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贻清：长征就是我的学堂

何贻清近照

    接到采访老红军何贻清的任务，我有些兴奋，兴奋于在书本和电影中看到的轰轰烈烈的战斗场面，如今可以通过一位老红军的真实讲述，零距离触及长征故事和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

    当我来到何贻清老人的家中时，已88岁高龄的他安静地坐在沙发上，正气定神闲地等待着记者。由于往事久远，老人年事已高，陪伴在他身侧的老伴聂桂玲不时提醒着他。聂桂玲说：“这些故事，曾一点点地都给孙女讲过，但如今很多细节忘记了。”

    在老人浓重的四川口音的讲述中，我走进了一个老红军战士的人生。老人并不是我们印象中叱咤风云的将领，也不是赫赫有名的英雄，70多年前他只是长征路上的普通一兵。尽管如此，老人跌宕的人生经历、不畏艰辛的红军精神和一生的爱国情结深深地感染着我这个后辈。

    9岁参军10岁长征翻雪山过草地

    何贻清1924年出生于四川省通江县沙溪区，参加红军对他来说还真有点意外和突然。1933年2月的一天，学校里来了一位红军指导员和一个“红小鬼”，指导员问何贻清和他的同学们：“你们愿不愿意参加红军啊？”何贻清当时大声地回答道：“愿意。”指导员说：“愿意参加的话就跟我们走吧。”就这样，9岁的何贻清瞒着家人参加了在四川通江县的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由于年龄小，又长得清秀白皙，何贻清被安排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新剧团做文艺兵。这期间，何贻清的母亲曾3次到部队找他回家，他都藏了起来不见母亲。“参军光荣，当时只想着不能离开部队。”

    1934年，红四方面军从川东北开始了长征。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搞分裂，使这支队伍3次翻雪山过草地，一年又7个月，经历了太多的残酷磨难。为了不被留在四川，前两次过雪山草地时，年仅10岁的何贻清不让其他战士照顾，拽着马尾巴走了出来。当问到何老在爬雪山过草地时做了哪些工作，何老谦逊地说，他当时年龄不大，“只是跟着走”。

    “跟着走”有走的技巧。何老告诉记者，在雪山上，如果有人冻僵在地上，要用木棍代手去拉。冻僵的人犹如溺水的人，用手去拉，即使他没有回生的可能，也会死死拽住你，不但救不了人，连救人的人也要搭进去。如果有救活的可能，用棍子也就将人拉起来了。在草地上如果双脚陷入沼泽，不要急于拔脚，要双手前伸，头向后仰，仰面朝天躺下身子去，然后把脚慢慢抻出来。如果急于拔脚，则双脚承受压力过大，只能是越陷越深。何贻清曾亲眼看到一位战士越陷越深，最终没能拽上来。在雪山最怕的是半路坐下来休息。如果坐下，就有可能站不起来了。因此在山上经常看到这样一幅景象：红军战士或拄根木棍，或互相搀扶着，呼呼喘气，站着休息。一声令下，很快接着下山了。

    由于年纪小，加上身体虚弱，是两名红军战士用担架抬着何贻清第3次走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红四方面军在开始长征的时候，装备、给养都相当充足，但是在第3次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边缘。很多战士长时间粒米未进，身体基本没有热量补充。于是在稍稍歇息的时候，有人就会永远也起不来了。首长和战士们饿了就吃树皮和草根，渴了就喝草地上的浑水，粮食和肉干留给了何贻清这样的“小红军”和伤员。

    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8.6万余人，红二方面军1.7万余人，红四方面军约8万人，而长征结束后，部队严重减员。可红军就似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了树身和树根。正是这些保留下来的树身和树根，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编入贺龙部队 从宣传兵到指导员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长征结束。何贻清被编入贺龙领导的部队，分配在总政治部文工团的战斗剧社当了一名宣传兵。

    战斗剧社的前身是湘鄂西苏区的红军宣传队。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长征开始时,他用顺口溜的形式对宣传队作了专门动员，要求他们：走在前，做宣传，能唱歌，说快板，搞收容，筹粮款，做一名合格的战斗宣传员。红二、四方面军在西康甘孜会师后的第三天，贺龙决定扩大宣传队，从部队中选拔出几十名青年进行训练，使这个宣传队成了“歌舞剧全面”的文艺演出团体。于是，贺龙决定将宣传队升格为战斗剧社。当时女演员奇缺，常常男扮女装演出。何贻清被分配到战斗剧社后就常常男扮女装跳舞。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为一二0师，贺龙任师长。战斗剧社遂改为一二0师战斗剧社。剧社随贺龙东渡黄河后,活跃在晋西北、冀中、晋察冀、平西、晋绥等敌后抗日根据地。此间，剧社领导看到何贻清工作出色，发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的何贻清13岁。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二0师同日伪军的“扫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何贻清再三申请，被调到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做青年干事。大青山骑兵支队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的骑兵劲旅，指挥员曾有司令员李井泉，中将张达志、姚喆，少将李荆璞、李国良。这些将军曾带领大青山骑兵支队3个骑兵团，使大青山成为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1月，何贻清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学习。这所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校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都到抗大讲课或作报告。在这所学校里，何贻清学习了3年，学习内容有马列主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民运工作、游击战、中国历史等。何贻清能成长为优秀的军政干部，这3年的培养至关重要。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织上安排何贻清同其他干部一起到东北组建革命武装，当年他只有22岁。直到1955年，何贻清先后担任热河省热北军分区骑兵三团主任、政委，热河军区建平支队主任、骑兵州一团主任，东北军区炮司三一0团主任，一一三师坦克团主任。1955年11月，何贻清来到吉林军区辽源市兵役局担任政委。由于他功绩突出，受到上级表扬，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程子华称赞何贻清“建军、建政、打仗成绩突出”。

    在吉林，何贻清通过组织结识了现在的老伴，组建了家庭。1964年，何贻清转业到地方，同家人来到了抚顺。

    晚年坚持学习关心国家大事

    “长征就是我的学堂。”9岁就参加了红军的何老回忆起长征之路感慨地说，“长征路上，我不仅懂得了革命的道理，还学会了识字。”在行军不是十分紧张的时候，部队的文书就会把大家组织起来识字，没有笔，就用树枝在地上写，有时还把字写在战士的背上，后面的战士在行军的路上也能认字。何老说，自己最早学会的就是“红”、“军”、“我”、“蒋介石”等字。就这样，在艰难的长征途中，何老和他的战友们识了不少字。

    1982年，何老在市对外贸易局离休。离休后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读书、看报是何老每天必修课，而多年养成的早起和一餐只一个菜的习惯仍旧保持着。有时老伴和孩子想给他多做一个菜加强营养，为此他会很生气。早饭过后7点多钟，何老就会早早来到老年大学等候开门，春夏秋冬风雨无阻。他订阅了五六种报刊杂志，每天坚持学习3个小时以上。采访的那天，记者看到了书房的桌子上放了厚厚的一摞报纸，这两年何老腿脚不方便了，老年大学去不了，读书看报、看电视也就成了他了解国家大事的重要途径。

    何老的家中至今还在使用老家具，床、书桌、椅子都是老式的，有的已掉了大半的漆。家里除了门是包过的，其他地方就再看不到装修痕迹，暖气片和管子露在外面，衬着白色的墙，让记者想起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普通家庭，都是这个样子。家里的一台液晶电视机是子女们考虑到何老眼睛越来越花给买的，好让他能天天看新闻。

    聂桂玲告诉记者，何老没为自家的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他也教育子女好好工作，不能给组织添麻烦。如今5个子女都过得幸福美满，大孙女也参加了工作。

（邵晓毅 摄影 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