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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四十年来清前史研究述评(9)

2012-03-09 14:21 中国档案学研究 李治亭 2863
清前史是有清一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属清史的“源头”。建国40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段清史的研究几经变化,尤以近10余年来形成研究热潮,成就斐然,举世瞩目。现对此作一简要回顾,对继续推进清史特别是清前史研究不无益处...

  (5)关于清军入关问题的研究,也是清前史研究的主题之一。1985年在长春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清史讨论会,中心议题就是明清之际的历史发展趋势。1994年恰逢清军入关350年,在沈阳举行第七次全国暨国际清史会,主题专论清军入关。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王思治等所论《明清之际的历史应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史学集刊》1985年,第3期),肯定清军入关重建统一的政权,对已东来的西方殖民主义势力起到了抵御的作用。当然,肯定清朝的统一,并不意味着肯定清朝的全部政策。1994年,孙文良等推出新著《1644年,中国社会大动荡》(辽宁大学出版社)系统地表述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清朝统一以充分肯定,也批判清朝的某些极端错误的政策。陈生玺的力作《明清易代史独见》(中州古籍社,1991年)对清军入关前后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给予深刻的论证,肯定清朝入关,明朝灭亡的必然性。与此结论相反,李洵发表《40天与一百年》(《史学集刊》1985年,第1期)。所说40天,是指农民军进北京到被迫撤离,让位给清朝(1644年3月19日——5月1日),是历史的关键时刻,该文断言,由于清朝夺取了政权,使封建社会解体延缓了一个世纪,因而否定了清入关和统一全国的必要性。这方面的成果不多,但却反映了学术界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

  (6)关于人物的评价问题。如前已举例,对清入关前人物的研究最为活跃,成果也最多。这里,既涉及理论问题如何评价标准,也有史实考订的问题。王思治的《关于明清之际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3年第4期)从理论上探讨了评价的标准,其主旨是,处于明清鼎革之际的人物,所处地位不同,遇到的矛盾不同,其业绩和表现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他举例说,多尔衮③有功于国家重新统一,但所行政策不能肯定。史可法是个肯定的人物,并不是从明朝的立场出发,而是肯定他至死不出屈的精神,含有“爱国主义”的内容。王宏志的《论贰臣》(《社会科学研究》1988年5月),是针对被清朝定为“贰臣”的人即降清的汉官汉将做出评价。她指出,清朝是用儒家的传统气节观把他们划入“贰臣”之列,我们不加分析,甚至歧视,是不妥的,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也不科学,应具体分析。如,不愿仕清的故明士大夫,表现出“狭隘民族思想”,“不值得称道”(《中国史学四十年》)。

  对吴三桂的评价而引发出激烈地争论,深刻地反映了学术界不同的历史观。1986——1987年,在近二年的时间里,《北方论丛》展开对吴三桂的讨论,掀起了又一热潮。左书谔首发《吴三桂“降清”考辨》,断论吴氏始终没有降清,时刻准备反清复明。实际是为吴氏翻案。此文一发,迅速引发一场大讨论。黄岩峰、李兴祥、杨丽华、李士龙、战继发、邓中绵、李治亭等纷纷著文(详见该刊各期)从不同角度予以反驳。吴氏降清与否,不值一辨,重要的问题是,吴氏降清如何评价。在吴氏降清之前,早有范文程、洪承畴、尚可喜等一批重要人物加入清政权。学术界有一种意见,把他们统统定为“汉奸”,十恶不赦的“刽子手”,其中最受批判的要数吴三桂。还在建国初,已对吴氏展开批判。(详见前述),至今还在继续,香港特别是台湾学术界对这些人物也持否定态度。如前已提到李治亭、王宏志,各对吴三桂、洪承畴给予了新的评价。他们完全不同意“汉奸论”,明确地说,满族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员,不是“异民族”,不可同西方等国外异民族同日而语。明清的斗争,是中国内部之争,有正确与错误或先进与腐败的区别,所谓“汉奸”之说就不能成立。陈生玺指出,不能“把一切的历史罪责都推在吴三桂一人身上”(《明清易代史独见》)。吴三桂等人降清各有原因,不能以降清与否作为评价的根据。至于吴氏反复无常,是个人品质问题,固然不足取,也须分清主次和功过。归根到底,还是如何看待清朝与满族的崛起。40多年过去了,尤其在新时期,还坚持300年前故明部分士大夫的观点,未免落后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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