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时期抚顺欢乐园的妓院

 
欢乐园平康里的妓院之一（1938年12月） 

  “欢乐园”的北侧的永安里是妓女繁盛区。据《满洲都市的新貌》（满日丛书第八辑）中记载：“永安里中，艺妓（陪酒歌舞不出卖肉体的日本艺妓）186人；卖淫妇（日本、朝鲜妓女）152人；女给（日本陪酒侍女）85人。”这数字也许不够精确，但也足以说明当时妓女行业的猖撅。当时整个水安里东西南北，前前后后几条街，布满了大小各妓院。水安里南侧东而西开门儿，是日本人小山·盐谷开设的四家一等女院，即日本书馆、日东书馆、日满书馆、日荣书馆，由日本人当老板，委托中国人经营，当时称为“料理屋”。

  再往内圈三层，外圈二层，南侧两幢红楼，是水安里非常出名的南北红楼。由当时“欢乐园”的吉庆班子王某（绰号王聋子）等人各开设十五家妓院。永安里西侧横街，有南北双宝班，由胥某开设。西侧胡同内外，有西双宝班，由胥某开设。永安里东北侧的南北穿堂院中有十五家妓院，由马某等人开设。此外还有名为“穷八家”（由八户贫穷人家姑娘充当妓女的妓院），其老板有马XX（绰号马瞎子）。还有“富八家”，老板是朱、吴等人。由穿堂院向北，西三条通北侧，前后共有三个洋式小院，其中一家是日本妓院，另两家是朝鲜妓院。永安里还有吉顺班、艳铃班、玉盛班等几十家各等妓院。

欢乐园平康城妓院妓女（1938年12月） 

  在中国妓女中，有为艰难生计所迫沦为妓女的，有被恶势力胁迫而为之的；有的被拐骗卖给妓院的，没有任何行动自由；也有被押主强制押给妓院的，称之为“押年期”者；还有一种称为自混的，从漂客手中赚来了钱，和鸨儿对半平分。总之，绝大多数都是被旧社会的苦难所迫。

  欢乐园中妓院行业猖教，导致了性病的滋生、蔓延。无数的妇女同胞遭受苦难，无数嫖客及无辜家人，甚至几代人惨遭毒害。“花柳淋病”、“鱼口便毒”、“杨梅大疮”等等性病泛滥成灾。当时日伪抚顺市公署、抚顺炭矿病院，也曾为妓女设立了“检疫官”，限令妓女在指定时间内去病院检查性病，发现有性病的妓女，勒令停业治疗。

欢乐园妓院里的妓女（1938年12月） 

  据《抚顺要览》所载：1931年“九·一八”前后，是抚顺妓女行业猖撅时期，妓女总数约3000余人，性病患者占百分之五，每天有200余人被强制治疗，另据《满洲年鉴）（1933年版）所载：“抚顺医院600张病床中，传染病105张病床，性病24张病床。”足以说明性病泛滥的程度。当时病院专设有花柳科。花柳科医生则采用“九·一四”、“六〇六”、“新胆尔散”等德国进口特效针剂。全市各个公共厕所，几乎张贴满了“专治‘花柳淋病、鱼口便毒’”，形形色色的广告传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