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永陵始建“万历二十六年说”正误(3)
原来,大清皇帝出于”敬天法祖“、“慎终追远”,从康熙十年起,皇帝玄烨首次驾临盛京祭祖。从此开辟一代“东巡”定制。康熙本人三次东巡,乾隆皇帝四次东巡,嘉庆二次东巡,道光帝一次东巡,此后东巡废制。以下是《大清实录》记载的清帝历次“东巡”盛京时间:
第一次:康熙十年(辛亥·1671年)九月;
第二次: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年)三月;
第三次: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年)九月;
第四次:乾隆八年(癸亥·1742年)九月;
第五次:乾隆十九年(甲戊·1754年),
第六次: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
第七次: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
第人次:嘉庆十年(乙丑·1805年)。
第九次:嘉庆二十三年(戊宜·1818年);
第十次:道光九年(乙丑·1829年)。《兴京县志》启运山条记载的“我皇上”、“四谒丹邱”,指的乃是乾隆皇帝于“癸亥年”、“甲戌年”、“戊戌年”、“癸卯年”四次恭谒永陵;“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一句即指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年)第三次东巡谒陵。乾隆皇帝此次祭陵礼成后,曾“敬视寝原”,即依照兵部尚书福康安之请,在“永陵正红门外展添栅木三百四十四架,增设红桩三十六、白桩六十四、青桩三十六”。“青桩内禁止樵牧、行走,如有违越,将该管家从重治罪。”此即《兴京县志》启运山条之“增拓禁步,法制益严”一语。《兴京县志》与《大清实录》记述相符。
总之,《兴京县志》的“戊戌秋八月谒陵礼成”并非指万历“戊戌”(二十六年),而是乾隆“戊戌”(四十三年)。所谓万历二十六年努尔哈赤始建永陵,乃是《永陵及其附近遗迹调查报告》误将《新宾县志》的乾隆“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年当成万历“戊戌”(1598年)。可谓一字之差,误之千里。加之后人在引用这个重要结论时缺乏核对,因此以讹传讹,一误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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