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满族汉化(5)

　　乾隆在位时，天下承平已久，八旗劲卒，习于晏安，满洲文士亦渐染华风。如何抵制住汉习日益严重的浸淫衍溢，保持满洲本色，是乾隆萦怀于心的大事。重骑射、尚武勇，保持衣冠、语言、姓氏之类的说教固不可少，但时势毕竟变了，乾隆为此苦心孤诣地探索着一些如木兰秋狝、东巡谒祖等切实可行的措施和制度，并将其悬为“家法”，令后世子孙恪守勿失。同时，对满洲精英们流于粉饰虚夸、玩物丧志，以至蹈入汉人科甲朋党陋习的倾向进行大力整饬。乾隆主政的六十余年，是满汉文化交融的极为关键的时期，由于乾隆民族意识的清醒和整肃措施的得力，因而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的个性。

　　二

　　满族在清代并不满足于消极地抵制汉习，她利用居于最高统治的主导地位，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在把汉文化有益部分拿来为我所用的同时，对那些与本民族历史意识、文化传统相抵触，阻碍自己前进和发展的东西，哪怕是为汉人奉为神圣教条的儒家古训，也敢于批判并加以重新塑造。

　　乾隆张扬圣圣相承的乾纲独断家法时，就对宋儒程颐“天下治乱系于宰相”之说（注：程颐在《论经筵第一札子》中云：“中常之君，无不骄肆；英明之主，自然满假。此自古同患，治乱所系也。故周公告成王，称前王之德，以寅畏祗惧为首。自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真圣者也。”（载《二程集》第二册，第539页）嗣后人们讲“天下治乱系于宰相”，皆云本自程颐。）大加挞伐，他向臣下公开宣称：“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乱系宰相’。此只可就彼时朝政闒冗者而言，若以国家治乱专倚宰相，则为之君者，不几如木偶旒缀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谁为之？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目无其君，此尤大不可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乾隆四十六年四月辛酉。）批判宰相制，此前尚有废相的明太祖朱元璋，但他是打着复古的旗号（注：明太祖说：“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九，洪武二十八年六月己丑）。），比起乾隆态度之明快、论锋之犀利要差得远。而乾隆的对相权的抨击，比明太祖更深刻之处则在于他不满儒家传统政治价值体系中关于皇帝角色的定位。

　　孔子早就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注：《论语·卫灵公》。），“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注：《论语·泰伯》。）所谓五人，指禹、稷、契、皋陶和伯益。在他的心目中，最理想的政治局面应当是：圣人以德化民，垂拱而治。而关键在于得贤臣分任众职，所以他又说：“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注：《孔子家语》卷三，《辩政第十四》。）先秦最后一位大儒荀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他不像孔子那样把理想政治寄托于三代以前，而是直截了当地说“君者，论一相”（注：《荀子》卷七，《王霸篇第十一》。），选好了相，就能达到“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聪，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如一体，如四肢之从心”出神入化的最高境界——“大形”（注：《荀子》，《君道篇第十二》。）；否则的话，以一人之心力，“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非但人主不胜劳悴，而且事情也办不好。是以荀子把他的政治思想凝练为“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注：《荀子》卷七，《王霸篇第十一》。）这一屡为后人据以劝谏人君的警句。诚然，孔荀并未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丞相制，但作为一种儒家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后世中国政治体制的建构，以及士人意识中对皇权的限定，则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然而，倾心仰慕汉文化的康熙却绝不认同君主应无为而治的先儒古训。论及于此，一向平和的康熙，态度显得异常激烈：“天下至大，一念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日不谨，即贻数千百年之患……古人虽云无为而治，人主不过总其大纲，然一日二日万几，岂皆大纲乎？书中之言，多不可凭！”（注：《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453页。）在论及君相关系时，康熙早就明白无误地说：“或有为君者，凡事托付宰相，此乃其君之过”（注：《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1951页。）。绝不容许以相权制约君权，绝不容许儒家政治价值观对人主角色的限定，不仅乾隆与康熙心是相承的，而且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都是一脉相通的。（注：顺治时御史季振宜露章参劾阁臣遇事畏首畏尾，只不过票拟四五字“以了宰相事业”，顺治答以朕并没打算让他们进言，且事皆亲裁，亦不欲他们借票拟更张生事（详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六，顺治十七年六月乙酉），这无异说，朕要的就是遇事畏首畏尾的阁臣，更别侈谈什么“宰相事业”了。雍正《御制朋党论》针对“人君不当亲庶务者”的说法痛加批驳：“信如斯言，则皋陶之陈谟，何以言一日二日万几？孔子之赞舜，何以云好问好察？此皆朋党之痼习未去，畏人君之英察，欲蒙蔽耳目，以自便其好恶之私焉耳。”（《清世宗实录》卷二二，雍正二年七月丁巳）广西举人陆生楠著《通鉴论》称颂无为而治，影射雍正独裁，略谓“不人人而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反驳说：“从古圣帝明王之道，未有不以勤劳自励、而以逸乐无为为治者也。”雍正又摘其“笃恭而天下平”一句，大加发挥，略谓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并不能致天下太平；“笃恭而天下平”云云，正由敬信劝威之道，非百务尽隳、上下睽绝，而后可以为治业。（《清世宗实录》卷八三，雍正七年七月丙午）。乾隆屡屡批判诸如人主“临下戒于过察”、“人君之务当精选贤能”之类劝谏，并借此大加发挥“本朝家法”乾纲独断，事例兹不赘述（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九，乾隆五年正月壬戌；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等）。）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清算从孔荀到宋五子有碍专制皇权的政治理念，就无法树立乾纲独断家法的绝对权威，诸如密折奏事、台省合一、军机处等创制也就统统失掉了存在的根据。在这个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和轻忽。雍正之杀陆生楠，乾隆之杀尹嘉铨，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有意无意地涉入了清帝这一最敏感的政治禁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