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原解放后首任县长任之平的回忆

任之平

（1911.1.20-2004.12.19）

  清原是我的故乡。50多年前，我曾在清原这块地方生活、工作和活动过。现将这段历史，就印象较深的几个问题回忆一下。

  “九一八”事变前，我正在上海光华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后转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政治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侵占了全东北，上海学生纷纷起来罢课，救亡运动席卷全国。我们东北学生，对民族危亡，流离失所，感受尤深。我们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我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东北同乡理事会，我负责领导中国公学同乡会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不顾一切，排除万难，到工厂、学校、街头巷尾，开展宣传活动，并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在学校里编辑《东北风》墙报等活动。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我们中国公学的校园完全毁于炮火之中，学校停办了。一些学生分散到各地求学，有的到别的大学借读。学校发给我到北大借读证书。由于我到北京已过学校注册时间，只好在北京沙滩民房自学，有时去北大听课。因我家境贫困，为我念书负了不少债，只读了3年大学，遂于1933年春就休学了。4月间我回到了家乡清原。

  1933年，清原和东北其他县城一样，被日寇蹂躏2年了，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谈起“九一八”东北沦陷，无不义愤填膺，盼望祖国早日光复。当时在清原街驻有日本守备队。日军由于战线拉长，暴露出兵力严重不足的弱点。他们作贼心虚，时常在深夜里将日本兵，从街里偷偷地拉到街外，来回游动，虚张声势，藉以蒙骗视听。群众听到看到这些，无不切齿痛骂“兔子尾巴长不了”。

  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活动，我同张观（原名张映辉）、任水若、孙克会等人组织起一个读书会。当时清原街有个已经被日伪当局关闭的图书馆，藏些进步书籍。文学方面的有高尔基、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名著；社会科学方面的有经济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著作。我们就在一起阅读、讨论。后来读书会扩大了，又发展些小学教师和失学的中学学生。学习逐步深入，把所学马列主义理论，革命道理同抗日斗争的现实联系起来了。我们在这年署期还办起了一所补习学校。当时清原中学尚未复课，教师、学生徘徊街头，小学教师也有部分人没有工作。我们就抓住这个机会，借用县街女子小学校舍，办起了补习学校。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中学学生和部分小学教师200多人入学。我们是以补习文化课为名，实际是向师生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东北人民的罪恶事实，从而提高民族觉悟，唤起群众抗日热忱。在办学期间，敌特汉奸们到处扬言：“补习班里有共产党”，并在夜间到处寻风探信，偷着听声，威胁恫吓。广大进步青年不但没有被反动势力所吓倒，还陆续参加了抗日会、社会科学研究会、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群众组织。

  这年10月，团奉天特委书记来到了清原，成立起共青团清原特别支部。当时团特支书记由张观担任，组织委员孙克会，我担任宣传委员，交通委员是任水若。特支主要任务是团结进步青年，发展共青团组织，宣传马列主义和抗日救亡主张。团特支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吸收了一批小学教师入团，团员发展到20余名。除具街有田的组织外，在夏家堡、沔阳、滩洲等地先后都建立起共青团地下组织。

  共青团在清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从进步的知识青年逐步向工农群众发展。当我们从城镇向农村深入发展的时候，第二年（1934年）5月，团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涉及到奉天特委，清原特支。当时奉天党的特委书记王永生来信说：“奉天特委书记被捕了”，要我暂时不要去沈阳（在这以前组织曾决定调我去沈阳做学运工作）。我们接到信后，立即在我家召开了团特支会议，分析了形势，清理了文件，准备万一被捕时的“口供”。过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这时，我们和沈阳的联系已经失掉。团特支决定要我去沈阳找到组织探听消息。我到沈阳后什么也未找到。

  不几天，（1934年5月6日）清原特支被破坏了。我在沈阳得知张观、任水若、孙克会等同志在清原被捕了，其他同志也因敌人到处追捕，有的进关，有的到外地躲避起来了。我在沈阳也站不住脚，遂化装赴北京去了。到北京后因找组织关系，也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1934年6月的一天傍晚被捕，押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坐牢3年零2个月，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释放“政治犯”，到8月下旬，才将我释放，恢复了自由。出狱后，我又去山西参加了东北游击纵队。1939年4月又到延安进东北干部队学习。结业后，曾先后到三五九旅政治部、七一七团政治处、陕北米脂中学工作。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随东北干部团回到了东北。经辽宁省工委和抚顺地委决定派我到清原县政府任县长。我到清原时，县委书记韩文潮同志已先到达消原。当时我军二十四旅已派出该旅六十九团政委翟文阁率部驻防清原。由于刚一解放，我党尚没派来县级领导干部。为稳定政局，清原各界群众代表集会，临时推选六十九团政委翟文阁为清原县长。县政府的人员还是伪县公署的一些职员。二十四旅在清原主要抓了2件事：一是扩军；二是接收敌伪仓库物资。我到清原时，翟已回部队。接着谢良（公安局长）、赵西岳、侯公元等同志也陆续到了清原。县里有几名主要领导干部了，我们立即研究了接收工作。首先要安定社会秩序，成立县公安局，扩大地方武装，组建县大队，打击日伪残余势力和封建会道门在清原的地下活动。同时筹备中、小学开学及工商户营业，着手改造旧政权。为解决干部不足的问题，吸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培训班，以便进行政权建设，开展群运工作。

  1946年春，在全县开展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对恶霸、汉奸和伪满的配给店，经过发动群众，进行了清算。县城从镇压伪县长谭英多和清算全县最大的配给店谦聚海为突破口，各区也镇压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和清算了一些配给店。斗争形势如火如荼。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大量涌现出来，陶文就是在这场斗争中培养出来的。

  县、区政府的留用人员，也都放在斗争中进行鉴别考验，把反奸清算的群众运动和改造旧政权结合起来了。县政府新任的一些科长，都是从根据地来的干部担任。科员、办事员中也输入了新的血液。县、区干部大部分是经过训练班学习和反奸清算斗争中锻练出来的。对伪满留用人员都经过认真审查。对少数表现较好的科办人员均子留用。如伪满曾做过股长的范正印，经过审查没有什么罪恶，愿意参加革命，在反奸清算过程中，工作积极，立场坚定，清原战略转移时，一直跟着打游击（解放战争胜利后，范调到本溪市政府，曾任教育局长）。区政府人员经过审查后，重新任用，人员比较纯洁，有一定觉悟。当1946年10月10日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时，大部分人能跟着坚持在敌后打游击。

  1946年春，青纱帐起的时候，清原山区土匪猖撅。窜扰各区的土匪有孙胜武、德山、英武、东北大局……。这些政治土匪骚扰破坏、杀人放火，闹得人心惶惶，社会不安。几个区政府，如夏家堡、南口前、草市、南山城、兴隆台、湾甸子等区先后遭到土匪袭击。区委书记曹健、张文希，区长刘焕群、赵士斌等10余名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

  剿匪工作刻不容缓，不剿灭土匪很多工作都不能开展，剿匪就成为县里工作的一项头等大事。县委决定县大队要集中力量剿灭土匪。由谢良、赵赓霖（赵林）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这年4月间，有一次我去草市区政府检查工作，刚进区政府的办公室，就得情报：土匪已距区政府5里路远的一个村子。当时我兼任县大队长，对此不能不认真对待，于是和区里几位负责同志研究，由区中队全部、县大队调来的一个排，湾甸子红光支队又派来一个班，共60余人。黄昏时，从东西2路包围了该村。我带领县大队一个排和李红光支队的一个班，从西边进剿。区中队从村东包围，机枪架在村后山头上。打了一阵子，土匪闻声向北溃逃了。当我们进村时，土匪已全部跑光了。这些政治土匪也采取游击办法，抵抗不了就跑。所以要根绝匪患，只有一个县的武装是有困难的，必须有几个县武装的联防。以后，经主力部队的配合，临县县大队的联防，到同年7月，墓本上消除了匪患，全县工作转入正常。

  剿匪工作中，我们首先打击了“胜武大局”。匪首孙胜武，是清原草市人。他对清原地理熟，为患大、民愤多。这股土匪，在县大队跟踪追击下，已疲惫不堪，无力反抗。一次被县大队包围在清原到西丰的北大沟里。县大队占据了有利地形，通过政治攻势、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赶快役降，再敢抵抗即消灭之。因在这之前孙匪已派人和县大队谈判过投降条件，在这被困之时，他们还想讲条件，我们没予理采。胜武见势不妙，便乖乖放下武器了。经县委研究，枪、马交给县大队，人员带到县。到县街后，匪首孙胜武由县秘书陪着吃顿饭，安排了住处，被监视起来了。其余众匪在生活上给予适当照顾。孙胜武开始还提出要将他的人编为县大队的一个连，这是个严肃的原则问题，县委根本未予考虑。为了不留隐患，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了正面教育。经过几天的工作，根据他们的要求，开路条发给路费，遣送回原籍了。对孙胜武又经过一个时期的教育，也遣送回草市原籍，并由区里严密监视他的行动。对这股土匪解决得比较顺利，对其他土匪震动很大，有的被打散，有的逃窜，此后社会秩序安宁不少。

  筹粮筹款支援部队准备打仗，是当时全县又一个重要任务。清原是通往东满、北满的交通要道。1946年2月间，我军主动让出沈阳，很多机关、部队向北满转移时，都经过清原。有的部队较长时间驻在清原。二十四旅、辽河支队、炮校、三五九旅、三纵九师、还有抚顺保安旅、分区部队、李红光支队等部队常驻清原境内。清原的粮食到1945年底已经用尽。西丰战斗开始后，过往部队源源不断，同时大的战斗即将来临。为了支援前线，保证供给，县里专门组织起征粮工作队，预征1946年的公粮，实行累进率征收，把负担放在地主富农身上。后来又改为预借粮。清原的广大贫下中农都热烈拥护党的政策，预借粮的任务很快就完成了，保证了机关、部队的供给。

  1946年春，清原西部的国民党军队已进占抚顺，有时还窜到南杂木。东部敌军已进占梅河口。西北部，敌军又控制了铁岭、开原。从抚顺到梅河口仅200余华里，我们就在这块地盘里坚持斗争，形势越来越紧张。地委指示，“让开铁路线，要在铁路南北农村站住脚跟”。据此，县委领导干部带领机关干部分头到东南部的南山城和北部的夏家堡区发动群众，建立后方根据地。将矿山的机器拆下来送到湾甸子山沟里埋藏起来。县委、县政府的文书、档案等也都装箱转移到南山城子区。1946年10月8日国民党反动派向清原大举进犯时，我们便有组织地实行战略转移了。

  我们退到敌后，根据上级提出“县不离县、区不离区”的指示，在农村开展了游击战争。为了适应敌后斗争形势的需要，游击活动回旋余地大些，省委决定将清原、海龙、柳河三县合并为清海柳联合县。这时，我已被调到一专署担任民教科长，在通化、集安一带打游击。1947年1月间，我接受省委交给的任务，要通过敌人封锁线，送40余名打游击有经验的区级干部，充实到清海柳联合县。于3月初在柳河县的六间房附近，将干部交给联合县后，我又回到了临江。

  作者：任之平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任清原县民主政府第一任县长。离休前任沈阳市人民政府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