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阿拉,一个后人附会出来的古地名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不断成长壮大的征途中,万历十五年(1587年)应该是他单纯以复仇名义起兵到立志走上统一女真各部并建立自己政权的道路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努尔哈赤在灶突山下修筑了他的带有政治中心性质的第一个山城,该城内外共分三层,内城里建起楼台宫室,以为议政、生活之所;第一次对外宣布“定国政”;第一次对内确立法制,“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
努尔哈赤在这座山城中居住了近十六年。在这十六年中,努尔哈赤数次进京朝贡,受封“龙虎将军”;大败叶赫、哈达等九部联军,并最终灭掉了哈达,为统一女真各部奠定了基础;命额尔德尼、噶盖创造了无圈点满文;多次接见了朝鲜使臣……。这座山城还是清太宗皇太极的诞生地。
这座山城就位于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城西南25公里二道河子村的哈尔萨山北麓的一块坡地上。这样一座在清前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古城,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那就是事隔420多年后,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当年努尔哈赤在这里居住的时候,它叫什么名字。
说到这里,可能马上就会有人提出异议,说:“不对!那座古城是有名字的,它叫佛阿拉城。现在凡是涉及到这段历史的书籍和文章,都称其为佛阿拉城。”是的!现在的学者多数是称其为佛阿拉城,但是,这并不等于420多年前这座古城就叫佛阿拉城呀!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史书上是怎样称呼这座古城的:朝鲜《李朝实录》宣祖二十八年(1595年)十一月戊子条称其为“老乙可赤城”。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朝鲜使臣申忠一出使建州回国以后,写了《建州纪程图记》,书中记载了他出使建州及拜见努尔哈赤等人的基本情况。书中称努尔哈赤居住的这座城为“奴酋城”。如:“自奴酋城,西北去上国抚顺二日程”;“十二月二十八日到奴酋城外”。
清代又有史书称其为“呼兰哈达南岗新城”。乾隆五十四年本《钦定盛京通志》卷十八:“太祖高皇帝削平诸部,丁亥(1587年),迁居呼兰哈达南岗新城。癸卯(1603年),仍於赫图阿拉旧址筑城居之。”
上世纪三十年代,渡边三三在《抚顺史话》一书中又称其为“二道河子城”。书中说:“万历十五年正月,他(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的南岗建筑二道河子城(原注:旧老城)”。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对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五年所建的古城曾有两种称呼:一是因努尔哈赤居住於此而以其名称之:老乙可赤城或奴酋城;二是以古城所在地的地名称之;呼兰哈达南岗新城、二道河子城(今日的古城遗址附近仍有二道河子村),但从没有称之为费阿拉或佛阿拉。
那么,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将这座古城称为“费阿拉”,并进一步改称为“佛阿拉”的呢?仔细研究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由汉语地名回译为满语地名的过程。
我们知道,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版的《兴京县志》是首次提到“老城”、“旧老城”这两个汉语地名的志书。该书在“古郡城”篇中写道:“赫图阿拉城,在苏子河南岸,因山为城,垒土为郭,今名老城。清天命元年都城址尚可案。旧老城,在二道村南山上,清太祖未建赫图阿拉以前之都城也,其地尚存土垒方里,故址宛存”。但是,该书仍没有关于“费阿拉”和“佛阿拉”的任何记述。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有关清前史的一些专著中开始使用“费阿拉”来称呼这座古城:
1983年,孙文良、李治亭著《清太宗全传》在第一章第三节二中写道:“自万历十五年(1587年)在烟筒山东南二道河子筑费阿拉城,努尔哈赤把他的家迁到了这座山城的内城城里。”
同年,阎崇年亦在他的《努尔哈赤传》中写道:“一五八七年(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过程中,为着兴基立业,扩展势力,建费阿拉城”。
然而,时间到了九十年代,“费阿拉”又逐渐被改成了“佛阿拉”。如: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鑑》(1999年版)卷一中说: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以土地渐辟,士马日强,人口增多,于呼兰哈达东南嘉哈河与硕里加河间佛阿拉筑城,史称‘佛阿拉城’。”
李治亭主编《清史》(2002年版)曰:“早在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就立禁约法,筑佛阿拉城。……佛阿拉城是努尔哈赤为女真国——后金国建的第一座都城。”
既然是“史称‘佛阿拉城’”,仿佛是告诉我们:努尔哈赤当年筑城时,该城的名字就叫佛阿拉(或费阿拉)城。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任何文献根据的。在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所有文献,包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高皇帝实录》《满洲实录》以及太祖朝的《满文老档》都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五年修筑的那座山城叫什么名字。
在太祖朝《重译满文老档》中只有一处出现过“费阿拉”:“天命五年三月……初五,命令:在费阿拉的城驻三千甲。在牛勒门、新栋鄂、呼兰三路驻一千甲。还有二万甲,在初八到界藩城。”我们知道: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时,努尔哈赤已经离开赫图阿拉,迁都至界藩城半年多了。
此前,他攻取抚顺、完胜萨尔浒都是从赫图阿拉出兵的。那里曾是他的建国称汗之城,军力的大本营,附近又是其祖坟的所在地。现在,他迁都到了界藩城,面临的是与明朝的近距离的军事较量和修筑萨尔浒山城两件大事,急需兵力,因此他决定除在赫图阿拉驻兵三千、周围三路留兵一千外,其余的二万甲兵都迁到界藩城来。也就是说上文中的“费阿拉”是在努尔哈赤迁出赫图阿拉以后,对该城的一种口语上的简称。从汉语角度解读,“赫图阿拉城”是“横岗上的城”的话,“费阿拉的城”就是“老(旧)岗上的城”,它们的指向是同一个城。再说,到天命五年,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五年所建的那座古城已经被废弃了17年,在努尔哈赤面临与明朝决战辽东的前夕,根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再留三千甲兵驻守在那里。
那么,汉语的“老城”和“旧老城”的概念是何时产生的哪?
有位学者在不同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佛阿拉城即旧城。明代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后金迁都辽阳,……与辽阳新城对称,赫图阿拉城称为旧城,而称二道河子的佛阿拉城为老城。佛阿拉城废弃后,习称赫图阿拉城为老城,佛阿拉城为旧老城”。该学者在认为“佛阿拉”与“赫图阿拉”同为原始城名的前提下,设计出来“赫图阿拉城”先改称为“旧城”,后变为“老城”,而“佛阿拉城”始改名为“老城”,最后变名为“旧老城”的观点完全是主观臆想,没有史料根据。
首先应该指出,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始,再迁沈阳,直到皇太极天聪八年(1634年)之前,赫图阿拉城根本就没有改名。天聪八年,皇太极下令改沈阳为天眷盛京,赫图阿拉为天眷兴京时,才是赫图阿拉城的首次更名,更名后叫“兴京城”;到光绪二年(1876年)清政府将兴京迁至新址――新兵堡后,世人才称兴京的旧治所为“老城”。也就是说,赫图阿拉城名变化的历程是:1603~1634年叫赫图阿拉城;1634~1876年叫兴京城;1876年以后才有“(兴京)老城”之名。
至于前述“佛阿拉城”的更名过程更是不着边际的奇谈,因为努尔哈赤在万历十五年建筑其第一个都城时是不可能称其为“旧城”或“旧岗城”的。民国年间的志书之所以称其为“旧老城”,完全是因为根本不知其原名,而赫图哈拉已经变为“今名老城”的情况下,才赋予的汉语地名。
总之,不论是“费阿拉”,还是“佛阿拉”都不可能是努尔哈赤当年所建山城的真实名称,它只能是后人依据汉语地名“旧老城”而译造出来的一个满语“古地名”。至于当年那座山城的真实名称叫什么,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但根据赫图阿拉城、界藩城、萨尔浒城都是以城所在地的地名来做为城名的规律,不妨稍加探索。《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癸卯(1603年)……上自呼兰哈达南岗移於祖居赫图阿拉地”。《钦定盛京通志》即据此而称之为“呼兰哈达南岗新城”;该书卷二:“丁亥(1587年)春正月,上於硕里口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两界中之平岗筑城”,据此,我们似乎亦可以称之为“硕里口城”。
不过,当年努尔哈赤和他的将士们到底管这座城叫什么名字,至今还是个谜。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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