本大作会见的情况，故特将河本大作的供述节录于上。

  ③据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厅警务局高等警务课报告：《从溥仪逃离天津直至就任满洲国执政的经过》记载，土肥原贤二于1931年11月初在天津制造了“天津事变”，溥仪于11月10日离开天津，13日在营口登陆，住于汤岗子，又于18日由汤岗子出发，19日到达旅顺。

  ④据上述关东厅警务局高等警务课的报告记载，伪民意代表共派有两次；第一次在1932年2月29日至3月1日，第二次在3月3日至4日。

  ⑤张景惠等到汤岗子迎接溥仪是在1932年3月7日。3月8日溥仪由汤岗子出发，9日到长春就任伪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