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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2012-08-12 08:47 抚顺7000 王楠 9194
那时,无线电广播和有线广播被尊为时尚的传媒工具。我在企业里做新闻通讯员,发布稿件的主要媒体就是报纸与广播。我被调到市电台之前,曾在企业的一个广播站主持过三年业余编采工作。也算是我对广播有缘分,这一行从业余干到专业,从而立之年干到花甲之时……

作者简介:

  王楠,原名王克浩,高级编辑。辽宁营口人,中共党员。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历任辽宁省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总编室主任、副台长等职,采制发表了大量录音报道,其中录音报道《一路春风一路歌》、《黄昏后的街头》、《往事的回忆》、《“土秀才”的梦》等20多部作品获省或国家级奖。出版专著《岁月的回声》。发表《广播节目优化组合的探索》、《录音报道的作用与局限性》、《论声讯媒体的团体意识与联动效应》、《论广播媒体联手的强势效应》等20多篇学术论文。1996年评为高级编辑。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1

青年时代的王楠 

 

  广播成为党和国家的宣传舆论工具,成为人民大众的生活和娱乐媒体,是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形成的。到新中国诞生之后,买台收音机收听广播已成为人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富有的象征。


  那时,无线电广播和有线广播被尊为时尚的传媒工具。我在企业里做新闻通讯员,发布稿件的主要媒体就是报纸与广播。我被调到市电台之前,曾在企业的一个广播站主持过三年业余编采工作。也算是我对广播有缘分,这一行从业余干到专业,从而立之年干到花甲之时;退休之后仍痴情不移,为广播心织笔耕。正象我的老朋友辽宁电台副台长李涛在为我的《岁月的回声》一书作序时写诗评价的那样:


  鬓白年愈高,
  办广播人亦老,
  声声入耳乐陶陶。
  风霜雨雪,
  日月星照,
  千言万语犹不尽,
  采录音报道。
  奔波拼搏,
  无悔无怨,
  终生情未了。


  假如将理想比喻成花蕾,把成功比喻成果实,春雨便是催绽花蕾,结出果实的机遇。


  我是属于那种在一场春雨中被滋润了的幼苗;是在余雪未消,香遁艳遮的时候被移植到花圃丛中的一株嫩绿。我虽没有成功的丰硕,但还是庆幸春雨淋到了我,滋润了我,催我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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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末,抚顺人民广播电台在“史无前例”的“洗礼”之中,停止了自办节目。编播干部有的走“五?七”,有的去“插队”,有的被“清理”,广播机构处于瘫痪状态。当时从收音机里接收到的中波900千赫的讯息,除了“抚顺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以外,其余一律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那时就这么要求,全国东西南北中,电波里传播一样声。


  在“大地”即将解冻,“惊雷”欲将炸响的前几年,抚顺电台开始筹备恢复自办节目。1972年,当时在极其缺少编辑、记者、播音员等专业人员的情况下,电台只能从走“五?七”或下乡“插队“的干部、知青当中,和新闻通讯员中选调。我就是以报社、电台优秀通讯员的角度被选调上来的。


  七二年六月,市电台派人到挖掘机厂商调我时,我仍是党外人士。问及什么原因没入党,厂政治部主任郝清臣同志非常负责任地说,可能是因为他岳父的历史问题没给取证,压下了,我们催车间党支部抓紧外调,争取一个月之内解决,不然调到电台去还得重新考核,我们要在政治上对克浩同志负责。电台领导同意郝主任的意见,等我入党之后再调用。


  一个月之后在郝清臣等厂领导的关怀催促下,铸铁车间党支部为我履行了入党程序,厂党组织在我的大红“入党志愿书”上批准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时按“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接收新党员取消预备期),从此,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十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七月下旬,我正式被调到市电台工作。临行前,车间党支部书记恭维地对我说:“你是个有才华的人,到电台去很快就会得到重用,准备挑重担吧!”我心里说,纯属伪君子的虚套话,我若是有才华,你咋不重用呢?何必送到电台去挑重担!


  我到市电台报道之后,被分配到编辑部做新闻编辑,先跟老编辑班连珊学习编写新闻稿件。这对于我并不太难,很容易地进入角色了,播音员都说我编的稿子读起来通顺、上口,不像是新手编的。


  当时,电台机关和编辑部设在永安台,即现在的市人大常委会办公楼身后的二层小楼里。编辑部的人员有一半是近一二年调入的,有两位老编辑比较熟识,一位是曾在群众工作部工作的编辑杜成贵,一位是担任社教节目编辑的王素琴。和他们相识是因为在企业当通讯员时参加过通联会议或为他们主编的节目写过稿。 


  记得市电台刚恢复自办节目不久,我为他们采写了一组反映青年工人学习、践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新闻故事。当时,为整顿“造反派”的遗风,中央重申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闻单位极待宣传这方面的典型。电台编辑部收到我写的这组新闻故事之后,王素琴编辑准备采用广播对话的形式在专题节目中播发。


  节目录成后,她带着录音机到挖掘机厂革委会宣传组放录音,当面向我们征求意见。她说,这组稿件问题抓得好,写得也挺活;电台恢复自办专题节目以后,我们准备利用这组稿件开个头,试验一种新的播出形式。我和宣传组的军代表听了录音,大家围绕稿件内容和个别词语议论了一会,王编辑认真记录,临走时还一再说:“播出后请收集一下听众反映告诉我们。”几天后,厂广播站转播了抚顺电台的这次专题节目,工人们听到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乐曲配录的新颖活泼的广播对话,都说电台的节目办得新鲜,好听,这样的节目已经好多年听不到了。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2

王楠的录音报道作品集《岁月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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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做过多年新闻通讯员,对广播宣传“套路”也比较熟悉,到电台之后就一门心思地琢磨把广播节目编好,办活。每天上班一走进电台办公楼,看到“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红地金字的毛主席题词牌匾,就觉得有种激情涌上心头,有种责任压在肩上。这的确是我当时的真情实感。


  半年之后,到1973年初电台编采机构做了调整,成立了编辑室、工业部、农村部、政治生活部、文艺部、播音组、录音组。我在工业部先做编辑工作,和刚归队(“插队”回来)的老同志郑壮猷一起编稿,几个月后被安排当记者,负责机械、石化、电业、电子等行业的报道。电台这种编采合一体制,一直延续到1978年。

 

  工业部先后由马毅、崔树森、郭明义任主任,负责各行业的记者有:曾庆华、李智敏、孟光、孙峰、张淑贞、张文涛、黎向荣、王成玉等,大都是广播战线上的新兵。


  那时,广播电台的技术装备落后,采制录音报道要提前打招呼,由录音组安排录音员,带着笨重的“601”型号电子管录音机同记者一起下去采录音响。我们这些广播新手,工作热情高,干劲足,都把录音报道作为重头戏来唱;当时记者的工作条件跟今天高科技的现代化装备没法比,但广播节目中播出录音报道的数量不比现在少,质量要比现在好。原因是,那个年代的人大都有一股争强好胜的劲头,尤其是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吃苦耐劳精神,敬业务实作风感召和鼓舞了大家,都比着劲儿地挑重担,朝前跑。


  七十年代,电视还是摇篮里的宝贝,报纸和广播是各挡一面的两大视听媒体。为发挥广播优势,电台编委会要求记者多采制录音新闻、录音通讯等带音响的稿件,让广播宣传活跃在群众的耳畔。这一点正合我的心意。我当记者有种感觉,下基层采访用笔写稿与用录音机实况报道,受人重视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被采访的人从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谈话声音,听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声音,那种感染力比收听文字稿强得很多。所以,多采写适合广播特点的录音报道,也是我们这些新记者提高业务素质,适应工作要求的努力方向。


  为了掌握采写录音报道的基本功,我边干边学。先找来一些有关广播编采方面的业务书籍研究、学习,从广播专家的理论与业务成果中吸取知识;再请身边的老同志讲述他们的经验、体会,主动拜他们为老师,指导自己的业务实践。


  例如,记者如何判断、选择特定环境中的特定音响?这是采好录音报道的基本要求。“老广播”郑壮猷、马毅,常当面教授这方面的知识,至今还记得他们讲述的两个例子。


  有家生产铸铁锅的工厂非常注重产品质量。记者在现场作录音报道时,向听众介绍工厂严把产品质量关的情景:质量检查员手拿木棒,把摆放在水泥地面上的十多口铸铁锅逐个敲打一遍。(出敲锅音响)你听,这几口锅的声音不正常,检查员把它们拎出来,不让它们滥竽充数。接着,检查员又把过了第一关的铁锅逐个端起来,从一人来高的空中落到水泥地面上(出声音),你听,有的经不起考验,裂纹了或破碎了。剩下来的铁锅是经过摔打,一敲当当响的才能被贴上“合格品”标签出厂。


  另一个例子是说,一个记者用录音报道介绍一家木器厂的生产实况。从记者走进车间听到厂房里远处电锯的哧……哧声,刨床的嗖……嗖声,到近处工人雕琢木器的刀具声,以及空阔的场景气氛,使听众感受到木器生产现场环境整洁、井然有序的情景,立体的音响效果,给人展现身临其境的动感画面。


  这两个录音报道的音响范本,现在已经老掉牙了,但是,在我刚入道的时候,确实被我效仿了一阵子。这使我逐渐明白了什么是有效音响,什么是无效的噪音;如何采录和运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音响,等等。这也为我后来在录音报道上的业务成果及业务研究奠定了基础。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3

毛泽东1965年12月为广播事业题词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4

70年代抚顺电台使用601电子管录音机采访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5

80年代的抚顺人民广播电台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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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那时起,我全身心地钻研写各种形式的录音报道。每月除完成好指令性的重点报道任务及发稿条数以外,还要采制两三篇录音报道。台长和总编辑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专题类的录音通讯、访问、特写、巡礼等,要求现场人物谈话要清晰、典型音响使用要突出、现场音响衬播要适当、文字解说要精湛、稿件时间一般要控制在10——15分钟之内。不具备这些条件的,领导审听后指定给打回来让你重搞,或者被毙掉。如果你的作品有新意,比较优秀,领导就会批示提出表扬,并将稿件挂在大厅的学习栏板里让大家研究。


  经过几年的磨练,我采制的录音报道,被打回来的越来越少,受表扬的越来越多。有一次,我用现场录音新闻的方式报道市电镀厂面向生活市场,研制生产电镀菜刀、电镀地灯等家用新产品的事迹。这个报道改变了就企业写产品、就生产写班组的套路,选取了新的角度,把报道的着眼点放到民用市场上。新闻一开头就推出电镀厂的领导和工人在市场上向消费者推销电镀菜刀的实况录音:一些家庭主妇见到像镜子一样美观、明亮的镀铬菜刀,都争先购买。厂领导借此机会征求顾客意见,问他们还需要什么家用电镀产品。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1975年,电镀厂这种瞄准市场,开发民用产品的做法是值得称颂的。而能把企业报道的视点转向市场,做到贴进生活,有声有色地宣传,这也是值得提倡的。因此,总编辑陶千高兴地在这篇报道的稿签上作了批示:“此稿角度新,写得好。公布于板,大家研究。今后记者在企业宣传上要多从市场的角度去写,因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市场,服务的宗旨是让消费者满意。”


  这篇录音新闻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一些企业的干部、职工中产生了影响,受到启示。从而使我对作好记者工作增强了责任心,对提高新闻业务素质,争做一个听众满意、领导放心的好记者坚定了自信心。


  在后来五年的记者工作中,我跑了上百家企业,结识了许多企业领导和工人。我采用录音访谈、特写等形式,从不同角度连续报道“工业学大庆”活动中的石油一厂、叉车厂、石油机械厂、起重机制造厂、六四零九厂等单位出现的新成果、新经验;访谈了赵玉鹏、张立新、程显庭、周友奎等十多位“大庆式”企业的领军人物及他们的先进事迹。


  为把广播办好、办活,我于1979年6月,以录音加配音的方式采制了《一次“特别快车”》的录音特写,报道了沈吉铁路线上抢救14名食物中毒干部生命的惊心动魄的情景。报道播发之后,听众受到感动,纷纷来信赞扬。台领导决定将此报送中央台,让部门安排几个人去趟北京。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6

王楠(左一)与抚顺电台同事在北京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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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对一般人来说,要去趟北京是很不容易的事儿,即使是我们这些在新闻单位工作的人机会也不多。我们部里的老编辑郑壮猷,在电台工作三十多年了,还从来没去过北京。


  领导非常体会我们的心情,创造个机会让大家去北京开开眼界,改善改善生活。于是,借给中央台送稿子的机会,由部主任郭明义带队,一行六个人进京“逍遥”了一把。这一行人,除郭明义和我之外还有编辑郑壮猷、王素琴、记者张淑贞、通讯员张俊生。


  我们到达北京,先托人在钢铁学院安排了住处,然后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找了一位熟识的同行,把稿件和录音带托付于他安排播出。接着,我们一连三天各处周游,看那儿都新鲜。最让大伙感兴趣的只有一个字儿“吃”。那时,辽宁省每个市民一个月只供应3两油,把人熬得肚子里一点油水没有,净剩肠子了。到北京一看,油条、豆浆管够造,不限量,谁不想可劲吃!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7

退休之后仍坚持下乡采访 


  编辑老郑年岁大,腿脚有毛病,走路慢。他一肚子墨水,说话风趣、幽默,从饭馆吃饱喝好出来,他在街上一边晃悠,一边引领我们编顺口溜。大伙你一言我一语,有感而发地说对口,最经典的两首顺口溜是:


  六个“老汉”上北京,
  下了火车直发蒙。
  看见饭馆不想走,
  两腿发软肚皮空。
  先问“收不收粮票”,
  再问“供应不供应”。
  油条豆浆可劲造,
  造饱之后逛京城。


  另一首是:


  北京好北京好,
  马路宽房子高。
  乘车挤人不挤嘴,
  煎饼果子大口嚼。


  北京好北京好,
  好吃的东西真不少。
  购物不用排长队,
  没人嚷嚷“吃不饱”。


  北京好北京好,
  若把北京搬到抚顺有多好!


  我们编的顺口溜,说来说去也没离开“吃”,把两个女同志逗得捂着肚子乐,蹲在地上笑。


  我们这些极少出过远门的人,好不容易来趟祖国的首都,从心里感到幸福与喜悦。能在天安门、大会堂、故宫等名胜古迹之处照张像,留个影,是非常得意和自豪的事儿。为此,郭明义主任事先责成通讯员张俊生准备好照相机,为大家照相。


  我们一路参观,一路拍照。初伏时节,天气炎热,老张手持相机,跑来跑去,弄得汗流浃背。我有些过意不去,想接过他手中的相机为他照几张,顺便让他休息一下,可老张总是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我不累,大家来一回北京不容易,让我给你们多照几张吧。”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8

在北京故宫留影 


  每天晚上,老张从洗印社取回照片之后,我们都争着看,结果越看越感到不对劲儿。只见一个个宽松肥大的布衣里裹着油条一般肖长的身体,裤带紧勒好几扣,人比黄花瘦。大家越看越觉得好笑,便你一句我一句地责怪起老张来了,说他的摄影技术差劲儿,相机质量也不咋样,不然咋把我们照成这个熊样呢!老张纳闷地说:“我的相机挺好的呀!光圈、焦距都正常,为啥把你们照成这模样呢?”大家议论来议论去,一致认为不是相机问题,也不是老张的技术问题,而是油条的问题。老郑摆出一付认真的表情,从老张手里拽过几张照片,挥动他那消瘦的胳膊:“毛病找到了,是油条吃得少,肚子还没饱,心里总想念油条,所以照出来的都像油条一样可爱!”老郑这煞有介事的逗哏儿,又逗得大伙哈哈大笑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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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那个时候,被“四人帮”折腾的,生产上不去,经济落后,人们的衣食住行都是低标准。我们记者下到企业采访,中午能吃上一个炒菜,一碗大米饭的“招待餐”得厂领导批条子。粮票照收,钱可象征性地交个块八角的,这算好大面子了。享受一把“特殊”待遇,让在食堂吃粗粮的职工眼馋、羡慕,自己也挺不得劲儿。


  城里人吃粮靠供应,副食品更缺。电台领导常告诫记者,下去采访时注意影响,不能采访带“采购”。可是,由于生活所迫,记者下乡采访时,免不了托通讯员求人买点吃的带回来。领导也只得睁一眼闭一眼,心想,这也难怪呀,“民以食为天”嘛。


  有一阵子,我常到地处哈达乡的6409厂采访,跟厂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润洲相处很熟。一次,我跟他说,准备买几十斤土豆留过冬吃。他爽快地说,没问题,明天到附近的农村走一趟,保证能买到。 

 

原电台副台长王楠:情系广播半世缘 图9

 王楠在抚顺人民广播电台台庆上发言 


  张润洲是山东人,当过兵,能写会说,还善于交际,工厂周边几十里的村屯他都熟悉。星期天,他为我借了台自行车,咱俩带着麻袋骑车到乡下采购土豆。开始时他信心十足,说走不多远就能买到。可跑了好几十里山路,打听了十几处人家,有的说今年的土豆瞎了,自己家还不够吃;有的说,有一点也不敢卖,怕上头批判搞资本主义。我们俩爬山越岭跑了多半天,累得腰酸脚麻,厚着脸皮说小话儿,总算这家五斤那家十斤地买回了30斤大小不一的土豆。过两天,采访结束,我带着这 30斤土豆回家。全家一冬的常菜好歹齐备了,减少了一份后顾之忧。


  那年月,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艰苦,但我对新闻广播事业充满了热情,赋予了执著,整天痴迷在采访和写作之中,每个月都能完成三四篇录音报道。每逢节假日,电台的专题节目要做到丰富多彩,总编辑和部门领导指令每个记者必须采制一篇录音报道,并提前十天确定报道形式与内容,以便编辑部预先编排假日期间节目计划。我每次都超额完成发稿任务,成为高产记者。有一年国庆节,我一个人采制了五篇录音报道,使工交行业带音响的报道破了历年记录。电台假日期间的节目内容丰富、形式活跃,受到听众的热烈赞扬。


  6


  时至1979年秋,抚顺电台上至编委会领导成员,下到采编播录办人员,都在动荡中发生变化。


  从领导层看,军代表和工宣队已完成使命,退出“舞台”,已恢复工作的老领导和新闻干部陆续返回岗位。从编采队伍看,经过五六年时间的调试,你来我走地出出进进:有的因工作需要被调离,有的因业务不适,或子女就业等问题而另选他业。当年与我差前差后调到编辑部工作的有十二人,五年之后只剩下五人。
  我是一棵受到春雨滋润的小草。领导和群众看中了我,发展的广播事业培育了我。在七九年的广播采编机构调整中,我这个“以工代干”记者,被突击提拔为政治生活部副主任。费守阳是主任,部里的节目编辑是刘向东,记者有王书琴、王瑛等。半年之后,我被派到市委党校进修。


  我是个痴迷新闻和广播编采业务的笨人。对于组织上的重用,别人羡慕,自己也高兴,但并没把这看得太重要。只是想,能组织大伙一块把广播节目办得出彩,那就好。


  由于我没有做官的谋略,也没有做学问的天赋,对官运上的窘境、仕途上的挫折不太在意,不太劳神。八一年初,我被提升为电台政治生活部副主任一年之后,被宣布属于“双突”干部。


  当时,台领导担心我想不开,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说:“你个人在‘文G’中没有任何问题,不然的话也不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提拔你。这是属于政策性的问题,是‘以工代干’人员没办转干手续,就突击越格提拔的问题,希望放掉包袱,打消顾虑,好好干……我没有向领导提出任何疑问,只是要求还去当记者。领导答应了,我就心情舒畅地继续下基层采访、写稿。


  我的实性劲儿,也许不算人生的“败笔”,但也不是“经典”,算是一篇及格的“答卷”还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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