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

      中国的礼乐制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端，是汉族儒家思想体系中确立国家政权、划分等级差别的重要标志，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这种政治从属性，决定了礼乐对各时代的统治特点、政治形式以及社会状况等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满族统治者以少数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它的国家建制与汉族王朝存在种种差别，这也造就了清王朝异于他代的独特礼乐制度。《清史稿·乐一》开篇即曰：“清起僻远，迎神祭天，初沿边俗。乃太祖受命，始习华风。”[1]这种“沿边俗”、“习华风”的礼乐风格一直延续到清末，成为有清一代制礼作乐的思想根基。在此我们追本溯源，对入关前宫廷礼乐的形成、衍变作初步探析，也希望能从礼乐的角度对这一时期的满族国家政治作一斑之窥。

第一节  祭祀仪式

 《清史稿·乐一》的下文只述及如何“习华风”，至于如何“沿边俗”却丝毫未及。何谓“边俗”？《清史稿·礼志》说：“清初起自辽沈，有设杆祭天礼。又于静室总祀社稷诸神祗，名曰堂子”[2]，清高宗乾隆在《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卷首也曾言：“我满洲禀性笃敬，立念肫诚，恭祀天、佛与神阙。……。庶满洲享祀遗风永远遵行弗坠”[3]，看来源于满洲且具有独特享祀遗风即为满洲边俗。这一清人旧习在后世文献中，与“习华风”相对而论，说明它不是汉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产生另有它源，异于汉族文化范畴。

　　满族，作为我国北方民族，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新的民族成分，汲取新的文化养料，它的形成过程是多源多流的。在诸多外来文化中，以蒙古文化对早期满族文化的形成影响最大。蒙元之际，女真人直接处于蒙古民族的政治控制和文化影响之下，元灭亡后，许多故元的降将和遗民留在东北，与女真等民族彼此交错而居，互通婚姻，尤其地处蒙古本部边缘的海西女真更是如此。明朝初年，南迁到辽东一带的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继续与蒙古保持政治、经济、文化和血缘上的交流，受到蒙古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对满族祭祀习俗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刘小萌、定宜庄先生指出，清太祖努尔哈赤自创业时起，就处处托庇上天的保佑。他敬事于天，乞求于天的公正和佑护的做法，与元太祖成吉思汗在重大战役之前向天作的祈祷，以及蒙古人对“长生天”的祭祀，有着极深的渊源。二者关于“天”的概念，向“天”乞求的内容，乃至祷词的格式和用语都如出一辙。满族“杀白马祭天”、“刲牛祭纛”的习俗，同样也能在蒙古祭祀活动中寻觅出来。[4]可见，满族原生的祭天礼仪受到蒙古游牧文化的直接影响，满、蒙文化中对天神崇拜的观念，是它产生的宗教基础和文化核心。

　　努尔哈赤时期的祭天仪式非常频繁，凡出征、凯旋、誓盟、节庆均要行祭天大礼。丁酉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努尔哈赤与叶赫盟誓，行盟誓之仪，“杀牛设宴，宰白马，削骨，设酒一杯，肉一碗，血土各一碗，歃血会盟”[5]。天命三年（1618年）九月初四日，明出兵袭金，努尔哈赤出征前往祭堂子，以乞福上天护佑。[6]天命四年（1619年）三月，因破明兵，刑八牛祭纛告天[7]。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一日，为庆祝除夕，“汗率八旗诸贝勒大臣等，出城叩谒堂庙”[8]。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六日，“因克敌，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毕，升帐”[9]。这样的记载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这个民族对天的礼敬，以及“天”在努尔哈赤征讨事业中起到的象征性作用，即以奉天命行事的名义，来证明自己征战的正义性。

　　天聪时期祭天仪式的一些基本特点仍如前代，变化不大，如举行时间，仍在出征之前[10]、凯旋班师或狩猎之后[11]以及节日大庆之时[12]。另外，天聪年间祭天的各种习俗也与天命相似。据朝鲜官员申忠一的记载，费阿拉时期神与天分别祭祀，内城木栅设客厅以祭神，外城筑“祭天祠堂”以祭天。[13]这种神、天分祭的祭祀模式，后世相沿不替。如《满文老档》记载：天命九年（1624年）正月“元旦卯时，汗往祭堂子，遂还家叩拜神主”[14]；天聪六年（1632年）“正月初一日，汗率诸贝勒拜天祭神毕，入殿陞座”[15]。可见外祭天内祭神的风俗得到延续。又如天命八年（1623年）五月初六日，努尔哈赤出城迎出征叶赫的兵将，“因克敌，乃竖旗八杆，吹螺，拜天”[16]；天聪五年（1631年）九月，与明兵战于大凌河，大捷，“竖纛鸣螺，汗率诸贝勒及领兵大臣拜天，行三跪九叩头礼”[17]，二者仪式完全一样。可见，天命、天聪时期祭天的基本特征变化不大，都保存了较为原生的本民族风格，并没有有意识的模仿汉族礼仪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