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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天回忆录—依稀童年(2)

2022-01-30 06:33 新浪博客 格瓦拉小屋 1598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那年叫做康德年。我在幼年时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小学时的主要课程是日语,其次是满语(即汉语)。地图上山海关以外标的是“支那”,家里人是绝不...

    我的童年可分为二个时期:松花江旁的哈尔滨(36-44),浑江岸畔的通化(44-49)。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日本统治下的“满洲国”。那年叫做康德  年。我在幼年时并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小学时的主要课程是日语,其次是满语(即汉语)。地图上山海关以外标的是“支那”,家里人是绝不谈国事的。自己也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稍微长大之后,知道满洲国抓“思想犯”和“经济犯”。我记得有一次在邻居家和一位小朋友一起吃大米饭,忽然听说警察来了,骇得大人马上把米饭都藏了起来。原来中国人吃大米饭就是“经济犯”,是要被抓起来的。可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严历迫害。原来我家里藏有一张我在幼稚园毕业的照片,我身上穿了一件“胡襟”,就是个大围咀,这张照片可能是我最早的了。

  可惜后来遗失。我在哈尔滨上了一年小学,校名叫经纬小学。记得每周一在操场上集合,要唱“日本国歌”和背“国民训”,是用日本话,尽管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到现在还能重复开头几句。现在看电视时看到有奏日本国歌的,就是那首“君之代”。还记得学校里发毛巾,白底兰字,印的是“日满协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

  教师对学生很严格,排不好队就要挨耳光。当时的小朋友中间有日本人,还有俄国人(东北人叫老毛子),还有中俄混血儿(叫二合水)。

    那时父亲在哈尔滨市公署社会科工作,是负责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据母亲说他很勤奋,而且清廉。我记得父亲有个名片盒,里面许多名片,字是坚着排的。父亲的职务是署官,还有原籍也印在上面。

  解放之后我以为从此不会再有名片了,办事都凭介绍信,不曾想事隔四十多年,现在名片满天飞,有的人职衔多的都无处写了,但是都没人再印上籍贯了。再有一个是领带,小时候觉得很好看也很好玩。

  49年之后就成了无用之物。谁知四十年之后洋服、领带又大行其道,连街上骑三轮车的也系了一条脏兮兮的领带,还带一顶文G遗风的军帽,真是不三不四。三十年代哈尔滨市的文职人员全穿西服,还戴礼帽(这种帽子现在北方也常见了)。冬天脚上的皮鞋上有一个毡片起保暖作用。下雨、雪的时候皮鞋外边有一个短帮的胶套,进门时可以用脚蹬下来。这种套鞋我在六十年代去新疆时见过,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休息的日子,父亲总爱带我们去玩。所以至今脑子里还存有松花江、太阳岛的印象。划船啊,戏水啊,充满了儿时的乐趣。再有就是哈尔滨中心区的中央大街,两旁都是高楼商店。觉得有点奇怪的是路中央有一棵大树,好像有点什么神明似的,因为有人供奉。父亲常领我们去中央大街看电影。

  电影院的名字叫“马迭尔”(音)。看什么电影已经记不得了,就记得电影院那个大玻璃门是旋转的,对小孩子来说很好玩。父亲还时常给我买小人书看。记得其中有一套是讲二十四孝的故事。内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王小卧鱼”,画的是一个孩子卧在冰上想为父亲获得一条鱼吃。

  我看了就想,那么厚的冰能够化开吗?有一部小人书(就是连环画)给童年的我引发了许多遐想。

    这部书叫“雍正剑侠图”,主角是“紫面崑崙童林童海川”。我几乎看得入了迷,以为世上有许多这样令人羡慕的侠客。稍大之后又看了黄三太、黄天霸的故事,很有兴趣。大概也是前清雍正年间的故事吧。没有想到的是将近六十年之后,电视里天天讲清朝的事。什么“雍正王朝”、“康熙大帝”,还有“还珠格格”得了奖。大概前朝的故事总是好演吧,一如我儿时看那种小人书,看什么就信什么。

  现今编剧、导演正谈也好、戏说也好,没人去限制。老百姓看的是热闹,管它历史是怎么个本来面目。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了,后世的编导们所以能够发挥,靠的是前世的历史上的真正演员们确实创造了“戏料”。试想三十年前的文G大戏,将来在后世的编导手中说不定怎么精彩呢,说不定会怎么渲染呢。

    童年的哈尔滨还有几件小事留有印象。由于当时的白俄在哈市不少,所以对市民的影响不小。比如食物的名字:面包叫“列巴”( 俄语,无法打印), 

    汤叫“苏伯汤”(      ),土豆叫“泡抬头”(       ),水桶叫“威得罗”(      )。收买破烂的喊“塔拉耶西古拜”(原文如何不得而知)。管市场叫“巴扎”,这个字可能不是俄文,因为几十年后我在新疆,那里的维族人也将市场叫“巴扎”。

  童年时不但这些名字使我至今不忘,就连饮食习惯----比如爱吃面包、西红柿、酸黄瓜、罗宋汤,现在仍然保留。再一个就是童年时有个小朋友叫小葵,是邻居蒋家的女儿,与我年纪相仿。我记得大人在房间里打麻将牌时,我们就躲在角落里一边吃东西一边玩,玩的十分开心。若干年之后二姐曾返哈尔滨打听过蒋家的消息,由于原房屋已早拆掉,就不知他们的下落了。

  童年有一件事很使我后怕。有一次在大院子里玩耍,拾到一个玻璃瓶子,举起来想扔出去,没想到瓶子里流出的残液将我右小臂灼伤,很痛。家里人说那可能是硫酸,幸亏没滴到眼睛上去。现在手臂上还有一点残留的疤痕。父亲在哈尔滨时,可能由于社会上复杂人事关系的影响,寻找精神上的寄托而去信佛。我记得家里有“金刚经”。我父亲还与几个朋友一起搞过 “扶乩”,这是一种迷信活动。

    在桌子上铺满小米(或黄米),然后由两个人双手托着一个箩圈,在箩圈上绑着一根筷子。先烧香请“神”,“神”到之后,两人就托着箩圈在米上走动,于是留下痕迹。旁边一个人就在一张纸上记下一个一个“字”。

  最后将这些字串起来就成为“神”对问题的回答了。我那时觉得非常神秘,长大了之后想,这纯粹是自欺欺人的把戏。不过关键的是那个记字的,要十分聪明能编出一套东西来。如果没有点文字功夫,是演不成这出戏的。(在我执笔重新修改此文的今日,看了个“海瑞”电视剧,那里面的嘉靖皇帝就信扶乩这一套。不过剧中将扶乩读做扶箕,我想应将乩读Lan为对)。

  父亲还参加过“道德会”。我还记得那些会友们都穿着干净的兰布大衫。他们信奉什么,有什么活动,我都不知道。就记得一件事,提倡吃完饭将漱口水咽在肚里而不是惯常的吐出去,我倒觉得有节约的意思。在哈尔滨时我有二个妹妹。记得有一次小妹妹上街被马车轧伤了腿,是被一个俄国妇女救出来的。回到家以后请了中医来接骨,吃药,当时很痛苦,可是后来都没留下什么毛病。关于她俩的故事,可由她俩来补充。

    由于祖父年纪老多病思子心切,召父亲回乡,于是父亲率我们全家1944年回到了浑江岸畔的通化。离开了繁华的哈尔滨,来到辽东的偏僻小城,是我们全家尤其是子女未来命运的转折点。试想如果我们的家庭继续留在哈市,恐怕我们子女后来的道路会是另外一个模样。通化是浑江岸边的一个小城,依山傍水。祖父的家就在江边,江对岸就是东山,郁郁葱葱。比起哈尔滨的住处,这里少了一份喧闹,多了一份清静。父亲回通化后,执教于“王道书院”,是当地一所中学。这还是日本投降之前的事。对于这个学院,有两件事留给我记忆。

  一个是父亲曾带领学生去通化葡萄酒厂“勤劳奉仕”,就是参加义务劳动.当时的葡萄酒是用野生葡萄酿制的。酒味很醇。在市场上是很有名声的。直到现在也很驰名。不过我想已不会再用山葡萄酿制了。再有一件事就是祖父葬礼时,来了许多列队的学生,穿一样的黑色制服,带一样的制帽。他们集体向祖父遗体敬礼。当时我觉得他们都很高大,可能是自己个子小,看他们都是仰视的缘故。我对祖父的印象不深,因为没有多久他就病逝了。

    我只记得一件小事。有一次祖父把我和宝璋(当时叫森林,祖父的外孙子)一起叫到他的床头,从一个木制的盒子里拿出柿饼给我们吃,我们俩个很高兴。当时赵家也住在通化,所以我有机会和宝璋一起玩。有一次浑江发大水,我和他站在岸边往水里扔石子,不小心脚下的土被水冲松动了,他突然掉在水中。我一急马上跳到水里,把他顶了上来,然后自己也爬上来。回到家中的院子里,我们俩都像落汤鸡一样。

  大人听说了情况之后,在我眼里一向十分温和的姑父,朝宝璋屁股踢了二脚,宝璋大哭直来。此事之后姑母一直夸我有司马光精神,其实我当时想是我带宝璋出去玩的,如果落水丢了,我怎么回来交待。赵家的表姐梦梅到我们家来玩,他用铅笔画一个睡在襁褓里的孩子,画得那么像,我们十分羡慕。在此之后的岁月里,我对画画的爱好,宝璋对美术的钻研,以及我弟弟对美术的喜欢,恐怕都产生于幼时家庭,亲戚中成员的自然影响。

    日本人投降,我们方知晓自己是中国人。开始是八路军进城,后来是国民党中央军来了。当时在东北辽宁,国共是拉锯战。八路军进城后,可能由于当时中共的政策,十分注意与当地较为知名的人士建立关系。父亲作为一个教育界人士,是被列为争取对象的。记得有一位工兵部队的赵政委,经常到我们家中与父亲长谈。当时赵政委送父亲的书中有两本的名字我还记得。一本叫“甲申三百年祭”,一本叫“国家与革命”。

  长大了之后才明白,前一本是郭沫若写李自成的,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推荐的。后一本是列宁的著作。八路军的政策是团结、争取一些当地上层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

    父亲确实帮助八路军做了些工作,主要是经济给养方面。有一次父亲与赵政委骑马去一个矿山(好像我们家有矿上的一些股份),回来后父亲讲述骑马的感受。当八路军迫于形势准备跨过鸭绿江向朝鲜撤退时,赵政委曾提出让父亲跟他们一起走。但父亲没有答应这一要求。

  父亲是考虑到家庭的拖累呢,还是基于对形势的估量,就不得而知了。父亲没跟八路军走,这一决定对全家尤其对他个人命运产生了关键的影响。如果他走了,日后再回来,他就成了共产党的老干部了,我们家就成为“革干家属”了,而不会成为后来那样子。

    日本人投降之后,在通化市曾发生了一次暴动事件,是由日本人参加、国民党人参予策划的(此事在史料上有记载)。遭到共产党的严历镇压。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但是枪声不断,早上到江边一看堆满了死人,而且都没有穿衣服,赤条条地都冻成了“白条子”。

  这些都是在暴动中被枪毙了的日本人。暴动是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于是将参加者、嫌疑人拘捕起来,有的立即被枪毙了。他们身上的衣服很快被扒下来,尸体像木材一样垛起来。在八路军战士的指挥下,用绳子拉着尸体在雪地上一个个被拖到江面上,待开春化冰时就沉没到江里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令人恐惧的死人,令我产生对战争的恐惧与厌恶。令我心灵震颤的一件事是,事隔几天之后我和一位小朋友蹬冰车到江面上玩耍,突然在冰雪之中发现了两个小木盒子,我们好奇地将其打开,竟是两具日本小孩的尸体,将我们吓一跳。原来是日本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厄运即到,亲手将自己的孩子扼死装了木盒送到江上的。要知那时,既使日本人不暴动,投降之后被压迫多年的中国人已经积了满腔仇恨要发泄到他们头上的。

    从哈尔滨回到通化,虽然从北国的繁华之都来到了辽东的小城,但是浑江岸畔的山山水水却增加了我童年的快乐。父亲经常带我们到江里去游泳划船。记得有一次我独立地将一支小木船划到了江的对岸,简直充满了无比的成功喜悦。那时的江水清彻见底,我和小朋友们总去钓鱼、捕鱼。捕鱼的办法是找一个搪瓷脸盆,上面蒙上一块布,然后在布上挖一个小窟隆。在其旁边放一小块用面和酱挖成的小团。将脸盆沉到浅处的江底,鱼就过来吃食(闻到了香味),于是不幸被诱入盆中。过一段时间之后,将盆起出,会捉到许多小鱼。拿回家中洗干净再放点盐晾干了,用油炸过是很好吃的。

  因为常在水中玩看到有些大人会游泳,自己也模仿看,用两友手撑在江底的石头上往前走(当然是在浅处)。后来不知怎么的,会漂浮起来,再用手一划就可以向前了。当然没什么姿势,就是“狗刨”,,或者是头歪着侧泳。后来看到纪录片中毛泽东也是习惯于这种侧泳的方式,我想他也是小时候自己摸索,无师自通的吧。

    对小孩子来说,过年是最愉快的事了。在通化过年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父亲领着我们做灯笼、贴对联。他在制做的灯笼上写“皆大欢喜”四个字,当时我就不懂那个“皆”是什么意思一直想了很久。他还把一个灯笼挂在院子里一根竿子上,灯笼上写着“太公在此”,当时也不明白,后来知道是姜子牙的故事。父亲还找个些泥巴,用手掐成小猪、小狗等小动物,干了之后还上了颜色,十分地好玩、好看。

    然而愉快的时光不长,很快八路军退却走了,国民党进城了,我们家的命运开始变化。父亲已经失业无事可做,有时到市场上去卖书和古玩、杂物。恰巧有一位到东北来接收的国民党大员叫王育文,是父亲大学时的同学,来到通化以后,发现父亲没有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就劝说父亲出来工作,于是给他下了个委任状,国民党通化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宣委科长(执行委员相当于现在的常委)。

  据母亲讲父亲当时无意去做这件事,是母亲出于生活的考虑,催促父亲去上班的。谁知这一去惹下了日后的大祸。父亲仅仅上了三个月的班,八路军又打回来了。父亲可能考虑无颜再面对原来劝他一起走的共产党朋友,只好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了。撤到沈阳以后,遇到二舅父,得知国民党已无前途了,不能再跟国民党走了,这就有了以后抚顺的故事。

    父亲走后,家庭陷入异常困难的境地。大姐、二姐去卷烟厂做活。在家里也得干活。干得最多的就是推磨。将包米用石磨碾碎成粉,然后贴成饼子吃。我也推过,只觉头晕脑眩。妈妈还去市场上卖汽水赚点钱,所谓汽水,就是自来水加上糖和加点香精,不少人都这么做。还让我去卖香烟,将一个方盘子用带子挎到脖子上,出去叫卖。可惜我腼腆、害羞,卖不出去多少,这是我性格中极软弱的那部份。

  妈说我只是个念书的材料。为了生计,我们姐弟妹常去江边扒树皮。当时从浑江上游运下来许多木材停放在江边,其上的树皮可许人自由扒下来,回去烧火。我还跟小朋友们到江对岸的树林中去拾树枝,背回来当柴烧。还有一件事记得很清楚,就是到江对岸的火车停留处拣煤。那些装煤的火车一停下,人们就上去往下扒煤装到口袋里扛回家。冬末春初时江面很危险,冰层薄,而且冰是竖槎的。

    有一次大妹苏蕴就掉在冰窟窿中,被捞出来满身冰水。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我想母亲的操劳是难以想像的。那时毕竟还小,只知道皮毛。现在年纪大了,再去想那段岁月,能够体谅母亲的一、二了。我那时已经在小学读书了。记得叫“中苏友好小学”,我读四年级时参加全市会考获得了第一名。颂奖会上请来一位辽宁省的名人车向忱(解放后曾任辽宁省副省长)讲话,我记得他是个小老头。

  可能是为了增加气氛,讲话时将手掌往桌子上拍,不巧拍到了一颗倒立的图钉上,使他十分难堪。我们是又好笑、又害怕。因为是我们布置会场时往桌子上钉桌布,忘记将那板剩下的图钉拿走。我还记得我在班上当过班长、当过生产委员,同学中有人犯了错误,我先挨训。

    在通化从44年住到48年底。当获得父亲确切的消息后,母亲先带着我坐火车经梅河口到了抚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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