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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新天回忆录—新疆岁月(6)

2022-02-27 06:47 新浪博客 格瓦拉小屋 2839
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25-39岁)是在这遥远的新疆渡过的。但这并非我的主动选择,而是无可奈何的服从。从此在我抑郁的心情上又增加了一种悲凉感。像许多当年被分配到新疆的青年一样,心头总是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每当我在校园里散步,望见博格达阳光下璀灿的雪峰或者夜月中苍茫的天山时,...

  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25-39岁)是在这遥远的新疆渡过的。但这并非我的主动选择,而是无可奈何的服从。从此在我抑郁的心情上又增加了一种悲凉感。像许多当年被分配到新疆的青年一样,心头总是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

  每当我在校园里散步,望见博格达阳光下璀灿的雪峰或者夜月中苍茫的天山时,不禁产生天涯沦落人的感受。君不见当年的纪昀(纪晓岚)、林则徐不都被眨到这塞外的戈壁吗?不过作为大家,他们并未气馁,仍然为人民做了些好事。

  我并非名人,只是一个年轻学子,我也要珍惜自己的年华。所以尽管远离家庭、运离母亲,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我将全付精力都贡献给边疆的教育事业了。

  十四年后当我在乌鲁木齐火车站与朋友及师生们告别的时候,看到那么多学生前来送我,看到好友李健随着已启动的火车奔跑,向我挥手告别,我不禁热泪盈眶,十四年的奋斗满足于此情此景了。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新疆的印象应该是“在那遥远的地方”。由北京乘火车经郑州到兰州换车,再由兰州到达甘、新交界处的尾垭下车。(那时火车只通到此),然后坐大卡车,将行李坐在屁股下面,花二天二夜时间,到达乌鲁木齐。在火车上的光景还好过。同行的有二位北大毕业的少数民族同学,一男一女。

  他们俩个在北京呆了好多年(从中央民族学院升到北大),生活习惯已经汉化了。他俩在车上大吃猪肉,说回到乌市后就不能吃了。那位女同学还说回到家乡后就必须穿裙子了。转乘大卡车之后行路就非常艰难。记得是在晚上到达七角井这个地方,是个大风口。大风吹得人都直不起腰来,不知是谁的帽子一下卡车就被风吹得无影无踪。我们都双手捂着帽子低头弯腰顶风往前走。此后我再也没到过这个鬼地方。

  由于兰新铁路线不断往西延伸,火车不久到了鄯善,又到了吐鲁番,到了达坂城,最后到了乌鲁木齐,这是我进疆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据说“乌鲁木齐”是蒙古语,意思是:好牧场。在西进的路上我的体会也真是这样。从河西走廊走出,一路上戈壁、大漠,除了石块,沙堆,几乎没有一丝生命。如此荒漠寂静,令我想像月球表面上大概会是这样吧。在穿过无限的戈壁沙漠之后,如果你突然发现一丛绿树、一泓池水,你立刻会感到“绿洲”的含义。

  那时喜悦的心情是无可比拟的。新疆大学原名新疆学院是三、四十年代新疆唯一的高等学府。扩建后的新址在乌市北部叫二宫的地方(现在是新疆科学分院所在地)。在盛世才统治新疆的年代,中共派往新疆的林基路曾在此校担任过教务长。当时中共派去的干部陈潭秋、毛泽民都曾在新疆政府中担任要职。还有一批文化人也到了新疆,如杜重远、茅盾、赵丹等。在第二次大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格勤大战前夕)盛世才突然变脸,从亲苏联共的立场变为反苏反共,残酷地杀害了陈、毛、杜等人,时称新疆的“4.12”政变。

  直到坑日的后期,才陆续将囚禁的共产党人释放出来。而文G期间,新疆则成为重点档案审查区。因为后来不少身居要职的共产党人都在新疆坐过监狱。毛远新的名字与此有关。他的母亲朱旦华以及杨之华(瞿秋白夫人)都曾在新疆蹲监。我们去新疆大学的时候,校长是包尔汉。他是新疆历史上的“四朝元老”。

  “四朝”指的是杨增新时代、金树仁时代、盛世才时代以及国民党时代。包尔汉据称是乌兹别克族,曾在德国柏林大学读书(陪金树仁儿子)。精通俄、维、汉三种文字,编过此三种文字的大字典。中苏分歧公开化之后,中央对新疆上层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就很重要。所以中央决定增强对新疆大学的领导,加强其力量,以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去支援新大的。北大、北师大也都派了相应的师资到新大来。清华去的人主要是建立工科。

  到新大以后我相继开出:“机械原理”、“机械另件设计”、“液压传动”、“机床概论及运动学”、“机床设计”等课程。新大的工科合并到新疆矿治学院之后,开始担任“机制教研室”副主任,由于正主任长期有政治问题,我实际上主持教研室的工作。矿冶学院后来改名为新疆工学院。(2000年又归入新疆大学)。机制教研室当时是工学院最大的教研室,共开七门课,并负责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

  在我们未到新大之前,新大并没有工科。我们到来之后才创建的。以机械系而论,经过我们的努力,1963年才有了第一批的毕业生。为了这批毕业生,我们确实付出了不少精力。

  当时编写教学资料、设计参改资料,自己动手刻蜡板。甚至寻找绘图板以便学生进行设计,建设实验室,开辟实验项目,全是我们的工作。机械系的教师队伍非常年轻。除了系主任(李荫志先生)是50年代早期毕业生之外,全是五十年代中、后期毕业的,以清华来的为主。

  所谓“清华一个虫,出来一条龙”。在清华当个小助教,眼睛往上一看:师父、师爷,祖师爷···,不知哪年才能开课。到了新的学校,今天报到,恨不得明天就叫你上课。当然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业务、教学上的成长,缺乏指导,缺乏经验,全要靠自己去闯。新大的制图教研室从清华来的有林学熹、刘绍华、裴玉崑;金工教研室从清华来的有胡湘楠、李恩培;力学教研室从清华来的有朱正洪;机械原理教研室从清华来的有宋鸿仪、仇素芹;机制教研室则有李润滋和我。

  更名为新疆工学院之后,教学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便开始搞科研。我们搞了水射流元件、电加工机床等项目。另外与新疆建设兵团汽车大修厂合作,搞成了一台电脉冲加工机床,很受厂领导及工人的欢迎。

  后来又搞了电加工线切割机床。刘少奇主席视察新疆之后指出新疆的基础工业比较差,而我们校的机械系师生及附属机械厂艰苦努力试制出了C620车床,自治区则把筹建“新疆第一机床厂”的任务给了我们。这对于我校和机械系,无疑是个大好事。

  我配合一机部派往前来的设计组(组长是60级清华毕业生)一同搞工厂设计、平面布置以及设备选型。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这项工作时,不幸“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是1966年。

  应该说新疆自治区发展到1965年还是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新疆工学院也是如此。我们的教学工作日益走向正轨,科研工作也逐渐开始。为了使新疆的大学生有机会了解内地,我们安排学生分别到上海机床厂、洛阳拖拉机厂、沈阳第一机床厂、长春汽车厂等国内知名大厂进行实习。我曾多次率实习队去洛阳,在洛阳的三个大工厂(拖拉机厂、轴承厂、矿山机器厂)实习。在火车上同学们给旅客演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歌曲。

  那时新疆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天山的红花”在国内很受欢迎。影片中的演员有的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由新疆同学来唱这些歌曲非常中听,因为能把握住少数民族曲调的味。

  我带领的实习队在沈阳机床一厂实习时,参加高校联队与厂队比赛,我们竟上场三个队员,显示出新疆学生的体育水平也不落后(当时清华、东北工学院都有实习队).那一年新疆女蓝在全国夺得了冠军,也为新疆人争气。我们的实习队在全国各实习厂地都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欢迎。

  记得少数民族同学在休息日时跑到洛阳街头去玩,走到电影院门口,竟被当成阿尔巴尼亚贵宾给予接待。那时候到中国的外国人极少,看到高鼻子大个人又穿着西装的人,误以为是中国人的“真诚朋友”---阿尔巴尼亚人了。(那时中国大概就这么一个朋友,被称为欧洲的一盏明灯)。

  新疆的文化大革命是从“破四旧”开始的,然后就是批反动学术权威、批走资派。学校的教师、系主任、院长直至党委书记都受到冲击。分成二派之后,问题更加复杂了。当时的造反派叫“红二司”。我也算是是这个派的,因为好朋友都在这个派。我也参加写了一些大字报。毛主席号召我们闹革命嘛,号召我们向反动路线开火,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最严重的事是军队介入学校。空军(蓝裤子)支持造反派,陆军(黄裤子)支持保守派。于是从学生们(红卫兵)的裤子颜色就可以判别是哪一派的了。

  军宣队支左进入学校以后,我这个基层当权派也被弄到所有当权派一起参加学习,脱离群众组织。其实我思想上早有“消遥派”的意识了。当时我逐渐从盲目热情参加群众运动(与以前历次运动中必须听党的话一样)的状态中有点清醒过来,隐约感到问题不像报上宣传的那么简单,似乎中央出了什么问题。从现实上看,当时的学生以及一些年轻教师满腔热情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文攻武卫”。

  两派都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小兵,都自称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却彼此拼的你死我活,无辜牺牲了多少性命。现在来看这个问题很清楚,可当时“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年轻学生,哪里知道他们宝贵的热情、纯真的信仰却追求的是一场无谓的“历史的误会”呢!因为我是个小当权派,平时也没得罪过什么人,所以在两派斗争时,没受到皮肉触及。但我们系主任都遭到严重的身体摧残。有一次军宣队组织我们开学习会,有个保守派的群众组织来人把李主任叫了出去,直到散会也没回来。后来听说叫学生打了。

  晚上我到他家里去看他,见他脸朝下躺在床上,背上全是紫色的血瘀,惨不忍睹。据说是用钉满了铁钉的木板打的。就因为他讲了几句对保守派组织不利的话,被该群众组织叫去毒打,一进门一个耳光就把他的眼镜打飞了。那天晚上他流着泪对我说:我入党这么多年,就是今天受的教育大。我能够当天晚上去看他,也是顶着一定压力的。因为这时在一般人看来此人一定是有严重问题的人,不能跟他沾边了。所以有些平时对领导围前围后的人,现在绝不会再去看他。在剧烈的政治运动中是最能暴露人们的咀脸的。

  工学院文G中直接对我的生活造成威胁的就是“5.29“事件。那是68(?)年5月29日,工学院成了两派武斗的战场。那天上午我去红山浴室洗澡(校内浴室已无法使用),身上就带了点钱,连手表都没戴。洗完了澡接近中午,听说明园一带打起来了,根本无法回校。

  我没有办法,只好在街上徘徊游荡。饿了,又没带粮票,只好买烤羊肉串吃了。由于实在太饿,一口气吃了十串。本来我是不吃羊肉的,这是进疆以来第一次。下午到人民公园里休息,在小溪旁坐了很久,在清沏的水中洗了手,甚至洗了脚。无奈之中体味着一个无家可归人的心情。

  今天晚上怎么办呢?正在焦虑之际,真乃天无绝人之路,遇见了工学院矿山系一位同学,其实我并不是直接给他授过课的。他非常热情,在知道我回不去的原因之后,主动带我到他家里住了三日。现在我已记不起这位同学的名字,但一个在危难之际受人帮助关怀,那音容笑貌是永远忘不掉的。离开他家之后,我又到张维工作过的医院同事那里求助,于是在一个托儿所里住了几日。

  这时工学院方面有点松动,我就冒险回去一次,在好心同学的代领下走到自己的房间,急急忙忙将东西整理了一下,还睡了一晚。当夜战斗仍未停止,还有炮声。我躺在床上数了一下,大约一个小时左右,有一百多发炮弹爆炸声。我想只有听天由命了。万一有一发炮弹落在我的房间里,我就玩完了。我还想了个予防办法,用一只小铝锅当钢盔倒扣我的头上以保护脑袋,戴了一会觉得很难受,又一想炮弹比铝制品要硬得多,戴了也没用,摘下来吧。

  这时,工学院内各楼之间都挖了战壕作为通道。两派在这里正展开巷战。我第二日离开工学院就跑到鲤鱼山新疆医学院中学同学关华忠那里,他也给我安排在一个幼儿园(已无小孩)住了一个月左右。由于工学院的两派已经和社会上的两派相联合,战事和对峙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我就买了火车票万里迢迢回到了东北。坐火车当中有两件“文G轶事”应该记下来。其一是我的邻座有个青年在浑暗的灯光下饶有兴趣地在看一本书。

  没想到过来一个巡视的战士要检查他看的是什么书。当他翻到那书上的插图上画着穿着古代服饰的人物时,他就要没收,说这是封资修。那个青年人说这本说是中国民间故事,有插图那一页是黄巢起义。无论怎么申辩那个战士非要没收这本书不可。那个青年人急了大声说:“枪毙一个人还要公布罪状,枪毙这本书你有什么根据?”两人口角之中吸引了许多人围观。

  不一会来了个班长模样的人。青年人将书翻到了一页上给他看,这一段是讲:“朱德的扁担的故事”,你能说也是反革命吗?问得那个班长哑口无言,但无论如何还要维持其尊严、行使其权力。迫于无奈,青年人只好将书交上去,自己扒在小桌子睡觉了。没一会,班长过来叫醒了年轻人,送他一本红彤彤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请他读。这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短剧让我深思很久。文G文G,文化大革命,应该是“大革文化命”。

  连看书的要权利都没有了,人类还能进化吗?社会还能进步吗?文化、知识都成了可怕之物,都成了罪恶,多么荒唐的年代。我在几天的行程中,当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都不敢以实话相告我是当教师的。第二件轶事是火车进了山海关,恰是清晨,硬座上的旅客东倒西歪、睡眼朦胧之际,都被列车长、列车员叫醒,都得在座旁站起来。广抪里抪出了歌颂红太阳的乐曲,列车员带着大家跳“忠字舞”。

  列车在急速前进,车上的人晃晃悠悠,伸胳膊伸腿,我也在其中,这是对伟大领袖表忠心啊,你敢不表吗?那时全国人民都被笼罩在一片表忠心的氛围之中。记得有一次在抚顺去百货公司买东西,广抪里突然传出“祝伟大领袖万寿无疆”的声音,于是人们像被点了穴似的,全都定格了。

  还有一次在小饭馆里吃饭,没吃上几口,饭店领导就举起了小红书,大家站起来跟着念语录。最为可笑的是一次到公共浴池中去洗澡,刚脱光了衣服,忠于毛主席的看澡堂的老大爷进来了,手举小红书领大家做三忠于活动。一个个赤身裸体,“吊儿郎当”的,念起神圣的语录,似乎无人觉得尴尬。我侧身其中,心中一片茫然又是哭笑不得,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绝伦的岁月。

  以上几件小事若干年后如果谁拍文G电影,倒不失为绝好的细节呢。还值得一提的是,在抚顺下火车时是上午,正赶上抚顺两派发生武斗。(1967年7月27日)大约有100辆大卡车在站前广场一带混战.头戴红盔的是抚联,绿盔的是红工联,武器是大刀长矛,还有自制的炸弹.那次武斗死了十来个人.

  从抚顺再回新疆时,我在十一号楼的住室已被洗劫一空,更为可怕的是床底下堆放着炸药,柜子里摆着自制的手榴弹。那个晚上躺在床上吓的我都不敢翻身。我的被褥、衣服,甚至钢笔、书籍都被劫走了。在好心的同学帮助下,好歹我将被子找了回来。

  经过战火的洗劫,工学院是千疮百孔。校园临墙增加了十个坟堆,是武斗中被打死的学生。立了坟头还不算完,造反派学生还不时把当权派抓来,按着脑袋在坟前磕头。不久军宣队领导开始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

  第一次开会,要排队走进大礼堂,但见礼堂门口两侧是背着枪的武装战士,而且刺刀上膛,闪闪发光。教职员从这些面无表情的战士们中间走过,一个个面色苍白,犹如绑赴刑场的犯人一般。开会宣布检举揭发开始,有人就跑到前面一说,会场上一阵骚动,只见两个红卫兵架着一个被揭发的人将其扭送到台上。记得有个年纪不小的女

  职员,平时聊天中说了“大跃进”的“坏话”,这时被揭发出来扭送到台上。若不是两个红卫兵左右两侧抓着她胳膊,她几乎要摊倒在地。看到一个个被扭送到台上的“阶级敌人”,我也吓的够呛。因为在此之前,我被贴了不少的大字报,揭发我的“反动言论”。其中有的揭发我借曹操杀杨修的故事影射文化大革命;有的揭发我“一听说阶级斗争就头痛”;有的批判我的“反动文艺观点”,···。在这样的揭发大会上,我们系的林XX(也是清华校友,55级毕业)是最害怕的,第一次会上竟吓的尿了裤子。

  第二次大会之前,我的心有点底了。因为军代表派我参加会场布置,写大标语。我想可能没有我的事了。

  事后,军代表曾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没什么问题,就是中封资修的毒太深”。后来了解到这个军代表是军区文工团的,是搞美术的,算个知识分子,所以还有点共同语言吧。“一打三反”之后不久,就下乡了。下乡的地点是昌吉自治州的米泉县,离乌市不远。

  记得我们是走路去的,身上打着背包,咀上还唱着革命歌曲。那时候大兴所谓“拉练”,就是跟部队学,打着背包行军。记得有一个晚上正睡觉时被哨声惊醒,急忙穿衣打背包集合出发。那是在冬季,茫茫雪地上,一会是跑,一会是走,一会又得卧倒,再一声令下爬起来往前冲。过了几个回合,集合队伍一点名,少了好几个人,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对这一群文弱书生进行如此的军事训练真是难为他们了。

  在乡下,晚上是搞运动开会。白天就是劳动。割麦子最吃力的是腰部,一天下来真是腰酸背痛。有位年纪大的老师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跪着割。在两个膝盖上缠些棉花和破布。对着这些蓬头垢面,满身褴褛的人,有的农民就说:“这都是反革命”。割了几天麦子之后,发现左手指甲隐隐作痛。原来不断用左手抓麦子,指甲就被麦杆磨薄了,这是以前没有体验的事。晚上睡觉的地方原来是个大粮仓。头朝着墙,一个挨一个排成排。

  有问题人的头上贴着“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标语。晚上睡觉时老鼠吱吱叫,早上起来,有人在枕头下发现了压死的耗子。由于水土的问题,饮食改变以及消化的问题,劳动当中屁多、尿多。知识分子苦中作乐,传出了“尿多斯基”和“屁多洛娃”的雅号。还有一位仁兄在严肃的会上拚命蹩屁却蹩不住,使得屁股下面的木板发出奇怪的声响,会后大家逗他,他硬说不是放屁,是肠鸣,从此这位仁兄获“X长鸣”的浑号。运动与劳动相结合,有一次晚上开会,喊口号。

  我们系有位老师,平时就有些口吃,说话不俐索,竟把“打倒王思茂,保卫毛主席”喊成“保卫王思茂,打倒毛主席”,一下子成了反革命,被架到前面去低头、弯腰,接受批斗。那次开会是与村民一起开的,领导开会的人是民兵队长。后来这位老师(也是清华校友,55级毕业)偷偷地告诉我,那天晚上民兵队长曾请他到家里去喝酒,可能是对白天的事表示歉意吧。真是一出出荒唐的闹剧!

  在农村的后期,由于我人缘较好,就不叫我去劳动了,调到炊事班做饭。开始是劈柴、烧火、干杂活。后来分为“面案”,可和面揉面、蒸馒头。大约有四百人吃饭,我和一位大师付揉面,满头大汗一边揉,一边往下滴汗。到最后,大师付说我们自己吃的,要多揉几下,这样的馒头好吃。不到厨房,不知道“人多好吃饭”的道理,但见面粉袋一天天地减少,需要及时地补充。晚上无事时就躺在院子里的麦桔上,看满天繁星。

  有一位地质系的徐老师(曾任校团委书记)与我挺谈得来,就给我讲星座、讲天文,还讲到地壳运动和“板块理论”,引起了我对天文的兴趣。休息日跑到镇上的小书店,竟发现了一套“大众天文学”(四册),16开本,文笔好,还有照片,是法国一位天文学家写的。买到手后十分喜爱,读到关于地球、月亮、太阳、星系的描述,为作者的文采所吸引。可惜后来搬家时不知怎么丢失了。

  当地的农民大多是从甘肃移民过来的,保留着甘肃的饮食习惯。比如早晨一起来,先去割二小时麦子,然后回来吃饭。并不是吃馒头,而是吃面条。这种面条和面时加水很少,揉面时很费力气,就用一根大木杠子,在前面拴一个支点,扛子的中间压面,这边头上用手按,有时就用屁股压,可以把面压的很结实。擀成片再切成条后下锅煮。捞到大碗里以后用油泼辣子(将热油浇到干辣椒面上)一伴,吃下去非常耐饿。

  当地农民还会做一种血馒头,就是用猪血和面来蒸馒头,蒸出的馒头呈紫色。说起猪血,还有一个笑话。有一次队里宰猪,共宰三头,社员派一位教政治课的老师去担任加盐和搅拌的任务,被他弄的一塌胡涂。原来他用一只盆接了三个猪的血,再一搅拌,完全凝成块了。被农民骂到:“你们这些臭老九真笨!人有血型,猪也有吗,怎么就不知道!”骂得这位老师无地自容,三头猪的血全被他浪费掉了。

  下乡九个月之后又是下厂。选的是生产建设兵团汽车大修厂,地点在北门外的水磨沟。其实这个厂是我最早联系学生实习时接触的。到厂里后帮工人搞革新,还给他们讲些技术课。工人和农民一样,总体上都是很淳朴的。每到节假日去他们家里,都非常热情地招待。由于去这个厂时间很长,交上了几位朋友。有一位既是我的校友,又是我的老乡(左铁强,其父是张学良的私人医生)他的夫人(吴国健,左宗棠的后裔)还是我的学生,直到如今,我们还保持着联系。

  1972年新疆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不但被恢复了教研室副主任的职务,而且暂被调到教育局担任直属招生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全自治区招生及向内地推荐学生的任务。第一件事就是拟定文化考试的题目。

  当时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第一步是群众推荐,第二步是文化考试,第三步是考核录取。由于我是从工学院来的,理工科的文化考题就由我来出。把我关在一个招待所里三天,把题目弄出来了。按上面的要求,题目的水平也就是相当于初中。不料就这么简单的题目竟然闹出笑话来。考完试后,由来自各大学的老师集中评卷。

  一日,新疆大学一位老师匆匆来找我,指着一份答卷上的答案说,这个题我能打X吗?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的这道物理题目是:“一个小小的铁钉能沉到水底,为什么一艘钢铁造的大轮船却能漂浮在水面上?这靠的是什么?”在该卷的答题处写道:“靠的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道题的本意是测验考生是否知道“浮力定律”(亦称阿基米德定律,在文G中不能提洋人名字)。

  没想到这位考生用政治来答物理题,叫人啼笑皆非。可是对判卷老师来说,他绝不敢在“毛泽东思想”上打X的,只好推给我。我一看也没辙了,只好找招生办的主要负责人云光局长(自治区教育局长,原北大哲学系教授,来疆后曾任新疆大学校长)他看后哈哈大笑,把卷子拿走了,算是给我解了围。需要说明的是这件事是出现在辽宁张铁生“白卷英雄”事件的前一年。

  如果此事出现在张铁生之后,其结果就要另当别论了。还有一位考医学院的考生,答不出卷子上的问题,却在旁边写道:如果准许我考入医学院,我将献出家传的治疗痔疮的秘方。我也将此卷交给了云局长。由此二事可见,第二年出现的“白卷英雄”事件并不是孤立的,在全国都有普遍性。1973年新疆再度招生,教育局的同志还要调我去搞招生工作,我估量形势,觉得若再来一次文G,可能我就首当其冲,于是婉然谢绝了。

  当了半年招生组的头头,体会到了掌权的滋味。1964年领导我们搞社教运动的张老太是新疆大学党委温书记的老婆。那时在会上当众审查我家庭出身,一付官老爷的架式。现在她带着孩子来找我,一付恳求的咀脸。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疆军区某部长的秘书,半夜敲我的门,见面就一个军礼。赛福鼎(自治区主席)的秘书也送来条子为某考生说情······。

  这一段经历使我或多或我少了解了过去根本不了解的官场是怎么回事。我在当时已提出调回内地解决两地生活的申请。但总得不到批准。为了打通工学院领导这一环节,我找到接近领导的一个机会。那就是工学院X书记的女儿正在准备考大学复习功课,正巧不知怎么的找到我来辅导。于是我买了成套的书送她,并不辞辛苦从明园到二宫(约有10多公里)去她家里辅导,借以联络与X书记的感情,以早日批准我。

  这一招果然有效,不久校党委批准我的申请,再一个关就是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的批准。由于我在教育局工作时经常进出自治区党委的大门,经常去组织部(他们那里也有招生的任务),所以和他们比较熟了。

  当我向他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真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困难。马上从申报材料中将我的材料找出摆在上面,以便及早批准。我能获得批准离开新疆与我这一段的工作不无关系。过去一直在下面每天默默无闻地奉献,有谁去同情你呢,有谁去关心你的疾苦呢?后来曾看到上海有个话剧(或是小说)叫“假如我是真的”,很能理解。

  1974年12月下旬我接到批准我调转的通知时,我正在洛阳拖拉机厂带学生实习。我马上启程回疆办理手续,于74年12月31日赶回抚顺,结束了我十四年新疆生活。

该文章所属专题:苏新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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