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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边界与认同——以新宾满族自治县为例(3)

2012-07-12 09:58 《民族研究》 刘正爱 2352
在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满族人口占第二位。纵观数十年来的人口变化,1953年至1964年间,满族人口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波动,分别约为240万和270万人。至l982年,满族人口超过了430万人,2000年则高达l068万人。在笔者的主要田野调查点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自治县成立...

  1983年12月19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相当于乡的少数民旗聚居的地方,应当建立民族乡。民族乡,可以在一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建立,也可以在两个或几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建立。”“建立民族乡,少数民族的人口在全乡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一般以30%左右为宜;个别情况特殊的,可以低于这个比例。”

  1984年5月3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又正式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旗区域自治法》。于是,各地方政府马上开始行动,积极响应国家新出台的民族政策。新宾县政府于6月28日起草了《关于建立上夹河等八个民族乡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二》),报抚顺市政府。该请示强调了新宾作为“满族故乡”,“清朝奠基地”的特殊地位。并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要求建立七个满族乡和一个朝鲜族满族乡。关于当时的少数民族人口情况,该请示写道:“全县现有少数民族11万余人,占全县总人口的38%,其中满旗占33.5%,朝鲜族占4.2%,其他少数民族占0.2%,全县21个乡镇中有16个乡镇少数民族人口超过总人口的30%。”经辽宁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准,新宾县分别于l0月上旬和下旬成立了满族乡和朝鲜族满族乡。

  在关于满族乡成立批文下达之前的8月9日,县政府起草了《关于成立新宾满族自治县的请示》(以下简称《请示三》),呈报抚顺市人民政府。该请示写道:“我县……人口305,260人,其中满族人口l60,883人,占总人口的52.68%,还有朝鲜、蒙古、锡伯、回、达斡尔和苗族等少数民族人口18,656人,占总人口的4.47%。七个少数民族人口共174,479人,占总人口的57.15%。”

  可以发现,《请示一》、《请示二》和《请示三》在满族人口数量上有明显的不同。1980年新宾县满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倒为24.3%,l984年6月28日升至33.5%。这是因为l982年人口普查时有一部分人恢复或更改了民族成份。而至1984年8月9日,满族人口的比例则急剧上升到52.68%。关于这一点,一位原乡干部说:“人口普查后要成立满族乡了。这时候就有要求了,少数民族人口要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还得是一个民族的。要变民族自治县得先够乡,民族乡多了,少数民族人口不就上来了吗?上来以后才有资格成立自治县啊,所以人口必须得上来。”

  实际上,《国务院关于建立民族乡问题的通知》里并没有要求少数民族的人口要达到一半以上的要求,而是“一般以30%左右为宜”,而且个别情况特殊的,还可以低于该比例。l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没有规定硬性的人口指标。但由于1980年申请满族自治县的申请报告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地方政府认为只有增加人口,才能达到建立满族自治县的标准。关于满族人口比例必须得达到50%以上才能批准成立满族乡、满族自治县的说法虽无法规依据可言,但是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当时这种认识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领导干部的共识。

  1985年1月17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辽宁省设立岫岩、凤城、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批复》。该批复通知辽宁省人民政府撤销岫岩、凤城、新宾等三县,设立岫岩、凤城、新宾等三个满族自治县。1985年6月7日,全国第一个满族自治地方——新宾满族自治县——正式成立。

  根据l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的名额和比例,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由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在换届选举的时候,新宾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相关规定,明确提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县长必须由满族干部担任,并要求在政府组成人员中,也应有一定比例的满族干部。l984年,在县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中,满族干部占了29%。随着民族自治地方的建立,满族的社会政治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自治县成立后,政府开始着手开发当地的旅游资源,满族的历史与文化通过观光的形式重构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四、边界的流动与稳定

  如上所述,民族政策的实施过程,同时也是地方政府和国家、地方政府和个人之间积极互动的一个过程。地方政府作为一个能动者(agency),在自治县成立的整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主要表现在中央的政策下达与地方对政策的解释能力,以及以压力为动力的积极进取的态度上;而地方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在更改民族成份问题上前者的号召、鼓励与后者的积极响应。在认同方面,是地方政府和满族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通过行政与各种文化手段直接影响并强化了个人的认同。地方政府与个人互动的结果导致了满族人口的急剧上升,而这又为地方说服中央提供了一个必要(或许是想象的)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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