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的宫廷礼乐及其政治文化意义(7)

　　值得注意的是，在天命七年的卤簿礼仪中，有sara（伞），laba（喇叭）、tungken（鼓）、bileri（唢呐）、ficakū（箫）等礼器。[69]与原来相比，新出现了“ficakū”（箫）。“ficakū”（箫）意为“fulgiyere kumun i agūra i gebu，cuse moo i sihan de ninggu sangga arafi，ilhū jafafi fulgiyerengge be，ficakū sembi。”（箫是吹管类乐器，以竹为管，筑六孔，竖执吹奏）[70]。这与汉族箫管的形制很接近，宋陈旸《乐书》曰：“箫管之制六孔，旁一孔，加竹膜焉。足黄钟一均声。或谓之尺八管，或谓之竖笛，或谓之中管。”[71]这说明天命后期的乐器制作，已开始受到汉族文化影响。

　　天聪六年（1632年）二月初四日，皇太极更定仪仗之制，令出征时仍照旧例，各依等级定制携带小旗、伞、喇叭、唢呐、鼓、箫等物。而于屯寨周围街道等近处行走往来，则“于汗前用小旗三对、伞二柄、校尉六人。大贝勒前用旗二对、伞一柄、校尉四人。诸贝勒前各用旗一对、伞一柄、校尉二人。若赴汗所齐集，不用旗伞，唯准校尉随从。若各自出城门行，务带旗伞。……。凡赴汗所在地，他人旗、伞、校尉概不许用。随汗行时，只许大贝勒用伞”。同时还规定：“若有违例者，由礼部贝勒查实连同汗在内，每次罚羊一只。若徇情不罚，则罚尔以羊。”[72]颁布该条令的第三天，即二月初六日，皇太极到诸子避痘所，没有按例掌伞旗，故礼部启心郎祁充格议罚羊。诸臣上奏，皇太极罚羊交以礼部，并解释道：“非忘具旗伞也，因往忌地，故不用耳。然未转告部首领知之，咎在于我。我若废法，法将何以施行？此羊尔等可收之。今后，凡往忌地，免用仪仗。”[73]最后的结果虽于避痘所免用仪仗，但对于不合等级定制仪仗使用的严格惩处仍可见一斑。

　　随着后金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体现等级观念的礼仪乐制作越来越受到统治者重视，渐渐壮大，并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登基称帝，按“参汉酌金”的原则，借鉴明朝制度制定严格的仪仗礼仪。登基之前，为预备登基大仪，内院官擬设御前议仗，请旨制定，皇太极“命酌量裁定之”[74]。最后定议为“（其他仪仗略）锣二、鼓二、画角四、箫二、笙二、驾鼓四、横笛二、龙头横笛二、檀板二、大鼓二、小铜钹四、小铜锣二、大铜锣四、云锣二、唢呐四，执役者八十四，绿衣、黄褂、红带、六瓣红绒帽、铜顶上插黄翎”。[75]五月初一，奉圣汗命议定仪仗：“和硕亲王红伞二、纛二、小旗十、骨朵二、吾仗四，多罗郡王红伞一、纛一、小旗八、卧瓜二、吾仗四，多罗贝勒红伞一、纛一、小旗六、骨朵二、红仗二。无论行兵出猎，或出城专行，俱携此仪仗而行。若至汗前，则无携此仪仗。倘离汗地他往，务以此仪仗列于前。”[76]同年（崇德元年（1636年））七月初十日，册封国君福晋、东大福晋、西大福晋、东侧福晋、西侧福晋典礼。当日，诸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固山贝子，文武各官齐集崇政殿，依次列举，皇太极入崇政殿升座。文官衙门各官入奏曰：“奉赠国君福晋册文、玉玺、仪仗备齐”，并将奉赠国君福晋册文、玉玺陈于案上，册文置左、玉玺置右，二人执节前引，奉册宝，携仪仗，至清宁宫前，国君福晋及众福晋皆立。册封诏文规定国君福晋前列仪仗：“（其他仪仗略）锣一对、鼓一对、号筒二、钲二、仗鼓二、横笛二、扎板二、小钹一对、小金一、大铜金二、云锣一、唢呐一、喇叭二。”[77]其后不久，又于十九日颁定东大福晋宸妃、西大福晋贵妃、东侧福晋淑妃、西侧福晋庄妃及诸和硕福晋、多罗福晋、福晋多罗贝勒之妻、固山福晋、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和硕格格、多罗格格、格格多罗贝勒之女、固山格格等所用仪仗[78]。由此各级皇族、官员出行仪仗礼仪皆备。

　　从各个级别的仪仗配器上，我们可以看出，它的使用规模比后金时期明显隆重，各级仪仗乐器的数量和种类都是前所未有的，大部分是首次出现在入关前的史料记载中。同时，严格按尊卑等级划分仪仗用器的礼仪制度，较之后金也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更加不可逾越。这显然是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模仿明廷之意显而易见，清代宫廷卤簿由此初具规模。

上一页 1... 3 4 5 6 7 8 9 10 11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