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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非典型“红卫兵”纪念照

2012-07-11 08:11 抚顺新闻网 于 明 1184
这照片上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是我(前排左二)和我的同学们。与我同龄和比我大10岁以内的老年朋友,对这张照片上的“红卫兵”形象可说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其实这还不是最典型的“红卫兵”...

一张非典型“红卫兵”纪念照 图1

前排左起:孟庆芬、于明、刘倩倩、刘喜菊,后排左起:颜素梅、宋文华、王淑梅。

    瞧,这照片上飒爽英姿的“红卫兵”小将们,就是我(前排左二)和我的同学们。与我同龄和比我大10岁以内的老年朋友,对这张照片上的“红卫兵”形象可说是十分熟悉、十分亲切。其实这还不是最典型的“红卫兵”形象,与最典型的“红卫兵”形象相比,它至少还缺少5样东西。一,头顶的草绿色军帽;二、胸前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三、手中捧着红彤彤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四、系在腰间的武装带;五,从左肩斜挎到右胯的军用书包,上面往往印有手书体的“革命委员会好”、“要斗私批修”等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在书包带根部系一条白毛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我和照片上的同学们还在民主小学读三、四年级。当时年龄小,没资格加入“红卫兵”,也没有机会参加“破四旧”、“大串联”“斗批改”等“革命”行动,也没有投身校园里批判、 批斗“牛鬼蛇神”的“造反”活动,但身在如火如荼的“革命”洪流中,也目睹了“红卫兵”小将揪斗“地富反坏右”等“牛鬼蛇神”的血腥场面。那时民主小学有两位男教师,一位因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一位因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比较注重仪表,梳着大背头,穿着黑皮鞋,一天总是油头粉面的,于是被揪出来批斗。记得一次批斗大会上,这两位老师头上戴着高帽,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阵阵激昂的口号声中接受群众的批判。走下台来时,一群“红卫兵”(高年级学生)蜂拥而上,围着两人抡拳挥掌,一顿暴打。两人身材都比较高大,“红卫兵”小将们蹦着高地击打,两位老师左躲右闪,狼狈不堪,那真叫“抱头鼠窜”……
 
    1969年,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指示的指引下,民主小学与其东邻的市十一中学合并成为“遵义学校”,由抚顺矿务局运输部接管。我们成为了这所十年一贯制学校的七年级学生,也就是初中生了。这时候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了,但我和许多同学对“红卫兵”心里总是有些介蒂,对它“敬而远之”。总结起来,那年代加入“红卫兵”但至少具备3个条件:一是根红苗壮,必须是出身于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等“革命家庭”的,而出身不好、家庭背景复杂的,想加入“红卫兵”则比登天还难!二是表现积极,必须在各种政治活动中冲锋在前,比如贴大字报,在大小会议上踊跃发言并善于上纲上线,组织群众游行带头呼喊口号……总之要做得抢眼。三是靠近组织,服从领导……而身边的姐妹们,虽然大多具有第一条条件,但后两条却是望尘莫及,所以迟迟解决不了“组织问题”。
  
    我们班有一位姓乔的男生,其靠卖豆腐为生的父亲在伪满时期当过日文翻译,解放后这成了一大历史污点,全家人跟着“背黑锅”。但年纪还小的乔同学好像还没有学会放低身段,低调生活。那时候时兴跳“忠字舞”,每天上学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站好队列,随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的歌声,齐刷刷地举臂、跺脚,掏心、挥手……有一次在校园跳“忠字舞”的时候,乔同学一手持“红宝书”,一手拎算盘(当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珠算),作舞蹈动作时,算盘一上一下发出“哗哗”的响声。正好有几个高年级的“红卫兵”路过此处,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马上把乔同学从队伍中揪了出来,带到小黑屋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劈头盖脸地一顿暴打,并堂而皇之地给乔扣上了一大堆“帽子”(罪名)。在“红卫兵”眼里看来,乔同学跳“忠字舞”时手不离算盘,纯粹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行为。等到放出来的时候,乔已是鼻青脸肿,衣服也被扯破了,那只算盘也作为“反革命行为”的证物被扣留了。这个事件,强烈震撼了同学们的心灵,也深深刺伤了同学们的感情,对“红卫兵”的敬畏也更加牢不可破了。
  
     进入70年代,“红卫兵”组织渐渐式微,已呈“强弩之末”之势。而经过多年的发展,同学们几乎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还徘徊在组织之外的同学已是凤毛麟角,为数寥寥。就在“红卫兵”组织即将寿终正寝、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我们“大拨搂儿”地被吸收进“红卫兵”,于是才有了这张非典型“红卫兵”纪念照。

     (作者单位是:抚顺市无线电元件厂退休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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