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抚顺城市规划及群众生活

抚顺站及站前广场

  新抚顺规划修五条马路，即亲仁马路、大马路（指新抚路包括斜马路）、中和马路、福民马路和北堤马路。实际上只完成大马路的修建任务，其它四条路均未动工。大马路上最大的商店是新发东商店，街口路东有六、七家琥珀店，如双全盛、民生、三良等。制作、销售煤精雕刻及琥珀装饰品。今三道街南北有福远东、三盛东两家大百货店。中和马路（今四道街）有恒兴茂百货店，今十道街有恒兴成百货商店。一九三八年以后，这些商店开始兴旺起来。欢乐园的公益合（今胜利浴池址）、西五条通的福元东（今解放路副食品商店）、西三番町的元盛东永记（今市副食品公司址）、天茂盛（今新抚区公安局址）等几家百货商店当时的生意是较为兴隆的。

  由于日本侵略者长期肆意侵略和扩张，抚顺的民族资本始终受到压抑，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九一八”事变前，抚顺城市内民族工商业，多半集中于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交换方面。因此，油房、烧锅、粮钱、磨房、粮米加工等就成了抚顺民族工商业的典型行业。

抚顺站前中央大街

  “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抚顺工商业中占据首位的油房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抚顺地区大豆产量较高，随着城市人口的逐年增加，豆油的需要量也显著增加。作为油房的副产品豆饼，有优质肥料价值，因此需要量也日益增多。抚顺的豆油和豆饼很大一部分远销国际市场，其中包括日本和欧洲市场。但是后来，化肥工业异常发展，豆饼逐渐为化肥所压倒，豆油的出口量也日趋减少，因此城市的油房业也开始萎缩。一九三一年仅千金寨市街就有油房17家，到了一九三七年，仅剩下7家，其余的先后倒闭。

  原来，伪满洲国政府对一般工商业，主要是从计量、特许权、商标权、输入检查等方面进行控制和管理。后来流通领域也建立若干特殊公司，对物资生产、供应和价格进行全面“统制”。例如，一九三六年公布《贸易紧急统治法》，紧接着抛出了《米谷管理法》、《劳动统治法》、《物价物资统治法》等等，一九四一七月又发表了《七二五禁止令》，一般称为“七二五物价停止令”。即命令工商业的全部商品价格，以七月二十五日为准，一律不准上涨。

抚顺千金大街之二

  抚顺日伪地方当局，为贯彻这些统治法令，建立了一系列专门机构，对工商业进行“统制”。规定凡商店自制、自购物品必须加盖“自”字圆形物价标签，凡国拨物资统制商品，一律加盖“公”字圆形物价标签；凡经小卖联盟所拨商品，一律加盖“协”字圆形物价标签。对上述规定，如有违犯，一经查出，则交伪警务处治罪。由于日伪市政当局实行上述法西斯手段，对抚顺城市民族工商业，无疑是一种扼杀。抚顺新站的福元东、欢乐园的公益合、三盛东永记，新抚顺的福远东、三盛东、新发东、恒兴茂、恒兴成等商业，相继处于半例闭状态。各商店营业员、伙计、学徒大批失业，市场呈现出萧条景象。

  位于现今“粮栈街”一带，是市区粮食供应场所。解剖一个粮食情况，更能看出当时城市面貌。对粮食的“统制”政策，始于一九三九年。“七七”事变后，小麦进口减小，日伪当局开始对面粉的购销采取“统制”政策，一九四〇年六月实行大米的票制配售。从一九四一年起，除面粉由专卖机关配售外，其它各种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均由伪农产公社全面进行“统制”，并实行配售。上述面粉及大米的配售范围只限于日本人及朝鲜族人。对中国人，只有符合下述七条者每人每月配售1－3公斤大米，条件是：

  荐任一等及二等以上的官吏及家属；荐任以上的退职官吏及家属；少校以上现役军人及家属，特殊团体的理事，勋三等以上的带勋者及家属，缴纳勤务所得税正税年额一千元以上者及家属，个人缴纳地税、家属税和事业所得正税合计年额在一万元以以上者及家属。

东四条通（今站前街东四路）商业街之一

  可见，得到格外赏赐的是极少数反动统治阶级上层分子，即反动官僚、高级军官、汉奸、地主、大资本家等，而其数量也是少得可怜。中国平民百姓，包括稻谷生产者，广大的贫苦农民，得不到一粒大米。

  对中国普通劳动者的粮食配售，不仅品种次，而且数量更低。一九四三年，对中国人的配售办法分为劳需、一般、农村地区三类，一般还分甲和乙，劳需也分第一和第二。其配售量是：劳需第一种，每月24.0公斤；第二种，每月15.5公斤。一般甲，特殊公司、官厅和与此相当者，大人每月12公斤，小孩每月7公斤；乙，其他大人每月9公斤，小孩每月7公斤。农村，大人每月6.5公斤，小孩每月6.1公斤。

西七条通（今站前街西七路，1938年10月摄）

  规定是如此，实际配售量要大大低于这个数量。据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经济情报》记载：“在抚顺，大人是6公斤，小孩只是1公斤”。配售不足，只有到黑市上购买一点粮食，但黑市的价格高得惊人。一九四三年配售的高梁每斤一角四分七厘，黑市的价格是“统制”价格的二、三十倍。即：三元五角至六元。这样高昂价格，一个低级职员，一个月的全部工资也只能够买一、二十斤普通的粗粮，收入微簿的职员，难以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