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抚顺播下第一粒革命火种的杨志云

  1921年秋，杨志云在大连结识了爱国人士傅立渔先生，还积极参加傅先生创办的爱国团体——大连中华青年会。此间，他受到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1923年末，共产党人陈为人和李震瀛从哈尔滨回上海。途经大连时，陈、李二人访问了大连中华工学会和大连中华青年会。1924年1月，陈为人离开大连时，将杨志云带到上海，介绍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又经邓中夏推荐，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由于工作需要，1925年1月，杨志云被团中央派回大连工作。

  1926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派邓和皋同志到大连任地委书记，杨志云同志任组织部长。邓和皋同志根据北方区委的指示，准备筹建辽南特委。同时，为了扩大党组织，决定派人到抚顺开展党的工作。当时的抚顺是东北四大工业基地之一，拥有五万产业工人，具备开展工作的条件。地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组织部长杨志云担当这项任务。

  1926年11月初，杨志云来到抚顺千金寨露天矿。他深入到矿工住的大工棚和矿工家属区，与矿工谈心，了解矿工们的生活情况，主动为他们写家书，创办识字班。他经常与这些矿工在矿坑的工棚中促膝谈心，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并准备在这里建立大连工学会抚顺分会（赤色工会）。后由于种种原因，抚顺露天矿的工会没有建成，但党在这里产生的影响对以后的工运工作起到了推动作用。

  1927年1月31日，因吴丽石同志从中央带回的文件在大连一旅馆中被突然来检查的敌人发现，杨志云受牵连被日本警察逮捕。几经审讯，杨志云只承认是国民党员，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拘留一个月后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大连。党组织安排他任中共奉天市委组织部长，与市委书记任国桢一起深入到日资“奉天制麻株式会社”，寻找恰当时机，发动罢工。不幸的是，这一秘密任务被日本特务得知，同年6月29日杨志云被南站租借地警署逮捕。

  杨志云被捕后，在日警署受尽了酷刑，牙齿被打掉五颗,眼部充血，生殖器严重损伤。尽管如此，他只承认自己是国民党员，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后来在大连国民党右派分子李仲刚的指认下，杨志云承认自己是工学会搞工运的，以及一些敌人已经知道的情况，用避重就轻的办法应付日本警署的审问。

  1927年7月22日，日本警署将杨志云引渡给东北当局，关押在奉天第一监狱“未决号”，1928年6月28日才获释出狱。出狱后，杨志云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得回到原籍当教师，还在天津《青年报》社作编辑。1930年初，赵尚志同志从苏州出狱，到天津时，杨志云支援其回东北的路费30元大洋。1932年春，他帮助任国桢爱人陈少敏同志回山东。1947年，杨志云在天津青春书局任经理,同年集体加入国民党。

  解放后,杨志云在东北人民政府劳动部任职员,1951年调鞍钢设备处任生产计划科科长。1955年“肃反”中，杨志云向党交心，讲了一些1927年被捕后的情况。鞍钢“肃反”办认为他有“历史问题”，鞍山市“肃反”领导小组认定杨志云在沈阳被捕叛变，造成大连党组织破坏，49人被捕；1947年加入国民党，充任区党部委员（反革命定罪标准）。1956年5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志云历史反革命罪，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杨志云多次申诉均遭驳回。1961年因病保外就医，由凌源劳动教养队回原籍。

  杨志云在家乡的15年，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但在他的心中，一直不曾忘记自己信仰的马列主义。

  杨志云同志在临终前一再申明：（我）没有出卖党的组织，我也没有出卖过同志，我对得起党，并要求家属替他申诉。1975年8月，辽宁早期党的领导人之一、大连市第一任地委书记杨志云同志在河北一个小村里孤零零地离开人世。

  可以告慰英灵的是，党组织根据杨志云家属的申诉，组成了专案组，对杨志云同志问题进行了三年多认真细致的调查，并且已经查明：1927年7月23日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49名同志被捕与杨志云同志没有关系，是叛徒胡杰三（范青）、丁文礼所为，大连地方党史已经做出了结论；1947年在天津青春书局，是集体加入国民党，并非是区党部委员。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根据调查的结论，下发文件认定杨志云同志不是叛徒，也没有构成反革命罪，以前加在他身上的不实罪名应予以取消。鉴于杨志云对大连、沈阳、抚顺党团的组建和工运工作做出的贡献，应当肯定他的成绩；但他毕竟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所以最后认为杨志云同志是一名犯有一定政治立场错误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