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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关于“辽东”的考辨

2012-05-20 12:12 长城文化网 刘子敏 1747
本文着重对历史上“辽东”这一概念的不同层次关系作了考证。文中认为,战国燕国置辽东郡以前,历史文献有关于“辽东”这一地理概念的运用,有其一定的地理范围,可称为“古辽东”。燕置辽东郡后,历经秦汉以后沿置约达700年。不论作为地理概念的“古辽东”或“行政区划的“辽东郡”,...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对历史上“辽东”这一概念的不同层次关系作了考证。文中认为,战国燕国置辽东郡以前,历史文献有关于“辽东”这一地理概念的运用,有其一定的地理范围,可称为“古辽东”。燕置辽东郡后,历经秦汉以后沿置约达700年。

  不论作为地理概念的“古辽东”或“行政区划的“辽东郡”,据可靠史载考析,其东部界线均在朝鲜半岛的清川江、大同江北部一带,或者说大部时间应在这一带地区。至于历史文献中出现的“辽东”这一概念的所指,不应一概论之,要具体分析。文中着重指出,联系箕子到达朝鲜半岛创业这段史实,不难看出,我国中原地区早就同朝鲜半岛信息相通,联系密切。燕国的辽东郡建置,是将“古辽东”顺理成章地正式纳入行政辖区。文中还对中外某些著述对“辽东”这一概念的错误认识作了廓清。

  “辽东”之名在古文献中颇为常见,但史学界对这一名称的来龙去脉以及沿革变迁情况并不十分清楚,故而在探讨先秦两汉时的东北亚历史时常常出现一些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一些错误。笔者撰写此文,欲就某些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和辨析,以便澄清为大家所关注的一些问题,若有不当之处,望予以批评指正。

  一、古辽东

  这里说的“古辽东”,是指战国时期燕国设置辽东、辽西郡之前的辽东,亦即最早提到的“辽东”这一称谓。

  “辽东”之名最早见于《管子·地数篇》:“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这里的齐是指春秋时期的齐国,燕是指齐国的北邻燕国。房玄龄注:“渠展,齐地?水(济北)所流入海之处,可煮之所也,故曰渠展之盐。”据此,渠展应是现在渤海南岸的莱州湾一带。关于“辽东”,有的学者认为是“指辽河、大小凌河入辽东湾一带,在渤海的北岸,至今辽宁的重要盐区仍密布在盖平至葫芦岛角之间”。但是,燕国在春秋时的疆域并没有达到今辽河以及大凌河流域。在齐桓公北伐山戎、孤竹之前,今滦河以北至大凌河一带的沿海地区是孤竹、屠何、貊人的居住区。

  当时燕国“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即使在齐桓公“北伐山戎,制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而“为燕辟地”之后,燕国的势力也没有很快到达大、小凌河流域,有许多迹象表明,原居于西喇木伦河、老哈河一带的东胡趁机南下,填补了大、小凌河流域的空白,占领了这一地区,并在这一地区发展了夏家店上层文化。据考古家言,夏家店上层文化乃是东胡文化,其分布区域,其北限是到达西拉木伦河流域及迤北的丘陵地带,其南限未过滦河与燕山,西南大体以七老图山为界,东部不过柳河与医巫闾山,其活动中心先后曾发生过变化,“早期活动中心偏北、偏西,晚期活动中心则偏南、偏东,有一个由北逐渐向南发展和移动的趋势”。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管仲所说的辽东,决非今辽河至大、小凌河入辽东湾这一带地区,因为燕国当时向东北渤海沿岸的扩展不会太远,充其量也只能到达今辽宁省的绥中县以北地区。

  关于古辽东的记载,还见于《战国策·燕策》:“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曰:‘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

  关于这段,有人认为“真假掺半,它是燕昭王后期的部分史实为基础,又揉进一些妄言,然后托为苏秦说燕王语,而上系于燕文侯时”,林胡、楼烦俱非燕地,九原和云中亦不属燕,但“燕东有朝鲜、辽东”则符合史实。然而,持此观点的学者却认为这“符合史实”的含义是“秦开东攻朝鲜后,辽东及原朝鲜部分居地也并入燕国疆界”,“是知《燕策》此言不虚”。

  显然,这位学者是将上述引文中的“有”字理解为占有了。有的外国学者在解释“朝鲜、辽东”时,竟然去消了其间的顿号,认为它表达的意思是“朝鲜的辽东”,“战国时期的中国承认了朝鲜的辽东”。而我国也有人认为“朝鲜、辽东”应作“朝鲜之辽东”解,因为“这时燕还不曾据有辽东地区”。关于去消“朝鲜、辽东”中间顿号的说法,已有人指出其错误所在,认为如果按照这种逻辑去理解问题,其中的“林胡、楼烦”岂不变成了“林胡的楼烦”,而“呼沱、易水”也就变成“呼沱的易水”了吗?

  笔者认为,如何理解“燕东有朝鲜、辽东”应是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重要问题,能否正确分析,对搞清东北亚某些历史问题来说,并非无足轻重。首先应明确,朝鲜(即古朝鲜)和辽东应是两个互不混淆的概念。在语法上说,“朝鲜、辽东”应是并列词组而不是主从关系,这应当是个常识问题。因此,“朝鲜、辽东”所表达的意思是指两个不同的地域,朝鲜既不能包括辽东,而辽东也不能包括朝鲜。

  其次应明确,苏秦所说的这段话应是燕昭王建立五郡以前的历史地理,而不是相反。其中的“有”不作占有讲,而当存在讲,是“无”的反义词,苏秦讲的是燕国的四至,而不是其全盛时期的疆域。在战国初期,燕国的北面是东胡,古辽东本包括后来的辽东、辽西之地,苏秦不讲东胡而只讲辽东,原因亦在于此。我们抛开这话是不是苏秦讲的这一点,单就“燕东有朝鲜、辽东”来说,朝鲜应在辽东之东是毫无疑问的,朝鲜虽与燕国由辽东相隔,但从海路来看,亦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因此,说朝鲜和辽东皆为燕国的东邻是没有错的。

  关于古朝鲜和古辽东的界线,以往学界并不清楚,一般认为在燕昭王置辽东郡之前古朝鲜同辽东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笔者认为,古辽东在秦开拓疆之前,其西部为东胡所占,其东部的居民主要是貊人,亦即《大戴礼记》、《逸周书》、《管子》中的发、北发、发人,《左传·昭九年》所云“肃慎、燕、亳”中的亳。古朝鲜的先祖应是《逸周书·王会篇》中的良夷,即乐浪夷,在西周初年发人、秽人、高夷(高句丽族的先人)、良夷、肃慎各居其地:肃慎在今牡丹江流域,秽人在今吉林省大部以及朝鲜咸镜道、江源道一带,高夷在我国的浑江流域,良夷在今大同江中下游(即汉武帝所置乐浪郡)一带;貊人在秽人和高夷之南、良夷之北(或西),其地域是西起今医巫闾山,东至今清川江,南滨大海。貊人同古朝鲜(良夷,亦即乐浪夷)的界线是清川江,这可从对《山海经》所记貊国的历史中得以证实。

  综上所述,古辽东的地理范围是:西起燕山、滦河以北,东至清川江一带。至此,我们还必须指出,古辽东地区作为地名,在后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续继被沿用,例如:

  (1)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遂至辽东而还(《史记·秦始皇本纪》)。

  (2)汉元年(公元前206年)正月,项羽立……燕将臧荼为燕王,都蓟。故燕王韩广徙王辽东。广不听,臧荼攻杀之无终。

  例(1)中的“辽东”用的是旧称,指的是古辽东地。但是,学界有些人对古文献中用旧称的习惯不甚了解,在探讨问题时常常误入歧途。例如,有的外国学者将例(1)中的“辽东”同辽东郡的“辽东”混为一谈,并一口咬定古文献中所载秦长城“起临洮至辽东”中的“辽东”同例(1)中的“辽东”是同一概念,从而把秦长城的东端定位于现在的山海关附近的碣石山附近;与此同时,还认为韩广都于无终的辽东国“并不是在远离无终(玉田)一千余里的现在辽东地方,而是在与无终邻近的山海关以南地区”。

  关于上述曲解燕长城东端的错误观点,我国学者李健才先生曾做过精深的分析,但李先生的文中有关于秦二世“东巡碣石之地在辽西而不在辽东”的说法似乎不妥。《史记》将二世东巡之地记为辽东并没有错,当然,李先生说是东巡辽西也并不错,问题是辽西一般用于郡名,它是取地于“古辽东”的西部领域(详见后文)。至于韩广的辽东国,李健才先生认为其辖地并不包括右北平郡(无终在此郡)和辽西郡,而有的学者却认为韩广的辽东国“都无终县(今河北蓟县),辖有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相当今河北东北部、辽宁大部和内蒙古赤峰市以南一带”。

  笔者不想对汉初的辽东国多说些什么,但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即使如后者所云辽东国也包括三郡之地,与“辽东”之名也并无不符,其地是取于古辽东地,其名亦采自古辽东之名,有何不可?史书有明文记载,汉燕王国与古朝鲜的边界是氵贝水(今清川江),我们在后面还要具体涉及这一问题,此处从略。

  二、辽东郡

  有许多事实表明,人们之所以搞不清古辽东以及后来的辽东郡的有关问题,关键在于不了解“辽东”一词的来龙去脉,尤其不了解“辽东”一词的多义性,若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是不了解史书中出现的“辽东”并不是同一概念。有人说:“辽东辽西是以辽水(今辽河)为界而得名。它们是代表两个不同的地理方位的专用地理名词。……有辽东就有辽西,有辽西亦必有辽东,两者是相依并存的。并都是以自然地理要素——辽河为主要特征而得名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因为古辽东以及后来的辽东、辽西二郡都不是以辽水为参照物来命名的,大概有些外国学者也是根据这种认识,便将古辽水说成了今滦河,把古氵贝水说成了今大凌河,把古朝鲜置于今辽宁省境内,竟使历史地理来了个大错位,普盖辽东大地的燕汉文化也都变成古朝鲜固有的东西或为古朝鲜人所喜爱、所使用的中国文物了。

  所谓辽东指辽水(今辽河)以东的说法,作为以辽水来界定的一个狭义地域概念并没有错。但这种说法仅仅说对了关于“辽东”这一称谓的一个方面。实际上,“辽东”这一称谓在古史的运用上包含着多层次意义。比如说,辽东、辽西两郡之划分最早与辽水并无什么关系。如前所述,古辽东的地域不仅包括辽水的东部,同时也包括其西部,即使后来的辽东郡辖区,也并不都在辽水之东。在战国燕人建郡之前,并不见辽西之名。

  那么,辽东的最初命名是根据什么呢?笔者认为,明正统八年(公元144年)成书的《辽东志》的解释是很有道理的,其曰:“辽,远也。以其远在九州之东,故名辽东”。辽东的含义即是辽远的东方,这是中原人依据“九州说”而为其东方辽远之地命名的。“辽东”是汉语名词。后来,燕将秦开北击东胡而东胡却千里,退居今西拉木伦河流域,然后“度辽东而攻朝鲜”,划定了燕朝的边界:以满潘汗为界。长期以来,人们对燕国辽东郡的取地认识不清,总是认为燕国的辽东郡应占有古朝鲜的一部分领土,甚至认为辽东郡的辖区“取地于原卫氏朝鲜”4。

  卫氏朝鲜是西汉时的事,战国时期的古朝鲜当是箕氏朝鲜,但无论是箕氏朝鲜还是卫氏朝鲜,其地皆不在辽东。实际上,辽东郡是取地于貊人居地,其地在古辽东的东部。燕辽东、辽西二郡的命名,皆与古辽东有关:辽西者,古辽东之西也;辽东者,古辽东之东也。二郡的分界线是医巫闾山,而这正是东胡与貊人的分界线,辽东、辽西二郡无论是在地理环境还是在民族的构成上,皆自成单元。不可否认,秦开在拓疆之时曾进攻过古朝鲜乃至古真番,但进攻并不意味着吞并。事实上,燕军对古朝鲜和真番只是征服,并没有灭掉,更没有兼并其土地。燕朝战争结束以后,燕军寻即退出古朝鲜领土,满潘汗曾是古辽东与古朝鲜的边界,就整个清川江来说,这是貊人与古朝鲜人的天然分界线。说燕国辽东郡应包括古朝鲜的一部分领土,是找不出什么可靠根据来的。

  我们在明确了古辽东与燕国的辽东郡的来龙去脉以后,对古辽水的有关问题也就好理解了。笔者认为,辽水名称的产生时间当在辽东郡建立以后而不是在其前。辽水者,辽东郡内之大水也,其命名应来自辽东郡。辽水有大、小两条,大辽水即今辽河。《山海经·海内东经》云:“潦水出卫皋东,东南注渤海,入潦阳”。这段文字有错简之弊,纠正之,应为:潦水出卫皋东,东南入潦阳,注渤海。《水经》云:“大辽水出塞外卫白平山,东南入塞,过辽东襄平县西”。

  郦道元注曰:“辽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东流,直辽东之望平县西,王莽之长说也,屈而西南流,迳襄平县故城西,秦始皇二十二年,灭燕置辽东郡,治此”。

  上述引文所记载的是大辽水。《山海经》中的“卫皋”,在《水经》中误写为“卫白平”,此山即今内蒙古境内的白岔山,是今辽河上游西段的发源地。辽河的西源出白岔而东流,初段为西喇木伦河,次段为西辽河,而西辽河的末段折向南流之后,与东辽河汇合,继续南流而入渤海。从西喇木伦河与西辽河看,皆为东流,与史书所记相合。《水经》与郦注所云“塞外”,指燕国的北长城以外,此长城的走向是:西起今河北省的独石口北、滦河南的大滩一带,东经围场、赤峰、敖汉,由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又经彰武、法库至开原一带,跨越辽河,然后折而东南走,经新宾、宽甸,然后过鸭绿江而进入朝鲜半岛。燕长城在朝鲜半岛的一段,即是被朝鲜考古界发现并命名的“大宁江长城”,其走向是:沿昌城江、大宁江而至清川江下游北岸的博川。今辽河上游的西段恰在燕长城之北由西向东流。“东南入潦阳”与“东南入塞”是一致的。所谓“潦阳”即小潦水之北,小潦水即今浑河。燕长城在今法库至开原一带跨越辽河,此处恰是辽河西源上游的东南方向,亦恰在今浑河之北。郦道元说辽水“直辽东之望平县西……屈而西南流”,其言亦不虚也。

  据有的学者考证,汉魏时辽东郡的望平县故址应为今辽宁省铁岭县南新台子镇战国——汉城址,“其地北近汉代辽东边塞,辽河经新台子以西十六里,向南流,西南至今辽阳(襄平)以西会太子河(古梁水)后南入海,……新台子一带地域平阔,百里平川,并为交通道路所必经”,是为大辽水入塞南流所经的第一县。《汉书·地理志》云:“望平,大辽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行千二百五十里,莽曰长说”。此言甚确。

  关于小辽水,《汉书·地理志》玄菟郡高句骊县下注云:辽山,辽水所出,西南至辽队入大辽水。又有南苏水,西北经塞外。关于高句丽县,学界根据文献、考古资料而定为今新宾县永陵镇西南苏子河南岸的汉城址。辽山,即今辽宁清原县东北三通背岭6;南苏水,即

  今苏子河,至今抚顺大伙房水库与浑河相汇,其相汇处恰在古高句丽县的西北,说明古南苏水的大部分流段当在燕长城之外。笔者曾考证过,战国时期燕国辽东郡的东部边界在最初当是其长城线,而后来越过了长城线,将古高夷和古貊国的领域兼并到辽东郡行政辖区之内,使其东部边界“大宁江长城”移至今清川江、大同江上游一线。关于古高夷在战国晚期纳入辽东郡的情况,我们完全从高句丽故地以“辽”字命名的山(辽山)和水(小辽水)的事实中知其大概。

  此外,从考古学的角度也可以看出燕人在古高夷地区的活动情况:1974年辽宁省桓仁县大甸子的一座石椁墓中发现二百枚明刀钱;1958年在集安县太王坟附近发现窖藏古币一罐,约八九市斤,其中半数是燕国的明刀钱;1956年在集安县的麻线沟发现三、四百斤古币,其中就有燕国的明化圆钱和一化圆钱。朱活先生在《郾币管窥》一文中曾说,解放后在吉林省出土的郾国化币主要集中在集安附近,而“这个地区是郾国的辽东郡”。另外,我国考古界在集安县城中还发现了战国时期的土城址,有人将这一遗址看成是生活于“鸭绿江上游的古代民族文化遗存”4,显然是不妥当的。在燕人到来之前,我国东北以及朝鲜半岛等地的居民尚处于穴居野处的阶段,并不见完全的地上建筑,因此集安战国土城并非当地土著民族的建筑,而应是战国燕人的文化遗存,它是燕人设在长城以外的一个据点。

  关于辽东郡的疆域,直到汉昭帝元凤年间之前,并没有发生变化。《史记·朝鲜列传》云:“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氵贝水为界,属燕”。鱼豢的《魏略》亦云:“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氵贝水”。

  西汉时期的氵贝水为今何水,学界向来说法不一,但在“大宁江长城”发现以后的现在,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地说,西汉时期的氵贝水非今之清川江而莫属,说明西汉初期汉朝的燕王国同箕氏朝鲜的边界线依然是今清川江,而当时的高句丽族业已形成,高句丽发祥地浑江流域自然尚在辽东郡的管辖之下了。当然,后来发生了变化。《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汉书·天文志》亦云:“元凤六年正月,筑辽东玄菟城”。

  此“辽东玄菟城”意即“辽东的玄菟城”,以与沃沮地区的玄菟郡治沃沮城相区别开来,而“辽东”就是辽东郡,说明玄菟城筑于旧辽东郡境内。大概也就是在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或稍晚一些,曾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罢归乐浪郡的玄菟郡建置新恢复,只是郡地不在原来的东沃沮故地,而是侨迁于辽东郡境。原汉武帝所置之玄菟郡,即史学界所称之第一玄菟郡;昭帝侨置之玄菟郡,称之为第二玄菟郡;大约在西汉末或东汉初期,玄菟郡再次内徙于辽东郡境,此为第三玄菟郡。要明确,第二玄菟郡是取地于长城以外的原辽东郡辖区,应包括古貊国和古高夷之故地,与乐浪郡的界线是今清川江。当玄菟郡第二次侨迁之后,第二玄菟郡全境已为高句丽全部占领。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三国史记》的记载中得知:“大武神王……二十七年(公元44年)春三月,汉光武帝遣兵渡海,伐乐浪,取其地为郡县,萨水已南属汉”。同书太祖王四年(公元56年)条载:“秋七月,伐东沃沮,取其地为城邑,拓境东至沧海,南至萨水”。朝鲜《高丽史·地理三》云:“……清川江,古称萨水,即高句丽乙支文德败隋兵百万之地”。《东国舆地胜览》亦云:“清川江,一名萨水”。当氵贝水在东汉改称为萨水之后,氵贝水之名遂东移于大同江,而今大同江的古名“列水”在文献中消失。

  三、辽东郡内徙后的“辽东”

  辽东郡约置于公元前300年或稍晚一些,历战国、汉、魏,至西晋改为辽东国,后复为郡,十六国后燕末年地入高句丽。据《东史会纲》载:“广开土王十一年(公元402年)高句丽取辽东城,丽王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丽兵遂取辽东城”。辽东郡前后存在700余年。后来北燕又将辽东郡侨置于辽西,北魏废,至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复置,治所在通定镇,其地亦在辽水之西,到唐朝时废而不置。

  作为行政区划的辽东虽然不存在了,但作为地域名称却依然被人们使用,同时亦屡见于史籍。

  例如:

  (1)长岑县属乐浪郡,其地在辽东(《后汉书·崔马因传》李贤注)。

  (2)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旧唐书·高丽传》)。

  (3)辽东故中国地,而莫离支贼杀其主,朕将自行经略之,故与父老约:子若孙从我行者,我能拊循之,毋庸血阝也(《新唐书·高丽》)。

  关于长岑县的地理位置,谭其骧诸先生根据各方面的材料进行考证,认为韩国学者李丙焘的说法比较可靠,故采其说,定长岑县在今朝鲜黄海道松禾郡。但是,诸先生在引用《崔马因传》李贤注后却说李注“在辽东”三字误,笔者觉得李贤此注并非错误。李贤在注中说得很明白,“长岑县属乐浪郡”而不是属其他的郡,当然也不属辽东郡了,显然,“其地在辽东”中的“辽东”并非指辽东郡,而泛指辽水以东之地,这一点,我们从例(2)和例(3)中的引文中完全可看得出来。例(2)所引是唐朝大臣裴矩和温彦博对唐高祖李渊说的话,主张要将被分裂出去的高句丽占领区收复回来,以完成统一国家的大业,其中的“辽东之地”即指“高丽之地”。裴矩对隋炀帝也曾表明过对征高句丽的看法,如《隋书·裴矩传》载其语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

  裴矩所云“高丽之地,本孤竹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孤竹国在冀东北和辽西地区,并不在辽河以东,但裴矩在这里所说的“高丽之地”实指“辽东之地”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在唐人的眼里,高句丽的占领区是在辽河以东地区,故而泛指高句丽的整个领域为“辽东之地”,而此“辽东”,既不是指古辽东地,也不是指辽东郡,而是指辽水以东地区,它不仅包括了古辽东及辽东郡的部分土地,同时也将朝鲜半岛的北部地区都包括进去了。隋唐之人将高句丽占领区称为辽东,在史籍中比比皆是,隋唐征高丽,皆称为“辽东之役”。如此看来,李贤所注长岑县“其地在辽东”,又何误之有?

  其实,“辽东”一词在唐朝以后也都被人广为使用。元朝有辽东路,治所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明朝有辽东镇(九边之一,治所初在今辽宁北镇,后徙今辽阳市)、辽东都卫(治所在今辽阳市老城区),后来辽东都卫又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辖境“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至旅顺海口,北至开原”1,相当古辽东的大部分地区。

  结语

  综上所述,“辽东”一词最早见于春秋时期而辽东地区的古族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则可推到非常久远的年代,西周初期,周天子将肃慎、燕、亳(貊)看成是自己的北土,这“北土”实际上已包括了我国现在东北地区的整个地区。东北亚地区的肃慎、发人、秽人、高夷、良夷等到中原去参加周天子召集的“成周之会”,证明周朝初年对东北亚地区影响力之巨大。联系箕子到达朝鲜半岛创业这段史实,也完全可以看出我国中原地区同朝鲜半岛早就信息相通,而辽东地区则是两地交往的重要通道。战国时期,燕人向东拓疆,将古辽东地区顺理成章地正式纳入自己的行政辖区,并在这一地区推广了铁器,发展了货币经济,大大促进了东北亚各地各族的社会发展。至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王朝仍然辖及辽河以东地区,作为中国古代东北地方民族政权的高句丽国依然蓬勃发展,继续经营和开发辽东地区。后来,高句丽国虽然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灭亡,但其遗民大部融入我国其他民族之中,有一部分融入朝鲜半岛的朝鲜族之中。后来,辽东地区始终在我国历代王朝的管辖之下,直至现在,我国辽宁省的辖境依然占古辽东地区之大部。(长城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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