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棠：改造战犯工作亲历记(5)

    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共293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全部处理完毕。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向原国民党政府军第12兵团中将司令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战犯特赦经过

    1959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毛泽东提出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对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类罪犯实行特赦。9月18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的特赦令。广播刚刚结束，便响起欢呼声、口号声和鼓掌声，不少人激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那些天，抚顺战犯管理所的走廊里、操场上，常常会听到“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上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歌声。

    1959年12月4日上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俱乐部大厅，召开了首批特赦在押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战犯大会。上午10时，特赦大会开始，孙明斋所长首先讲话，然后由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代表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第一个特赦人员是爱新觉罗•溥仪。他走到主席台前，还没等接过特赦通知书，就激动地哭了起来。这批被宣布特赦的伪满战犯、国民党战犯共11人，他们个个激动地泪流满面。当天上午，特赦释放人员每人领到一套崭新服装和100元零用钱,中午管教所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12月8日下午一时,他们告别了再生之地——抚顺战犯管理所。12月14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还接见了获特赦的溥仪和杜聿明等国民党11名高级将领。他们在释放后，都得到妥善安置。                                                      
    1960年5月1日，抚顺战犯管理所收到特赦释放的国民党人员第一封感谢信，来信人是唐曦。他在信中说：“党恩浩荡，永志不忘。现在我被安置在辽宁营口，并与原女共青团员成了半侣，生活很幸福。我从一个国民党战犯，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今生今世我保证做一个好公民，报答党和人民政府对我的改造之恩。”

    196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邀请特赦人员李寓春、康健东、田文奎、陈康黎、张啸虎等人回到所里给战犯做报告。康健东原是国民党军统局热察站少将副站长，是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人员，被分配在铁岭县郊区当社员；田文奎原是国民党北平市政府新闻处处长，1966年特赦后被分配在铁岭铸造厂当翻砂工人。这些特赦人员在工作岗位和社会上表现很好。管理所把他们树为战犯学习的标兵。他们的报告，消除了战犯们担心回到社会后受歧视的疑虑。
                   
    1975年3月19日，特赦了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战犯。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宣布了特赦人员名单。当听见念到自己名字时，黄维、蔡省三和尚传道等人都热泪盈眶，激动万分。他们先后代表特赦人员在大会上发表感想。黄维一再忏悔过去“妄图开历史倒车的最恶行径”，一再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再生之恩，誓把后半生献给人民，献给祖国统一事业”。尚传道充满感情地说；“我的新生命，是党和人民赐给的，我誓献余生报人民，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天上午，每个特赦人员都理了发，洗了澡，高高兴兴地整理衣物和行装。管理所还为他们举行了联欢会和告别宴会，庆祝他们获得新生，重归社会。他们到京后，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和国务院领导的亲切接见。叶剑英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勉励他们继续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并再三叮嘱他们要珍惜晚年。接见后，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不少人留下了感动的泪水。这批国民党特赦人员，凡愿留在大陆的，都得到了妥善安置。

    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获得特赦之后，我们开展了回访活动，协助当地人民政府为特赦人员排忧解难。例如周震东回到江苏宿迁县老家后，生活遇到了困难，走访人员发现后协助当地人民政府帮助解决了。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还3次赴青岛市，劝说已与姚轻耘离婚的其前妻，终于使他们破镜重圆。被安置在北京市政协的尚传道、南京市政协的王仲模、沈阳市政协的高青山、青岛市政协的姚轻耘等人都积极参政议政，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原国民党国防部二厅少将副厅长沈蕴存在得知自己被安置在全国政协任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时，激动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能有今天。”他从内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沈蕴存的新生。”他在工作中很热情、很积极，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仅受到人民政府的肯定，在台湾军政界也引起了很大震动。

    黄维获特赦后，被安置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文史专员，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他通过多种渠道，向台湾军政人员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消除他们的成见和疑虑。他说：“我的老朋友，有的给我捎口信说，思乡之情日益强烈，盼望祖国早日统一……”抗战胜利40周年时，他向台胞作了广播讲话。他说：“我曾到老家江西看了看，电视台拍了《黄维故乡行》电视片，让台湾人民和我的老部下看看，好知道我黄维不仅没有死，而且生活得挺好。这本身就是最生动、最实际的教材。”黄维曾以“老牛明知夕阳短，不待扬鞭自奋蹄”的劲头，为祖国和平统一而奔波忙碌。

    蔡省三获特赦后，去了香港，和妻子办了个“大陆国情研究所”，为缓解台海两岸紧张关系与推动内地改革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操心尽力。

    周养浩获特赦后，转道去了美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所以他经常到新、马两国宣传新中国的大好形势。他说：“我不管走到哪里，毛主席、共产党的再生之恩，我都永世不忘！”
 
              （本文作者离休前为抚顺战犯管理所管教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