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张佐汉(2)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致使祖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三千万东北同胞过着悲惨的亡国奴生活。在这山河破碎、国土沦亡、生灵涂炭、民族危难之时，年轻的张佐汉经过一番认真的思索之后，怀着一颗强烈的救国救民之心，辞别亲人，离开了偏僻的山乡，又毅然投奔到辽西抗日义勇军第六路军李春润部队从军报国。但只有数月，李部也被日军打垮。于是，他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旧军队不过是维护军阀统治的工具，怎能满足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欲望!无奈，他再次回家闲居。回到家乡后，他不甘寂寞，到家乡附近的孤家子村教书。但不到三个月，本乡地主肖某以其父当吹鼓手、出身下贱为由，将其辞退。此后，恶霸地主肖某还是贼心不死，又到警察局告发了张佐汉“勾结共产党、反满抗日”。张家怕事情闹大，将房地变卖了伍佰元钱，贿赂抚顺警察分局长才算了事。然而张佐汉眼见这伙恶霸豪绅狗仗人势，欺压百姓，恨得直咬牙，他真想把这些恶人铲除干净，可凭他一人怎能办到?无奈他只好狠狠地咽下了这口气。

　　1932年9月，张佐汉串联徐达夫、张斗官(朝鲜族)在抚顺合办了一所日语学院(后被日本协合会吞并)。到学院学习日语的人很多，其中，中共满洲省委派到抚顺的地下工作者也常来日语学院学习或寄宿。于是，这里一度成了地下党的活动场所。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爱国朋友，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痛责列强，同时，阅读了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从中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了解到了前所未闻的革命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逐渐解决了百思不得其解的许多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信心。通过学习，使他懂得了许多革命真理，好象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光明。眼界开阔了，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深深地感到，帝国主义的瓜分，封建军阀的割据，资本家和地主的盘剥，无情地吞噬着劳动人民的血汗，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要想使黑暗的旧中国变为光明的新中国，没有千百万中华儿女的觉醒，不跟随中国共产党驱逐外国列强和打倒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众才能走上谋求解放的正确道路。这一期间，张佐汉在地下党培养教育下，进步很快，阶级觉悟迅速提高，成为我地下党活动的骨干分子。不久，张佐汉经孙金一、杨亚诚等人介绍参加了正义团，任委员。后经洪波介绍，于1933年3月到抚顺《大同报》社当记者。从此，张佐汉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南满临时特委的直接领导和指引下，踏上了革命的征程，投身于抗日斗争的滚滚洪流之中。

　　二

　　1934年11月15日，为了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为开创南满抗日斗争新局面，打通南满根据地与外界的联系，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张佐汉(化名张晋基)受南满临时特委派遣，辗转来到了远离家乡的临江县筹建《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并以社长兼记者的身份为掩护，搜集日伪军政情报，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2月18日，张佐汉到达临江县不久，在爱国反日斗争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组织了县城部分进步青年在元宵节灯会期间散发抗日传单，张贴标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呼吁被压迫的民族迅速觉醒，呼吁人们起来革命反抗侵略。这一举动，使县城的敌人惊恐万状。同年3月8日，由于张佐汉积极为党工作，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在火热的斗争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经中共满洲省委执行委员王玉介绍，张佐汉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张佐汉早就渴望自己能够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如今成为现实，使他兴奋不已，他浑身象有使不完的劲，只要党一声号令，他就毫不犹豫地去执行。这时的张佐汉，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3月10日，根据南满特委指示，张佐汉被选为优秀党员赴哈尔滨受训。4月，张佐汉又被派往南满特委接受训练。7月初，张佐汉受东北人民革命军司令杨靖宇指派重返临江县，仍以《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兼记者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

　　在临江期间，张佐汉夜以继日地为党工作，健全报社机构；积极发展骨干力量，开展对敌斗争，激发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热情；运送军需物资，掩护和接待东北人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秘密建立党的外围组织，与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暗中搜集日伪政治军事情报。张佐汉努力为党工作的精神，得到了杨靖宇的赞誉。尤其在艰苦的环境里，他不惧风险，机智勇敢地与敌人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同时，他还利用《大同报》社临江分社社长的身份，深入工厂、机关、学校和街道进行活动，广泛结交进步人士，列席政界会议，卓有成效地争取和团结了一批左派力量。他的支持者很快就多达40余人，其中有小学教师、师范学生、日伪职员、警官等。并在临江、石人、八道江、通化等地建立了多处活动据点，与杨靖宇指派的联络员王国华(化名赵国华)和另一名联络员“小张”直接联系，及时准确地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提供情报。

　　1935年冬，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不断发展，杨靖宇亲临《大同报》社临江分社，与张佐汉秘密会晤。两位战友重逢格外亲切，他们彻夜交谈，尤其是杨靖宇的谆谆教导，使佐汉同志受到了极大鼓舞，更加坚定了同敌人战斗的决心。由于有的情报来自敌人内部，致使日伪军的“讨伐”遭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沉重打击，从而打乱了日军的“讨伐”计划，对巩固和发展临江乃至南满地区的革命力量，起到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瓦解敌人，抨击日寇的野蛮侵略，扩大共产党在敌占区的影响，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唤起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报社的同志和外围党组织还印发了大量传单和布告，有的张贴在敌伪首脑机关，有的贴到了缉私局门口。有一次在戏院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巧妙地贴到了伪警方人员的后背上。这些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也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安和密切注意。于是，警方为了消灭共产党临江县的地下组织，铲除“心腹之患”，他们派出大批警察、特务打探消息，报社成了敌人的重点目标。他们虎视眈眈地监视报社的内外活动。此后，山雨欲来，形势日趋严重，我地下党联络员“小张”神秘失踪，新派来的大个子老李又在八道江镇被捕，尤其是1936年的1月29日，东北人民革命军派出的地下党联络员王国华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并于2月12日遇难后，我党的秘密活动场所《大同报》社临江分社已全部暴露，报社的活动更是陷入困境。就在这步履维艰的紧要关头，为使临江地下党免遭更大损失，中共南满特委于1936年2月29日作出决定，将《大同报》社临江分社解散，对部分人员作了调整。并指示张佐汉立即返回抚顺，从事建立共产党地下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早在1929年期间，中共满洲省委就曾委派杨靖宇同志担任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并在抚顺矿区的工人中间培养了大批骨干力量。在杨靖宇同志的领导下，地下党组织也曾组织过罢工斗争和工人运动，曾计划举行暴动。但是，由于条件不成熟和组织不严密，此事被日伪当局侦破，导致地下党负责人和大批共产党人被逮捕。尽管党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但是抚顺的革命斗争形势还是旺盛的，还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保存下来的少数党员仍然在秘密地为党工作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