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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1619年的辽东战役(4)(2)

2012-05-02 18:05 《明史研究论丛》 黄仁宇 2761
明实录缺少这场战斗的详细报道,这也值得注意。一些朝鲜资料坚持,刘只是中了奸计,而不是被击败。有一个传闻,当杜松军被消灭时,他的信使用作传递口信标记的特别箭支落到努尔哈赤手里,满洲人遂定计,让一个建州官员扮作信使,带去传递口信的箭支,急切要求刘率部挺进。刘铤被蒙骗,失去警觉...

  通过一系列致命打击,努尔哈赤在一周内不但摸清了明朝的进攻能力,还知道了它无力守卫辽东。三个月后,他兵围开原,马林毙命,七周以后,他胜利进入铁岭。最后,杨镐被逮论死,在1629年被杀;李如柏在他从前线撤回一年半以后被逮,他选择了自杀,而不愿忍受责难和处刑。

  辽东败绩对明朝的影响远不止此。1619年,北京一得到辽东受挫的消息,粮价突然提高,因为居民害怕京师被围。十七世纪二十年代初,军队逃亡率大增;有时达数千人,大如团、营,一夜间不复存在。加征田赋,过去说只征一年,现在不得不继续加征。三个继杨镐担任经略的官员,一个在作战中被杀,另外两个根据皇帝的命令处死。其中之一是熊廷弼。他不但自己丧命,还成为明末党争的焦点之一。明朝官僚由争论他是否有罪发展成更尖锐的冲突,他们无疑对明朝的崩溃负有责任。

  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1619年之战实际上不可能取胜。杜松和刘死后一年左右,多卷本的《筹辽硕划》刊行。它包括五百八十九条材料,差不多收集了所有有关官僚——御史、总督、南京官员、翰林学士及致仕官员——给万历皇帝的奏本。该书观点丰富,出版迅速,非一般书籍可比。许多奏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明军匆匆召集,缺乏指导,未经训练,供应不足,装备低劣,纪律松懈。撰者中以后来的内阁大学士徐光启最有辩才。他奏章中的下一段文字被广泛引用:

  杜松矢集其首,潘宗颜矢中其背,是总镇监督,尚无精良之甲胄,况士卒手?杜松、刘、潘宗颜皆偏师独前,岂非无纪律乎?兵与敌众寡相等,而分为四路,彼常以四攻一,我常以一敌四,岂非不知分合乎?战车火器,我之长技,抚顺临河不济,开铁宽奠皆离隔不属,岂非无政教乎?出关四十里,遇水不能渡,遇险不能过,入伏不能知,岂非不识地利,哨探无法乎?

  徐光启还说,朝鲜人告诉他,努尔哈赤要塞之北的军器制造厂里有许多技匠;来自辽东的人们则说,该地铁匠铺绵延数里。满洲人披戴优质头盔、脑甲、盾牌和臂铠,作战时敢于冲上前搬开守敌设置的鹿砦。相反,明军得到的防护用具只是一堆废铁,满洲射手一般瞄准他们的脸部和肋部,五步之内多毙命。

  徐光启提出的问题本身似乎就是答案,然而,他指责有关官员玩忽职守,是为了回避制度问题。在他看来,失败是由于偶然的和个人的错误造成的。但因为没有对整个背景进行分析,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会一再重蹈覆辙,装备不足的问题为什么无法改变。我们还可以进一步问,明朝将领为什么总是暴露其侧翼,听任满洲军队冲击?为什么他们一再让小规模的部队被消灭,而主力军团闲置不用?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找到遏制满洲骑兵攻击的有效战术就大举进攻?

  关于上述问题,很难找到完全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我们看来,明朝军队人员和物资供应的程序太僵化了,这或许是一条有意义的线索。

  直到十七世纪前期,明朝军饷的供给仍基本上遵从太祖之制。1388年定,应天府五千纳粮户供饷给金吾卫的五千士卒。官府不再征收前者赋税,军队也不再支给后者粮饷。民户直接供应军饷,避免了许多中间环节。这个方法打破了以往传统,经一年试行,开始在各卫所推广。我们知道,这个制度虽没有完全贯彻,但也从没有正式废除。在尽可能低的一级官府处理事务,成为后来普遍的原则。通常是一个县供应几个所;一个卫从几个县得到所需物资。纳锻代替实物税也没有带来根本的改变。使管理制度完整,需要实际提高财政效率,增加新的服务设施,扩大行政管理的职权,增加军费开支。明朝政府不能容忍这种转变,管理技术的简单和农业技术的简单是相协调的。

  明朝制度本身就会产生漏洞,此时出于这个原因,彼时出于别的原因,总有一些卫所供给不足,而其他卫所既不需要,也不愿意去弥合这个漏洞。缺少这一供给系统所需要的职能上的机动性,到十六世纪末越来越明显。实际上,每项收入在得到以前就支出去了,因此要满足新的需要,只能求助于特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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