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煤矿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钞票(7)

　　日本侵略者之所以如此不顾中国劳工死活，肆意残害劳工，一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特权地位。作为占领者，日本人既使草菅人命也不会受到惩罚，因而根本不把中国人民的生命当做一回事。一个日本监工把头可以随意打死劳工而无人追究；造成本溪煤矿 1942 年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的重要责任者——本溪煤铁公司炭业部长今泉耕吉只受到一年罚薪10%的处分，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二是中国劳工死亡，对于日本资本家来说在经济上不受多大损失。据资料记载，骗招一名劳工的费用仅需十几元钱，强征摊派劳工的花费更少，而且几乎是无偿使用。而矿工每挖出 1 吨煤，就可为资方创造纯利润约 1.455元。每个矿工每天平均生产煤炭0.53吨，则可创造纯利 0.77元。以此计算，不用 20天，就可抵消资方骗招劳工的费用；20 天以后，完全为日本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劳工死亡可以通过伪满洲国政权源源补充，因此在经济上不会使日本资本家遭受多大损失。而一旦劳工受伤、生病无法为其创造价值时，却会成为他们的负担，因而日本资本家和监工宁可任其死亡或迫其死亡也不希望他们活着。从劳工幸存者的证词中，常常可见到日本监工的一句口头禅：“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就是这一情形的真实反映。

　　工人生存条件恶劣，伙食主要是橡子面窝头，并且吃不饱，能吃上一顿苞米面或高粱米粥就是改善了，工人每月的平均收入只有10.68元，这点少得可怜的工资扣除伙食费4.55元，“寮费”、“电灯料” 等费用5.35元后，所剩无几。住的条件更为恶劣，劳工被招骗或征用到矿上后，住在简易的集体工棚里，一个大屋子里住六七十人甚至近百人，有的下面是土炕，上面还有一层吊铺。几个人一床被，多数没有被褥，“盖的麻袋头，枕的破木头”。屋里冬天冰冷，夏天酷热，蚤蝇肆虐，许多人害皮肤病或肠炎、疟疾。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超出了正常劳动者所能承受的限度，矿工的劳动时间一般都在 10个小时以上，在劳动中稍稍休息一下，就可能遭到监工的毒打。许多劳工由于过度劳累而死。在非人的待遇下，劳工伤病率极高。据抚顺炭矿的一份资料统计，昭和 14年（1939年）抚顺炭矿工人患疟疾的9876人次，皮肤病12933人次，流感7305人次，眼病14093人次，创伤5718人次。全年患病达 57269 人次，接近工人的总数。由于劳工居住集中，遇到传染病流行，便很快蔓延开来，造成劳工的大批死亡。

 　　四、抚顺炭矿“工赁预票”的发行

　　为了进一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榨取更多工人血汗，矿上实行了一种工人小卖店（食堂）制度，这种卖店虽也为“满铁”企业，但其卖店与“满铁”消费组合的经营方式不同，供货的渠道也不同。“满铁”消费组合的经营方式是由“满铁”利用自营铁路运输的优势统一采购，作为一种福利以微利或无利销售给系统内员工。而抚顺炭矿则采取由矿区直营和把头承包经营两种形式，尽最大限度谋利。昭和五年二月取消了以上两种经营形式，改为几个较大矿区卖店（食堂）由株式会社直营，小矿区由商人承包经营。大正八年（1919年），满铁抚顺炭矿在矿内发行了一种与日本在其殖民地“关东州”（大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发行的日殖朝鲜银行“金票”相对应的货币“工赁预票”，用以预先支付矿工工资。当时“满铁”系统包括抚顺煤矿的所有支付手段全部采用金本位的货币“金票”，而广大矿工生活中所使用的货币则为银本位制的货币奉票。“金票”与“工赁预票”相对应，只是名称对应，其实并不能等值流通，这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工赁预票”的使用范围规定，只限矿内部流通使用。这样就形成以“工赁预票”为本币，其它货币的涨跌均不影响“工赁预票”本身的价值，因为货币的涨跌日本人则利用物价来调节，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硬通货”。如果金票下跌，则物价不变；如遇奉票贬值，其物价也随之上调。而矿内的所有买卖均为煤矿的附属事业，而且是永远只赚不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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