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初期采猎业的经济地位(2)

　　当明末努尔哈赤崛起后，女真族的采猎业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迁城于赫图阿拉后，由于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采猎业的工具必然会更先进。赫图阿拉城出土的枪矛刀镞等，固然是锐利的兵器，但也会是采猎业的精良工具。因此，采猎物就会日益增加，脱离生产消费的主要手段而发展成为商品性的生产。

　　从后金初期采猎的生产情况看，采捕范围广泛，人数多，品种繁，数量大，一年四季皆有可捕之物。从历史文献中看，他们采猎的区域，主要是长白山、小兴安岭、锡霍特山以及长白山东与朝鲜交界的沿边山区。山岭沟谷，林密兽多；江河湖泊，水深鱼肥。根据居住区的自然特点，按照不同季节。“四季出猎行围”，“打小围”、“野鸡围”、“大围”他们三五结伙，“十百成群”，人数多时竟达数千人。盘马弯弓，纵横驰骋，追捕野兽；肩镐荷棍，提篮持刀，挖采土特产。从《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李朝实录》、《明实录》等资料记载看，他们当时的采猎物有虎、豹、熊、野猪、璋、鹿、抱、狼、猞猁、貂、元狐、黑狐、赤狐、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白免、雉、皂雕、海东青、大鹰、雁、明珠、人参、松子、棒子、木耳、各种蘑菇以及蜂蜜、木材等等。每次所得几何，缺乏记载。

　　从辽宁省档案馆藏《辽东明档》（残档）记载女真人与明朝互市的情况看，万历十二年三月广顺、镇北、新安等关进入夷人易换货物抽收银两册中记，女真人猛骨孛罗等五百人，七日进入广顺关，一次易貂皮二十张、狍皮六十一张、狐皮十六张、鹿皮九张、羊皮一百一十九张、蘑菇一千一百四十七斤半、木耳一百一十斤、蜡六十三斤、蜜一千一百六十五斤。猛骨孛罗等人一千一百，二十二日进入镇北关，一次易貂皮一千八百零三张、人参一百六十九斤、狍皮一百六十八张、狐皮一百八十六张、水獭皮一张、豹皮一张、鹿皮八张、珠子一颗（珍珠）、木耳七十斤、蘑菇二百一十斤、松子一石五斗、蜡五斤，此外还有羊皮一百五十三张、牛皮三张、马八匹、木掀一百二十一把。有的一次就易人参五百八十一斤，有的一次易珠子六颗，还有的一次易熊皮八张。木耳一百九十九斤、松子九石四斗。其所记虽非一次采猎之数。然以此推之。可想每次采猎所获是很可观的，所谓“车载驼负，不知其数”，非虚也。

　　二、采猎业特点

　　后金的采猎业有着自己的特点。首先从组织形式看，原先是“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的组织形式。以“于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的牛录组织进行管理。

　　其后，组织形式更严密了。打大围时，按定旗分，十牛录合在一起，给一令箭行进。并“制立禁约’，有组织有纪律地围猎各种野兽。除了有组织地进行围猎外，当时还有很多个体或自愿结伙的采猎者，按照不同季节和地点，采猎不同的产物。其次，在采猎中不但有组织地进行。而且还制定了采猎的法规。《满文老档》卷四中有较详的记载，对于围猎的人数、行进、地点、方位、乘骑，射杀、围追、纪律、猎物分配等都有“禁约”。还任命了四个大臣管理检查参加围猎的各级官员的纪律，如有掉队、离队、任意予行、骚动喧哗、放跑野兽、贪猎等，就给予定罪。根据不同情况，让其赔偿兽肉，或者赎罪，不能赎罪者，便责打免赎，法令严肃。不得违误。这种制度，在清一直被遵守着。《扈从东巡日录》记述：“我朝行围，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有断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康熙帝曾命令全国各地驻防官兵都要进行围猎习武，“令其娴习骑射”。在盛京、热河等地设有固定围场多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