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16的新年

时间的指针指向1615年，这时的努尔哈赤，对外统一建州，吞并哈达、辉发、乌拉、叶赫，气势如日中天，国土绵延千里。对内建立八旗制度，搭构内阁雏形，具备称王称汗的客观条件。第二年，即1616年正月初一，经过精心筹备，趁着新年的喜庆，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努尔哈哈正式登基称汗，国号后金。年号天命。

后金国宣布成立，组成内阁班底，搭建了一套简单的军政机构。说它的中央中枢相对简单，是因为这时侯的后金政权还维持着军政合一的传统制度。士兵战时为兵，闲时为民，牧马种地，统筹出工。文官同时担任武职，冲锋陷阵，出谋划策。既使大学士达海也要随军出战，立马军前。

再如核心领导五大臣，他们既是努尔哈赤的谋士，又要带领作战。这个智囊团里，何和礼、佟养性其实等于努尔哈赤的军师，何和礼虽没有接触汉文化，也没有像佟养性那样在明国属地闯荡江湖几十年而洞察世事，他的性格特点是为人机警圆滑，城府极深。努尔哈赤每遇到麻烦亟待破解，都认真听取何和礼的建议，寻求最佳解决渠道。

佟养性的父亲为躲避战乱，从婆猪江（今桓仁县境内的浑江）流域迁至开原，流徙到明国地界居住，改了汉姓。佟养性自幼生活在汉族人的区域中，人情练达，经验丰富，处理事情冷静客观，又与代善、储英甥舅关系，当年舍掉家资暗输钱款给努尔哈赤，为投奔后金搭上全家族三百多口人的性命。因此，努尔哈赤非常倚重他，视其为左膀右臂。

努尔哈赤登基称汗，明确了五大臣的政治地位，重新梳理军队军官的建制，增加司法诉讼部门，严明各项制度，使后金国更加趋向于国家形态。但在立储问题上，他始终没寻找到一个极好办法，通过几年反思，宣布建立八贝勒议政制。八贝勒分为四大贝勒、四小贝勒，四大贝勒以代善为首，顺次是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小贝勒是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杜度。

四大贝勒议政，确立了代善的主导地位，也约束了代善的权利。一定程度上杜绝储英事件的重蹈覆辙，强化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利，给他们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空间。议政制有利有弊，努尔哈赤只看到有利的一面，忽视弊的一面，给后金国埋下隐患。他死后，如果不是代善急流勇退，恐怕后金国用不了多久就分崩离析。

这些都是以后的事情。在1616年的新年，于代善来说还是喜上加喜的。他的地位得到确立，预示着在父汗退休之后，他承接大任，做后金国新主。父汗最表示信任的一次，是在公开场合说的一席话，父汗说，他年事已高，想等自己百年，让代善照顾阿巴亥母子。父汗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代善继上大位，续娶阿巴亥，关照她母子的下半生。

代善听了，心中装满喜悦。他喜欢阿巴亥，这是深埋内心，不能泄露一星半点的隐秘情愫，她流盼的眼神，浅笑，妖娆，不知多少次侵入他静夜和晨曦的梦中。令他难以消受的是，爱慕潜滋暗长，像春露滋润的禾苗在心里茁壮，他却无力连根拔起，放在日光下任其枯萎。有父汗一席话，就等于给他和阿巴亥接近的理由，让这份压抑的情感适度释放，所以他后来无法拒绝阿巴亥频频暗送的秋波，为这份浪漫而畸形的情感买单。

憧憬着美好感情的代善并没有失去理智，深知刚刚建立的后金国迫切要做的是什么，他们有更庞大的计划，那就是西进。为这一次计划的实施顺利，他们把日期定在正月十六，六六大顺。最重要的，这一天是努尔哈赤六十岁生日，他们期望借老汗的八面威风出师大捷——首次与大明王朝过招，将与全副武装的明军遭遇什么，他们心里不托底。

据达海记载，正月十六这天出现了异常的天体现象：黎明十分，空中现出黄色的明亮光线，宛如纱幔缠绕着月亮，柔和而瑰丽。这种奇特的天体现象，在达海笔下经常出现，每有这样的情况，必是努尔哈赤出征在即。

为给这次出师正名，努尔哈赤在出兵前的动员发言中说，我是不希望发动这场战争的，因为大恨有七，小恨无数，不雪耻何称大丈夫。言毕，传谕参战部队，不许剥战俘的衣服，不许抢女人，不许离散夫妻，抗拒者杀无赦，不抵抗者要善待。貌似的铁律，其实一到实战中就作废了，抚顺关一经攻破，全城陷入八旗军的抢掠烧杀中。

作战部队分为两路，努尔哈赤带一路，代善带一路，秘密进发抚顺。第一天行军速度不快，走到古勒城宿营，准备休整一夜天亮继续启程。当夜，天空堆积阴霾，风雨欲来。努尔哈赤心里犯怵，担心下雨不利出兵，因而犹豫不决。

第二天清早，天空淅淅沥沥下起雨来，两路八旗兵分成八个纵队冒雨前进。雨越下越大，八旗军耽搁了进程，黄昏后视线不清，无法行军，八旗兵驻扎瓦浑鄂谟。夜里，忽而大雨倾盆，忽而星光闪现。诡异不定的天气冲淡了努尔哈赤誓师抚顺的决心，深夜，他传谕各部：“阴雨之时，不便前进，可回兵。”

努尔哈赤唯心论，以为天气不好是一种警示，恐怕出师不利，决意中途撤兵。他没有考虑到撤兵的严重后果，草率地发出错误指令。

代善接到命令，心里咯噔一下，他敏锐地感觉到父汗的决定欠妥，一定要阻止他。后金与明的第一战，如果真的没鸣金开锣就收场，今后与明之争凶多吉少。攻抚顺关，其实是一场心理战，后金唯有闯过头道关口，打破天朝神话，才能鼓舞斗志，在今后的残酷争夺中立于不败之地。闯不过这道心理关，未战而先败，自信心难再树，明金之争谁是赢家难以预料。

想到这里，代善挺身而出，当着诸贝勒大臣，他有些情绪激动：“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今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以懈明边将心，使吾进兵，出其不意耳！是雨利我不利彼也。”

代善这番话没有反驳余地，明确地阐明观点：第一，我们与明国和好已久，因其失道，故而兴师。现在我们临近其境，半途折返，今后与明重修旧好，还是相互为仇？明知我兴兵，肯善罢甘休吗？二百多年来，女真为“和好”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我们必须忍受朝廷“以夷制夷”的分化政策，必须忍受明边吏的勒索、欺凌，俯首帖耳地承认自己与明朝的臣仆隶属关系。部落酋长不过是替朝廷办事的玩偶，稍有抵抗，犁庭扫穴，斩草除根。如果执行错误指令，等待我们的将是三十五年心血付之东流，赫图阿拉重蹈古勒城覆辙。

第二，几万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明国边境，这件事情是瞒不住的。兵法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绝好机会主动放弃，敌人有所警觉，严阵以待，取胜难度增大，士气受挫，再卷土重来谈何容易。出征前两个月伐木建马厩的谎言不攻自破，明国一旦获悉后金造反，必囤积粮草，调兵遣将，反戈一击。

第三，虽然天下大雨，八旗将士皆有雨衣，弓矢也备有雨具，不用担心淋湿。况且，大雨麻痹明军将士，懈怠警惕之心，于我极为有利。兵贵神速，变不利为有利，兵出必得。

从代善对全局的分析来看，后金为这次战斗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八旗兵人人有雨衣，弓矢备雨具，说明后金把所有可能因素都考虑到了。努尔哈赤发布退兵指令，是他个人战斗意志的动摇。代善的谏言，战略战术精辟尖锐，一针见血。努尔哈赤认为他的话非常有道理，撤销了退兵决定，命部队继续前进。

2、风浇雨筑抚顺关

正如代善所预料的，后半夜大雨骤停，月朗星稀，八旗军连夜行军，于次日清早抵达抚顺城西。努尔哈赤立马城外，给城中送去一封信。大兵压境，惊醒梦中的驻抚顺城游击李永芳，慌忙穿上衣服，拆开努尔哈赤来信。这封信不是战书，话说得很客气，威胁利诱许诺都有了：

“由于你汉人出住境外，欺压女真，我兵才来征讨。李游击，你我交战，你断无胜算。劝你及早投降。如你不战迎降，你管辖的兵仍归你、你的法制我一点不改。你是聪明人，知道我任用许多高人，嫁给女儿，许以财产。你降了我，我保证像恩养一等大臣那样恩养你。

你若心存侥幸，与我为敌，箭不长眼，如果你不幸中箭，等待你的只有死亡。你兵力不足，战则失败，倒霉的是城中百姓和跟你白白浪费生命的士兵。你不要意气用事，赶快投降吧。”

李永芳和努尔哈赤是知根知底的老相识，既然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李永芳掂量掂量城里的兵力，心里没谱，套上官服登上城墙。城下的八旗兵严阵以待，旌旗猎猎，李永芳心中发毛，但他毕竟是汉文化熏陶出来的汉官，视名节重于生命。一面假意投降，一面暗命士兵拿起武器，准备迎敌。

努尔哈赤深知李永芳是什么样的人，见李永芳无意投降，下令攻城。假装成赶集小贩的先遣部队搞乱城里的秩序，杀死守军，打开城门。努尔哈赤里应外合，李永芳被逼无奈，出城投降。

后金初扣边门，大获全胜。努尔哈赤洗劫了抚顺城，轻取大小城堡十余处，得重城抚西、马根丹、东州，台、庄五百余处，俘获人畜三十万，分配五天都没有分完。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率四万大军到谢哩野外休息。这时，代善和皇太极派人送来情报，说后面有追兵。努尔哈赤没在意，派额尔德尼通知代善，我兵已进入我境内，汉兵不是来攻我们的，是做样子给他们的皇帝看的。二贝勒、四贝勒的兵停止进攻吧。

代善说的追兵，就是辽东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承芳统帅的飞援李永芳的一万兵马。不料他们来迟一步，抚顺已成了一座空城。边陲重城被人黑虎掏心，总兵张承胤怕整师返回不好交差，再则，做为军人，他想会一会传说中的努尔哈赤。于是，他尾随后金马蹄扬起的烟尘，一路狂追。

代善、皇太极认为父汗的判断不妥：“彼兵若待我兵，则战，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势袭其后，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为怯不敢战也。”哥俩遣人回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醒悟，认为他们的分析正确。

代善和皇太极果断出击，迎战张承胤。或许天欲亡张承胤，两军刚一交锋，平地无端刮起大风，张承胤逆风作战，士兵睁不开眼睛，胡乱放箭发炮。八旗兵趁机逼近，杀死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海、海州参将蒲承芳。其他游击三人、千总、百总、小官五十多人。追杀四十里，明军一万人几乎全军覆灭。

后金与明的初次交手，二战皆胜，代善功不可没。如果没有代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一个新兴的地方武装政权极有可能在萌芽中被消灭，没有后金，就没有满洲国，没有满洲国，就没有清帝国。所以，做为好的君王，应是纳谏者，做为臣子，应是善谏者。中国历史上，善谏的名相很多，魏征、房玄龄、王珪、马周等等。唐代是出谏官的时代，《旧唐书》中，记录一段姚崇治蝗的故事：

开元四年，山东发生大蝗灾，治不得法，举国焦急。姚崇时任宰相，上奏说，《毛诗》记载，‘抓住吃禾稼的害虫，用烈火烧死。’另外汉光武帝曾下诏说：‘努力顺应时令，鼓励敦促百姓种田直补，除掉蝗虫，及其他吃掉庄稼的害虫。’《毛诗》和汉光武帝都在说治虫灭蝗的措施，蝗虫既然怕人，就容易驱逐。我们不妨夜间点火，蝗虫会飞，必然见火就扑，烧死的全部掩埋，蝗虫可望除尽。

当时山东百姓烧香拜佛，祭祀祈福，见了蝗虫不敢靠近。朝廷里也议论纷纷，认为蝗灾是上天惩罚人类，驱除蝗虫不利。汴州刺史倪若水听说姚崇的灭蝗法，赶紧上奏，说蝗虫是上天降的灾祸，自然应当靠修养德行来消灭。他还举例说，刘聪的时候捕杀不成，反而危害更甚。

玄宗听了倪若水的话，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得罪上天遭到惩罚。又召姚崇。姚崇发公文给倪若水，告诫他，刘聪是伪皇帝，德不压邪，现在朝廷圣明，政通人和。古代时，蝗虫遇到好郡守，就避开他的州境，如果说修德可以免除蝗虫之害，那岂不是说你无德而招致虫害？

倪若水被姚崇一顿贬斥，满面羞愧，执行灭蝗命令，捕获蝗虫十四万，扔进汴渠里流走的无法计算。

为了治蝗，姚崇还向玄宗立了军令状，请皇帝发诏天下，治蝗工作由姚崇主抓。如果抓不好，情愿免职领罪。

黄门监卢怀慎好心地劝告姚崇，说蝗虫是上天降下的灾害，人力哪能制止？外面议论捕杀不妥，另外杀虫太多，伤害天地阴阳调和之气。现在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请您考虑。

姚崇说，楚王吞吃了蚂蝗，他的病就痊愈了；孙叔敖杀了两头蛇，他的福气便随之降临了。赵宣子最为贤明，恨晋灵公放狗咬他；孔丘近乎圣人，而不爱惜祭祀用羊。现在蝗虫泛滥，如放任它们损害禾苗，蝗虫所到之处，庄稼全部吃光，百姓就会饥饿而死！此事我姚崇决心已定，感谢你的好意，请不要再说了！姚崇力排众议，一再坚持，终于解除蝗灾。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姚崇治蝗有功，却教子不严。为相三年，放纵儿子机器亲信木料收受贿赂，事发后又欲徇私枉法，被玄宗免职。

举姚崇为例，是从劝谏和人性善恶角度相对而言，代善非名相，但人性是相通的，有善便有恶，有恶便有善，人心有善恶，有清明时，也有糊涂时。姚崇清明在治蝗，糊涂在纵子贪污受贿。代善清明在识大体顾大局，糊涂在小事私事上——畸形的恋情，与父汗的宅基地之争，听信妻妾谗言，虐待亲子，造成父子隔膜，政治名誉受到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