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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与“辽东”的关系

2012-05-20 12:17 吉林大学 杨 军 1572
燕辽东郡东界达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地区,由郡名演化的地域名辽东,最初即包括大同江以北。魏晋至唐,辽东作为地域名内涵在逐渐扩大,包括整个大同江流域,甚至是高句丽政权的所有辖区。高句丽人也称自己的国家所在地为辽东。  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战国时的燕国与箕氏朝鲜以清川江为...

摘 要:燕辽东郡东界达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地区,由郡名演化的地域名辽东,最初即包括大同江以北。魏晋至唐,辽东作为地域名内涵在逐渐扩大,包括整个大同江流域,甚至是高句丽政权的所有辖区。高句丽人也称自己的国家所在地为辽东。
 

  目前学术界通常认为,战国时的燕国与箕氏朝鲜以清川江为界。其论证方法是,依据《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的双方以“满番汗为界”,认为番汗指汉辽东郡番汗县,因番汗县可以考定在朝鲜平安北道博川城南10里古博陵城,近清川江,【1】因此断定,番汗县是边境城镇,其东的清川江为界河。【2】但认为满番汗即番汗的证据并不充分,持此说的学者也认为:“至于‘满’作何解,说法不一,可能为衍文”,[1](P14)以“可能”二字将此关键问题轻轻带过,显然是不足以服人的。至于将满番汗解释为汉辽东郡“文”县与“潘汗”县的合称,同样也没有史料依据。[2]

  除鱼豢《魏略》外,史书中没有对燕国东部边界的记载,唯一可以参证的资料是《史记》卷115《朝鲜列传》中对箕氏朝鲜史事的简略追述:“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浿水为界”。这段史料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燕曾“略属”朝鲜,并“筑障塞”,此记载也与《魏略》“取地”的记载相合。第二,未说明秦代东部边界的变化,秦与箕氏朝鲜的边界当沿袭燕与箕氏朝鲜的边界。第三,西汉与箕氏朝鲜的边界后撤至浿水。因秦汉时期的浿水即清川江,所以,燕秦与箕氏朝鲜的边界必在清川江以东,即《魏略》的满番汗在清川江以东。朝鲜的大宁江长城在清川江西,因此,不会像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燕“筑障塞”的障塞,而应是汉“复修辽东故塞”的故塞。虽然这道汉“复修”的故塞何时初建,现在已无法考究,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通行的以大宁江长城的位置作为燕与箕氏朝鲜以清川江为界的证据是不正确的。

  “朝鲜”之称在古书里既可以用作国名,也可以用作地域名。作国名指古朝鲜全部辖区,作地域名则仅指大同江流域。[3]《盐铁论》第45《伐功》在谈到燕击朝鲜事件时称燕“度辽东而攻朝鲜”,显然是将朝鲜用作地域名。也就是说,在燕攻朝鲜取地两千余里的过程中,燕军已经进入大同江流域。因此,前引《史记》所载燕“略属真番、朝鲜”的朝鲜也是地域名,指大同江流域,这也是燕所筑障塞在大同江流域的证据。秦统一后的东界是对燕的沿袭,则秦长城应与燕的障塞相距不远。秦长城东端起点在汉乐浪郡遂城县,即“今朝鲜平壤市西南江西迤西之咸从里”,[4](P42)那么,燕长城也必在大同江流域无疑。可见,燕国强盛时已夺取大同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山海经·海内北经》称“列阳属燕”,列指列水,即大同江,也证明大同江以北是燕国领地。燕击朝鲜后设立的辽东郡包括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地区,这才是前引《史记》称燕“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的含义。西汉初因为“远难守”退而以清川江为界,原燕、秦长城皆弃而不守。《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称卫满“东走出塞,度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塞”即现在已发现的大宁江长城,“上下障”就是西汉废弃的燕、秦两道长城,应都在大同江流域。《魏略》所载满番汗是地名或是河名无从考证,【3】但一定在大同江流域。

  有的学者认为辽东作为地域名早于燕设辽东郡,[5]主要依据一是《管子·地数篇》:“燕有辽东之煮”,二是《战国策·燕策》载苏秦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对于前者,张佩纶早已指出:“春秋时北燕为山戎所逼,岂能兼有辽东?”认为这是“战国时语”。[6](P1154)对于后者,阎忠已指出其不可靠。[7]此外,辽东一词也见于《管子·轻重甲》。《管子·轻重》诸篇的成书年代虽存在争议,但最早的说法是成书于战国。[8]说燕设辽东郡之前已有作为地域名的辽东证据是不充分的。辽东作为地域名源自辽东郡,最初指辽东郡所辖地区,其东界达大同江流域。

  作为地域名,辽东一词的内涵在逐渐扩大。首先,因辽东曾辖有部分朝鲜地,即将全部古朝鲜地即大同江流域都称为辽东,包括辽东郡从未直接管辖过的大同江以南以区。如《宋书》卷28《符瑞志》“白虎见辽东乐浪”,已认为乐浪郡辖区属于辽东这一地域。唐李贤在《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注中称乐浪郡在辽东,《高足酉墓志》中称高句丽人高足酉为“辽东平壤人”,[9]都是此用法的实例。最典型的是《后汉书·郡国志》李贤注:“列水在辽东”,称大同江在辽东。其次,因将朝鲜地称为辽东,而将后世控制该地区的高句丽政权称为辽东。《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载唐高宗对薛仁贵说:“卿又北伐九姓,东击高丽,辽东咸遵声教者,并卿之力也”,卷92《魏元忠传》提到“李勣平辽东”,显然都是指高句丽政权。

  虽然燕与箕氏朝鲜为敌国,但据《三国志》卷30《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载,箕氏朝鲜“略服属秦,不肯朝会”,箕氏朝鲜已成为秦的属国。《史记》卷115《朝鲜列传》:“秦灭燕,属辽东外徼”,刘子敏认为“徼”指“藩属”,[10]则箕氏朝鲜作为秦的属国可能是归辽东郡管理的。汉初,“辽东太守即约满为外臣”,[11](卷115)卫氏朝鲜是隶属于汉辽东郡的。这种统属关系显然也是辽东作为地域概念内涵扩大的原因。魏晋以后,虽然辽东郡不再辖有朝鲜半岛北部,但将此地区称为辽东的观念还是沿袭下来。

  至晚在隋代,高句丽人已接受了这种观念,在与中原的交往中,也把自己国家的所在地称为“辽东”,高句丽王元在给隋文帝的表中自称“辽东粪土臣元”,【4】《高足酉墓志》、《高玄墓志》将这两位高句丽人墓主分别称为“辽东平壤人”、“辽东三韩人”。[9]

  无论是唐人还是高句丽人,对朝鲜半岛北部属于辽东的说法都是认同的。正是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唐代裴矩、温彦博等大臣才提出“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12](卷61)以历史上中原王朝对此地区的直接统辖为依据,坚持大同江流域为中国领土,要求恢复中原王朝对这里的直接管辖。“辽东”的地理范围包括朝鲜半岛北部,特别是大同江流域,反映出唐朝人对中国疆域的认识。唐以前的历史事实证明,唐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高句丽人对“辽东”内涵的认同,反映出高句丽人对中国的向心力。以“辽东”指称朝鲜半岛北部的说法在中原地区和高句丽国内的通行,恰是大同江流域古代为中国领土、高句丽民族是中华民族组成部分的一个有力证据。

 

注释:
[1]博陵城与大宁江口相距更近,加之朝鲜半岛大宁江长城的发现,故有的学者认为燕与箕氏朝鲜的边界在大宁江。(参见郑君雷《大宁江长城的相关问题》,《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第68-72页)但大宁江尚在清川江以西、以北,故本文对此观点不加讨论。
[2]参见李健才《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古朝鲜西部边界的探讨》,载《东北史地考略》(第三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7页。
[3]有的学者将满番汗理解为汶(满)、番、汗三水,分别对应昌城江、大宁江与清川江。徐德源已批之甚详,此不多述。参见徐德源《战国全燕世所筑障塞释考》,载《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22-26页。
[4]参见《北史》卷94《高丽传》,《隋书》卷81《高丽传》。

参考文献:
[1]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释名汇编·东北卷[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2]顾铭学,南昌龙。战国时期燕朝关系的再探讨[J]。社会科学战线,1990,(1):192-198。
[3]杨军。箕子与古朝鲜[J]。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9,(3):22-26。
[4]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5]刘子敏。关于“辽东”的考辨[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1):78-85。
[6]郭沫若,闻一多,许维遹。管子集校[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4。
[7]阎忠。《战国策》燕国疆域辨析[J]。史学集刊,1995,(3):59。
[8]胡家聪。《管子·轻重》作于战国考[J]。中国史研究,1981,(1):124-133。
[9]赵超。唐代墓志中所见的高句丽与百济人士[A]。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485-494。
[10]刘子敏。“辽东外徼”考释[J]。延边大学学报,1996,(2):44。
[11]朝鲜列传[A]。史记[Z]。北京:中华书局,1959。
[12]温彦博传[A]。旧唐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5。
(作者:杨军 本文刊于《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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