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宾境内曾经有过高夷族人吗

　　目前，很多学者主张高夷是高句丽人的祖先，认为他们曾在今新宾境内的富尔江、苏子河流域生活过。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战国燕地图》上，就在燕长城以东今苏子河流域标注“高夷”两字。说明他主张高夷族人在战国燕时期还生存在今苏子河流域。孙进己先生的《东北民族史研究》（一）认为：“这个出现在周初的高夷，正应该是最早的高句丽也即沸流国”，“以今位于富尔江上游新宾县黑沟山城为沸流国址”。王钟翰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写道：“公元前4世纪……高夷居于今辽宁省桓仁、新宾满族自治县。其他一些研究高句丽史的著名学者，如刘子敏、王绵厚、耿铁华等诸先生也有相似的论述。尽管有很多学者主张高夷人在新宾境内生活过，但是，目前史学界对这个结论的看法还不尽相同。究其原因，关键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关于高夷人的史料太少。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文献中，“高夷”只在《逸周书》中出现过一次。《逸周书》是先秦古籍中一部很有价值的书，该书《王会篇》载：“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这句话的意思是：位于北方台上最东边的那个人是高夷族的代表，他献给周王的礼物是嗛羊。所谓嗛羊，就是长四个角的羊。《王会篇》记的是3000多年前周成王召开的会见方国诸侯的一次盛会（成周大会）。成王在明堂之上，南而立，其他各级官员按等级立于成王左右或明堂之下。而方国诸候的代表被安置在外台的四隅。按照周公的定制，四夷站立的方位为：“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高夷在成周大会上站在“北方台”上，显然，他应该属于“五狄之国”，同样在，“北方台”上的方国除高夷之外还有独鹿、孤竹、不令支、不屠何、东胡、山戎共七个。而“北方台正东高夷……”的意思就是站在北方台上的七个方国代表，按东西向排成一行，站在东方的是高夷的代表，其他代表依序向西排列，最西边的是山戎族的代表。这些民族代表的站位，跟他们的实际居住区域相对于周朝京畿地区的方位是大体一致的。也就是说高夷的地理位置应东临渤海，西近独鹿、孤竹，大约在今秦皇岛致辽宁绥中之间。当时位于今辽东地区的少数民族，如稷慎、秽人、良夷、发等，他们的代表在成周大会上的站位在东门之外。《王会篇》上所谓“西面者正北方稷慎……”说的就是稷慎等东夷族站在东方台上，面朝西，其排列顺序是以稷慎在最北方，秽人、良夷等依次向南。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按着“东夷北狄西戎南蛮”之方位，高夷应属北狄之属，稷慎应属东夷之属。高夷不可能象刘子敏在《高句丽历史研究》一书所言：“其具体位置在发人和秽人之间。”。也就是说，高夷不可能在今新宾县境内生活过。

　　现在的某些学者将高夷说成高句丽人的祖先，将高句丽人建国时之方位说成是高夷人曾生活的地方，其根据只有一条，那就是成周大会1300余年以后的晋代，有一个叫孔晁的人出来为《逸周书》作注，他在“高夷”两字后注曰：“高夷，东北夷高句丽。”平心而论，孔晁注《逸周书》，世人评价并不高，正象清代学者陈逢衡所言：其“疏陋谬误颇多”，所以1700余年来，他的“高夷即高句丽”的观点并没有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但是到了近代，随着高句丽史研究的发展，不少学者仅根据孔晁的一个注释，就肯定高夷是高句丽的祖先，认定高夷曾在富尔江或苏子河一带生存过，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乏充分根据的结论。当然，我将这个命题写入“抚顺历史上的未解之谜”，不仅是因为我对此有不同意见，还有不少学者对此也提出过异议。如李宗勋先生在《高句丽族源流略考》一文中就说：“最初以为高夷即为高句丽的孔晁……对高夷一词的注释大有其个人臆测之嫌”。所谓“个人臆测”，就是以字面意义为依据而进行的一种想当然的推测，实在不足以成为史学立论之根据。

　　1998年版，佟冬先生主编的《中国东北史》也不认为高夷是周及战国燕时东北的一支古民族。该书认为“高句丽是秽貊族的一支”，这个观点在实际上也否定了高夷族曾在今新宾境内生存过。

　　总之，高夷人到底在今新宾县境内生活过没有，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高夷是不是高句丽人的祖先问题，由于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缺乏，应该说，这个问题至今尚没有解决，仍然是抚顺历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