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事件再考（一）

  特集  不能消失的记忆---平顶山事件

  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在那里有日军犯下的罪行的场所，那些惨状就那么以七十二年前的姿态残留着。
  平顶山---是3000多个村民在一瞬间就被夺去生命的场所。占领了抚顺煤矿的日军，作为对袭击煤矿的“报复”，将无辜的村民欺骗为照相而集中起来，用机关枪和刺刀屠杀了。死里逃生的仅仅为数十人。
  日本政府至今也没有向事件的受害者谢罪，铭刻在受害者心里的伤痛，决不可能愈合，那种悲伤的记忆也不会消失。
  事件的发生距今已有七十二年了，发掘平顶山事件的历史上的事实，思考它的意义。

  （一）

  1932年9月16日，由守备抚顺的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二中队进行的屠杀平顶山村庄居民的事件，是作为满州事变（9·18事变）时期的、由日军实施的集体屠杀事件，从其规模来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一事件是作为对事发的前一天晚上，袭击抚顺煤矿的抗日义勇军的报复，日军认为，居民与经过的平顶山村庄的义勇军私通，于是就杀害了包括老人、妇女、幼童在内的、无抵抗的居民大约3000人，这是极其野蛮的非人道行径。

  屠杀之后，日军烧毁了村庄，在焚烧遗体的基础上炸毁悬崖，掩盖遗骸，做到了不留其痕迹。因为这样的行为，不外乎被认为是独立守备队本身、以及这次屠杀脱离了通常的扫荡作战范围的不法行为。关于这次屠杀的一般新闻等，完全不予报道。但是，作为当时奉天总领事的森岛守人，在其回忆录里，就像他叙述的那样， “虽然禁止在报纸上登载而不能够公开，但昭和7年10月（1932年），在抚顺又发生了不能容忍的大屠杀满人妇女的事件，抚顺警察接到了这样的报告:煤矿的苦力舍弃了岗位，集体性地撤离，他们徒步沿着铁路奔向华北。为此，就其真相展开调查，据说是该地守备队的一个大尉，以窝藏匪贼的理由，将村庄的妇女集中在一起，用机关枪扫射杀尽” 在当地， 从当时起人们就知道了这一事件。

  11月15日以后，《新闻报》、《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等中国的各家报纸开始报道了这一事件，中国的外交部也通过国际联盟谈及到这一事件。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方面还当作是“张学良的宣传，自不待言，认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报道”而加以全面否定，将事件的本身彻底隐瞒。

  对于这一事件，即使在今天，日本政府也没有正式承认，或者对于牺牲者表示哀悼之意，或者对于九死一生的被害者进行谢罪、赔偿，这是极其遗憾的。即使不知道平顶山事件的那些日本人再多，大概也不会有人认为进行屠杀居民的历史事实全然是“虚构”的吧。抚顺平顶山遗址纪念馆无言的遗骨，以其无与比拟的雄辩，向后世的我们述说着这次屠杀的存在。

  但是，这次屠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在谁的主导下实施的呢？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这里边的最大争论点之一，就是这样的问题，即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的队长川上精一大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究竟在不在抚顺呢？在中国的研究以及历史的叙述上，认为川上大致在抚顺，他是策划、实施犯罪行为的中心人物和主谋者。

  对于这个问题，在日本最热心地主张川上不在之说的是田边敏雄氏。田边氏收集了当时守备队员的证言，他以此为依据，认为川上大尉9月14日夜，率领中队主力120人偷偷地外出讨伐，17日傍晚才回到了抚顺。因而主张抗日义勇军袭击抚顺与第二天的屠杀没有关系。按照这一说法，实施屠杀的责任者是川上的部下井上清一，中国方面所说的川上主导的共同犯罪计划，完全是想象的产物。即使从受害问题具有规模来看，田边氏当然也并不否认发生了屠杀居民事件的本身。这样的话，川上大尉是不是在抚顺，为什么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了呢？

  对于田边氏个人来说，他对作为其岳父的川上精一大尉是感怀的：“岳父要是承担着没有缘由的非难，那么，我是想要消除那些非难的”这种想法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吧。但是，问题不会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把这次屠杀事件看成是日军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呢？还是看成一起例外的、激愤了的当地指挥官所进行的一次行为呢？这是关系到对于平顶山事件理解上的分歧，进一步说，这是包含着在中国大陆的整个日军行动的认识之不同。

  对于田边氏的见解，即使在日本也呈现出质疑的倾向。小林实氏评述道： “在抚顺遭到袭击被说成是确切的那一天，要是守备队长（已经事先）亲自外出讨伐了的话，必定是有相当大的事情，（可是）没有佐证那些大事的资料”“川上大尉的不在抚顺之说，随着着谣传时间的延长，成了一种定论，以致不按照那种固定了的说法去思考就不行，在这一说法里的何时？到何处去?为什么方面，具体出示的仅仅是日期，即从9月14日到17日傍晚，行动的解释仅仅说是讨伐，以此是不能够成为证明的。……在川上大尉指挥之说的这一方面，总体上的解释是易于附加的” 他批判了田边的说法。

  石上正夫氏虽然认为：“在平顶山发生凶案的9月16日，川上中队长是在抚顺下达的那个命令呢？或者是在外出讨伐中，事件是由于井上中尉的‘独断专行’而造成的呢？直到今天还是个谜”，但他又记述道：“尽管田边氏很努力，但是，其重要的岳父---川上中队长在事发当天的‘在与不在’的证言，看上去却有很大的摇摆，毕竟还没有得到确证。再加上军部隐瞒事件的活动，超过五十年的岁月也似乎阻止了真相的解密”，对于田边氏的说法，他显示了拉开距离的姿态。

  然而，在史学界，川上不在之说却意外地被认同。比如说，历史学家大江志乃夫阐述道：“屠杀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也就是成为事件开端的游击队袭击抚顺的时候，川上大尉已经率领中队的主力出动，正在其他地方，而不在抚顺。当然，在平顶山事件发生的当日还没有归还。1932年9月16日，由不明身份的游击队进行的袭击抚顺煤矿的事件、和作为对其报复的、第二天由日军进行的杀掉平顶山全村村民的屠杀事件，这两个事件在川上返回抚顺之前并不知道，因此，川上与平顶山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另外，江口圭一氏还阐述道：“警备煤矿的虽然是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二大队的第二中队，但因为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不在，所以井上清一中尉等就担任了留守。……失策的井上中尉认为村民与游击队私通，就向平顶山村庄出动了部队”。

  最近，笔者在中国的大连图书馆，发现了彻底推翻田边氏、大江氏、江口氏等主张的川上大尉不在之说的原始的、显示屠杀居民的日本方面记录的决定性资料。本稿在介绍这些资料的同时，关于川上大尉“在与不在”这个“谜”，是要出示一个结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