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中将藤田茂其人其事(2)

　　藤田茂在华期间，坚决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政策，犯下了严重罪行。主要犯罪事实举例如下：

　　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藤田茂以骑兵第28联队长的身份命令所属部队在我山西省安邑、河津等县进行“讨伐”。他们先后在安邑县张良村、石碑庄、裴郭村，河津县苍底村、武家堡等地杀害我和平居民杨印康、靳天安、刘灵娃等6人，抢夺粮食30余吨，抢走牲畜80余头，烧毁民房100余间。

　　1938年9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我山西省稷山县进行“扫荡”，以机枪扫射杀害我和平居民黄兴海、杨林泉、贺思庆等40余人。

　　1938年12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山西省安邑县一带进行“扫荡”，在三路里村，对躲在窑洞里的和平居民采取机枪扫射、刺杀等残酷手段杀害了邵如意、邵克文、邵申娃、黄庚农等12人，刺伤了邵天喜、吕恒来2人。

　　1939年4月，他以联队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到山西省安邑县上段村进行“扫荡”，用刺刀刺死和推入井内淹死我和平居民贾养玉、段彩桂、贾登科、贾路娃等119人，其中陈满城、董冯庚等6户全家被杀绝，还杀害我被俘人员12人，烧毁民房100余间，造成了“上段村惨案”。

　　1938年8月至1939年12月和1944年3月至1945年6月，藤田茂以联队长、旅长、师长身份命令所属部队“把俘虏在战场上杀掉计人战果”。因此，他的所属部队在山东省“秀岭作战”中先后杀害我被俘人员80余人。同时，他还经常向其部下训示，要以活人当“靶子”，对士兵进行“壮胆训练”；在他的这一罪恶训示下，其下属部队仅于1945年5月至6月在山东省蒙阴、益都、沂水等县将我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当作“靶子”而杀害的，就有赵遵起等100余人。

　　1945年3月，他以旅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在湖北省光化县老河口地区进行“扫荡”，先后杀害我和平居民黄大章、习宝瑞、申重华、毛吴氏等50余人，烧毁民房29间，抢夺粮食50余吨。

　　1945年5月至6月，他以师长身份指挥命令所属部队参加“秀岭作战”，在山东省博山、益都、沂水、蒙阴、青岛、历城等地区内，以各种残暴手段杀害我和平居民杜高志、杜在潮、公丕涣、公旭东、公茂生、公朱氏等600余人，其中被他们抓捕强迫探踏地雷而炸死的有60余人。他们还强迫大批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并且纵容部下强奸妇女60余人，烧毁、破坏民房18000余间，抢夺粮食500余吨、牲畜1600余头。

　　综上所述，藤田茂在参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期间，确实犯有对中国进行侵略战争，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指挥命令所属部队残杀我国和平居民和被俘人员，抢夺、焚烧、破坏我国人民财产，强征和平居民从事军事性劳役，纵容部下强奸妇女等严重罪行。他本人对上述罪行全部供认不讳，认罪态度较好。

　　藤田茂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的最后陈述中说：今天，我通过代表6亿中国人民意志的法庭，向中国人民，特别是向被害者表示真诚的谢罪。在这个法庭里，证人们对我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作了切齿愤恨的谴责。他们的话已经刻画在我心脑深处。我清楚地看到了我自己曾经是抱有何等残暴的帝国主义思想的人。同时，我深刻体会到被害者们蒙受了多大的痛苦，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性。我的忏悔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都是不仁不义的、非人道的。现在我认识到这种侵略战争是为了一小撮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

　　侵略战争，不仅使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同时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它是违反道义的，是人类凶暴的敌人，绝对不能允许它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我是犯了严重罪行的战犯，可是中国人民却保全了我的生命，并且给我无法形容的宽厚待遇。今年4月底发表的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又是多么宽大，令人感激不已。本法庭在开庭前向我送达了起诉书，使我有了充分进行准备的时间，而且又为我指定了辩护律师。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种崇高的宽政策正是中国人民为谋人类幸福和争取持久和平所采取的政策。在这个严肃的、光明正大的、贯串着实事求是精神的法庭里，我真诚接受中国人民对我的裁判。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我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命犹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在法庭上所讲的话，彻底认罪，努力学习，将自己投入到反对侵略战争的斗争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