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抚顺日伪军警机构以各种借口残害矿工

　　1932年9月16日，驻抚顺的日本守备队、宪兵队对平顶山村的大屠杀，造成3000多村民死亡，其中就有许多矿工。

 

日本抚顺警察署临时派遣所警察（1931年9月20日摄）

　　1939～1945年，仅抚顺警察署特务科就逮捕6411人，杀害中国工人90余人。其中1944年8月至1945年8月逮捕的2265人中，有900人被押送矫正辅导院。“辅导院是阎罗殿，进去容易出来难”，这里每天都有人被虐杀。

　　1941年9月，日本军警在浑河边用机枪扫射正在渡河逃跑的中国工人，当场打死60余人。
　　1942年6月，万达屋30余名“特殊工人”不满于矿方的压迫，日军警用棍棒大打出手，并将其中8人拉到永安堡附近的浑河边枪杀了。

　　1945年6月，日本军警把3名逃跑被抓的“特殊工人”拉到久保町东部舍场，砍头杀害。

　　日本侵略者对“特殊工人”的法西斯统治与虐杀，在对矿工迫害中最具典型性。日本将战俘押运到抚顺煤矿的目的，一方面是用这些战俘补充其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过对战俘进行迫害，实施虐杀政策，逐步消灭这些抗日有生力量，实质上是变相屠杀战俘。因此，对“特殊工人”都是严格集中管理，其居住的大房子周围有电网、岗楼，不准随便出入，上下矿井有武装人员押送。“特殊工人”每天工作时间长达10多小时，连橡子面都吃不饱，日本监工非打即骂，有病不给医治，死亡率很高。据宝田震策交代：抚顺煤矿4万余名“特殊工人”，到光复时仅剩七八千人了。这减少的3万多人除少部分人逃出了虎口，有相当多的人惨死在煤矿。

　　（四）敲骨吸髓阎王殿——矫正辅导院

　　1943年4月，伪司法矫正总局在抚顺等11个矿山所在地设立了矫正辅导院。以后又陆续在各地增建了一些矫正辅导分院，如1944年就在抚顺增建了搭连分院，监舍就修建在东制油厂内。矫正辅导院的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监禁、管理、驱使被“矫正”和被“辅导”者服苦役，以及镇压其中敢于反抗者。

　　抚顺矫正辅导院建立之初由司法矫正总局委托抚顺监狱代管，并任命该监狱副典狱长曾我宗次兼任矫正辅导院院长。地点设在浑河北岸抚顺监狱后迁往新屯以东，龙凤以西一个叫小新屯的地方。正式建立抚顺市矫正辅导院后，其负责人为院长古川英一、横田武极，副院长曾我宗次、小川文其中辅导科下设外役股，外役股下辖三个中队，负责辅导工人外出服劳役。院长，副院长下设三个科，科下设六个股。

　　矫正辅导院建立之后，为了确保收容者的拘禁，使其能“贡献”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预防犯罪为名，到处肆意抓人。捕人的形式大致采取三种办法：

　　一是“个别索出”。所谓“个别索出”即个别逮捕。日伪警察、宪兵依据他们的意愿和判断，对于任何行为中的中国人民都可以随时以任何罪名，加以捕押，其中许多是在街上行走的普通百姓。1944年2、3月，日本警察把龙凤采炭所的“特殊工人”小队长全部抓捕起来，经过一个多月的审讯，严刑拷打逼供，最后终以“政治犯”之罪名，判处劳役，把宋庆昌（新四军连长）、夏俊卿等人押送到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

　　二是“一齐索出”。这是一种规模更大，手段更为残酷集中抓捕中国人的办法，日本当局称为“抓浮浪”。每次集中行动都要抓捕成批的无辜贫民百姓。1944年春，日伪抚顺市警察局遵照地方检察厅次长野田实次的命令，在抚顺的闹市区以“抓浮浪”为名，一次就抓了无辜群众300余人，经严刑拷打后，把其中250人送进了新屯矫正辅导院。

　　三是“平时索出”。这是“不断索出”的办法。各地日伪军、警、宪、特机关，依据两个《矫正法》，只要抓捕者认为哪个中国人有犯罪可能，即可随时把“可能犯罪者”抓捕，押送矫正辅导院，予以“矫正”和“辅导”。

　　据有关资料记载，自1944年8月至1945年八一五光复仅一年多的时间，日伪抚顺市警察局就逮捕所谓各种“案犯”2265人，其中所谓 “造谣犯” 87名、 “思想嫌疑犯” 125名，并有900余人被押送抚顺新屯矫正辅导院。

　　关押“辅导工人”的监舍及“外役”场所，不是高墙壁垒，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铁刺网、电网。监舍所铁窗、铁门晚间上锁，就是上厕所也不准出门。门外有固定岗哨及流动岗哨，警戒森严，日夜看守，使“辅导工人”难以逃跑。

　　日本帝国主义者当时在各个侵略战场节节失利，发展军事工业又急需大量煤炭、石油，为了加速开采东露天掘的油母页岩，新屯矫正辅导院的辅导警察每天把“辅导工人”押赴东露天矿劳役现场挖土方、运残土，为开采母油岩创造条件，从事超负荷的劳动。日本侵略者对待“辅导工人”就像榨油机榨油一样，将他们的所有劳动能力压净抽干，个个枯瘦如柴，只剩一把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