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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民族”的边界与认同——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2)

2012-07-12 09:58 《民族研究》 刘正爱 2352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占第二位。纵观数十年来的人口变化,1953年至1964年间,满族人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分别约为240万和270万人。至l982年,满族人口超过了430万人,2000年则高达l068万人。在笔者的主要田野调查点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自治县成立...

  对此,格尔茨提出“原生纽带”(primordial
  attachment)论,用于解释20世纪新兴国家人民的归属意识。他认为,原生纽带主要是指从社会存在的“先赋性”中产生出来的东西,即主要是指直接接触关系和血缘关系,以及由出生于特定的宗教集团,讲特定语言乃至某种方言,遵从特定的社会习俗中生发出来的先赋性。这种归属感不仅是个人情爱、实践需要、共同利益或应承担义务的结果,而且这种纽带本身具有某种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上述边界论、工具论、创造想象论以及原生纽带论,都从各自的角度揭示了族群认同的不同特征,其共性在于他们更加强调族群的主观认同感。霍布斯鲍姆和安德森则通过进一步强调共同体的近代创造性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变的、流动的视角。

  然而,当我们将上述西方理论运用到当代中国的时候,往往会陷人一种困境。缘何如此?边界论所强调的自我与他者的双向互动、双向制约,以及文化在边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无疑为我们理解少数民族群体边界及互动关系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但是,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民族政策已经通过制度或行政行手段将中国各民族的边界加以固定,各民族的认同往往要受制于国家的介入性因素。工具论主张的随机性、战略性与工具性也表现在与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互动当中。创造与想象以及原生纽带在民族认同中的作用,同样只有在国家认可的情况下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仅靠这些理论是无法解释中国实际情况的。

  在这一点上,郝瑞的观点颇令人深思。他认为,在任何制度下,族群性的真实本质是三类界定者与两类关系相混合的产物。族群的界定者包括族群成员自身、邻近族群成员和国家三类。而在中国,国家的影响可能比其他大多数国家郝瑞更加明显。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国家掌握着民族识别以及资源配置的最终决定权。

  需要指出的是,族群理论所探讨的对象是边界有较大伸缩空间的群体。而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的“族群”概念与中国的“民族”有着实质上的区别,前者无法涵盖国家的政治与制度在其中所扮演的决定性作用这一层面。因此,在谈及民族认同时,需要考虑到情感上的主观认同与行政制度制约之间的关系。既要看到日常生活层面的我他双向互动和制约,也要看到国家在场下的人们的认同策略。这一点恰恰是理解中国少数民族认同特征的一个关键所在。

  鉴于“民族”与“族群”(ethnic
  group)概念内涵有所差别,且国内学术界对“族群”概念的使用尚有颇多争议,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并恰当地分析和把握中国少数民族的认同特征,本文将使用“民族(Minzu)”作为操作概念,并暂且将“民族”定义如下:所谓民族是指在国家的框架下,由国家正式认定并给予一定的制度性保障,同时被认为是具有相同的文化或习俗、宗教、语言或归属意识的群体。

  二、田野调查点概要

  新宾满族自治县位于辽宁省东部山区,清代的新宾(旧称兴京)地区是封禁区,居民半数以上都是旗人。据《兴京厅乡土志》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统计,兴京总人口为232,881人,其中满人有144,794人,占总人口的62.2%。这些人当中,除少数人为披甲兵丁或在各衙门当差外,绝大多数为闲散余丁,多为耕田农民,为商贾者极少。根据清朝民政部门在宣统元年(1909)对奉天省(辽宁)所进行的人口调查,当时奉天省总人口为l023.83万人,其中满人有48.59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75%。汉军人口为182.3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l7.8%。如果将汉军视为满族,则共有230.93万人,占全省总人口22.55%。

  1964年人口普查时,新宾县一部分已被识别为满族的旗人改报了汉族。当时,全县人口212.856人,其中满族34.003人,占总人口l5.97%。到了1982年,新宾县满族人口为99,634人,占全县总人口305,029人的32.66%。而在1984年6月至8月,满族人口的比例增加了19.18%。关于人口剧增的原因,有人说是国家落实了民族政策,许多过去不敢报满族的人都纷纷恢复了满族成份。但为何集中在这一段时间?例如,新宾县上夹河镇腰站村的满族人口也由l979年的66.05%(819人)增加到1984年的96.07%(1223人)。这些迹象显然与国家民族政策的实施,尤其是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国家、地方、个人三者之互动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各级政治机构,尤其是满族人口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各大城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有相当数量的满族代表参加,这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满族的政治地位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

  1980年3月15日,新宾县委和县政府向抚顺市委、市政府提交了《关于成立兴京满族自治县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一》),要求成立满族自治县,并把县名改回旧称“兴京”。该报告中所列出的满族人口为68,523人,占全县总人口的24.3%,其他五个少数民族为13,737人,占总人口的4.4%。

  1981年11月28日,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委联合下发《关于恢复或改正民族成份的处理原则的通知》。其中第一条规定:“凡属少数民族,不论其在何时出于何种原因未能正确表达本人的民族成份,而申请恢复其民族成份的,都应当予以恢复。”

  新宾县委和县政府根据上述通知精神,先后对新宾县满族社会现状和民族成份进行了3次调查,并在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中,根据国务院的相关规定,恢复并更改了一部分人的满族成份。当时,办理更改民族成份的手续比较简单,据当时具体负责户口登记的干部证明:只要个人申请,村里证明,经生产大队盖章,再持介绍信到乡派出所盖章,拿着两个章的证明到县民委,民委一看是改民族成份的,就同意盖章。其中很多都是为少数民族上大学加分,可以生两个孩子才改的。由此,1982年的新宾满族人口,由l964年的34,003人增加到99,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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