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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9年的辽东战役(4)(6)

2012-05-02 18:05 《明史研究论丛》 黄仁宇 2795
明实录缺少这场战斗的详细报道,这也值得注意。一些朝鲜资料坚持,刘只是中了奸计,而不是被击败。有一个传闻,当杜松军被消灭时,他的信使用作传递口信标记的特别箭支落到努尔哈赤手里,满洲人遂定计,让一个建州官员扮作信使,带去传递口信的箭支,急切要求刘率部挺进。刘铤被蒙骗,失去警觉...

  由于这些固有的弱点,不可能把全军训练成善战之师;明朝将领深知于此,便挑选精兵,别成一队,通常称为家丁。刘赴辽东,随带家丁七百三十六人。所谓家丁,由将领自筹给养,调任时同行,作战时服从他个人的命令。论者称,这些队伍是明军中惟一有战斗力的成分,其他士卒则徒有其名。

  火器用之方阵,是戚继光的发明。这一设计部分模仿城市设置,以防守为主,只有在敌军几经出击、力量耗尽时,才冲出方阵发起反击。这种战术反映了军队组织的消极性。明军从来没有建立起一支能发挥其特殊作用的骑兵。明后期的骑兵既无速度,又无冲击力,只不过是马背上的步兵,凡作决战,均需路障保护。另一方面,满洲人常以数千骑兵横扫战场,明朝骑兵无法与之抗衡,在1619年战役的全过程中,甚至未曾交手。由于缺少攻击力量,许多战术无法运用,防卫也难以成功。事实上,敌人很容易找到方阵的薄弱处发起攻击。

  方阵的防守动作迟缓,无意配合,很难转入反攻。满档资料说,马林在尚尖峰本来能用栅墙和步兵困住数量上占优势的敌骑兵,但准备时间过长,终丧失良机,让大贝勒抢先动手。前边提到,明军一次又一次被击败,友军不去援助,后来也被消灭。可以说,这种情况是与明军士兵和物资的低质量分不开的。劣等的士卒和武器只能各自为战,而不可能卓有成效地组织协同作战。缺少将才姑且不论,没有充分的军事训练,而这是军队本身无法解决的。

  从后一观点看,杨镐要取胜,只能靠努尔哈赤的错误。如果满洲军队分兵迎战,战争的结果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努尔哈赤在交战伊始就把大部队投入南线,则杜松和马林有机会向赫图阿拉推进一步。努尔哈赤没有犯这些错误,杨镐也就取胜无望了。当然,杨镐指挥的愚蠢,也加速了明军的崩溃,使失败更为惨重。

  明朝廷在毫无取胜把握的情况下开战,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杜松性情急躁,努尔哈赤称他为“狂夫”,但有些材料说,他曾提醒杨镐,同满洲人交战要做更多准备。朝鲜资料表明,刘也抱怨杨镐过于急迫。而杨氏则受到阁臣方从哲的催逼。北京被迫采取行动,否则可能引起内地的起义和其他边界地区少数民族的骚乱。草率用兵是为了证明一个理想主义的理论,天朝由于其道德力量,能克服一切不利条件。此外,朝中官僚还知道,边界斗争拖得越长,战争花费就越大。即使继续加赋,财政负担也难以承受。

  与此相关,还应提到,残酷地处罚杨镐和他的继任,不公正地处置李如柏,不但大大损害了早已低落的士气,还对明朝官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在王朝制度下,很难把个人玩忽职守和制度的失败分开。个人应尽最大努力,用自己的才干和自我牺牲来掩盖制度上的弱点。身居显位的文武官僚如应对国家所受的巨大灾难负责,那就很难得到赦免,至于以什么内容指控,是没有多少意义的。

  看来,1619年辽东战役在一周内,以奇怪的方式决定了以后几代中国人的命运,但实际上,这已酝酿了多年;可以说,它是明王朝的官僚制度及其日常运转所招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原刊《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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