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周恩来为雷锋题词有关史料的来历(3)

三

    早在走访《中国青年》杂志社时，我们就初步摸清了周恩来总理曾前后两次为雷锋同志题词的来龙去脉，但感觉不完整、不详细。

    关于周总理的第一次题词，《中国青年》杂志社几位总编、编辑介绍得非常详细；但关于周总理的第二次题词，因为是解放军总政治部首长在此之后特约的，又是在《解放军报》首先发表的，所以《中国青年》杂志社的同志说不清楚。

    邢方群当时这样介绍：“我们在提出请毛主席为雷锋同志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总理寄出了请求题词的信。周总理的题词早于毛主席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内容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席的好战士’，刊在《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上。”

    邢方群等同志还回忆：“同一期《中国青年》还刊登了几位老一辈革命家应编辑部之邀所写的诗文。如董必武的《歌咏雷锋同志》的诗：

    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劳动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只作平常事，皆成巨?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谢觉哉在住院治病期间，也写了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及一首《学雷锋》的诗：

    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迥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约稿信后，特地组成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中国青年〉》的文章，精辟地分析了雷锋同志的崇高思想和优秀品格。”

    当我问起周总理第二次为雷锋同志题词情况时，邢方群说：“当年，《中国青年》杂志社首先得到毛主席手书的“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后，周总理又接到解放军总政首长的信，约请他再次题词在《解放军报》上刊发。于是，周总理才又作了第二次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入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尔后，《中国青年》杂志社原思想修养编辑组组长王江云在接受我的访问时回忆道：“有一次我们前去拜访邓大姐，邓大姐谈到了总理再次为雷锋题词的经过。她说：‘已经是深夜了，他又一次翻看了《雷锋日记摘抄》，然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沉思了近一个多小时，才坐下来写题词。’显然，周总理是根据毛主席题词的内涵，经过深思熟虑，高度概话了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什么，为广大青年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王江云的话使我想起了佟希文对我谈过的一件事：他和雷润明采写的长篇通讯《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于1963年2月8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头题刊出，同日在五版刊发了《雷锋日记摘抄》和雷锋的照片。不久，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兼新华通讯社社长吴冷西给辽宁分社社长鲁蛮打来电话。因是询问有关雷锋日记的事，鲁蛮就让佟希文直接回答。吴冷西在电话里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读了雷锋事迹通讯和他的日记摘抄，都很感动，认为雷锋是青年的好榜，日记也写得很好。总理要求报社认真核实，要搞清楚哪些是雷锋自己的话，哪些是他摘抄别人的话，别人的话一定要注明出处。”事后，沈阳军区根据总政的指示，组织专人对雷锋日记进行了认真的整理。

    我们忽然想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史料尚未挖掘，这就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因为周恩来的第二次题词和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题词，都是在1963年3月6日在《解放军报》刊出的。

    可是，当我们向解放军报社和总政有关部门询问这段往事时，他们都回答：“不清楚。”后来，在解放军报社找到了一位已经离职的老同志，他说：“最有资格说明这段史实的，就是时任解放军报社副总编兼总编室主任吕梁同志。《解放军报》发表中央领导题词那天，正是吕梁同志值夜班。”

    而当我们千方百计打听到吕梁的下落时，他因突患脑血栓病症，已住进解放军301医院高干病房了。无奈，我们只好设法找到了吕梁的秘书。

    当我在电话里向他详细地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后，这位年轻秘书回答得非常干脆：“……我们首长病情很严重。这几天，病情虽说有些好转，每天还在打点滴，说话都很吃力。请他写文章，根本是不可能的事!”

    听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这句话，我的心都凉了，感到确无商量的余地了。

    大约是1991年1月中旬或下旬的某天中午，我忽然接到从北京解放军301医院打来的电话，一听便知是吕梁的秘书。他说：“首长知道了您请他写文章的事，他并没有作任何表示。最近，当他打完点滴后，就向我要笔和纸。我问他：‘你要写什么?’他说：‘约我写关于总理题词的事，就算脑子出血我也要写。’我说：‘您病情刚好转，再用脑有危险。您若想写，可以一天讲一小段，我给您记。’首长说：‘不行。写总理的事，必须我亲自写，谁也不能代笔。’就这样，他想了很长时间，也写了很长时间。写的时候手指还颤抖，有些字你们可能看不清……”

    听了吕梁秘书的陈述，我深受感动，忙问：“吕梁同志写了多少字？”秘书答：“大概有600多字吧。”我说：“好在字数不多，邮寄也来不及了。可否你现在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念，我这边一一记录。然后将编辑过的打字稿，再寄给吕梁同志审定?”秘书同意。

    我们把根据电话通话记录下来的624字的文稿，急忙送到沈阳白山出版社排印，加入到整部书中。此前不久，期盼已久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手书的《回顾学雷锋活动的起源和发展》书名刚从杭州寄来，也才于1991年12月末送到出版社。

    吕梁在文中这样记述：“……在周总理的题词即将见报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解放军报社两位领导同志从中央军委礼堂打来电话对我讲：周总理正在这里参加晚会，总理对他们(注：指对解放军报领导同志)说，他为学雷锋题词拟了4句话：‘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总理说，他感到第四句还斟酌，希望能像前三句一样(“憎爱”、“言行”、“公私”，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具体表达出来)，要求军报的同志帮他推敲修改一下。因为时间紧急，要我在一个小时内提出修改意见。我连忙召集夜班的同志们研究，大家想了好几个修改方案，经过反复比较，感到所有方案都不理想，没有达到总理预期的要求，我也深感惭愧。

    “此后，每当我重读周总理的这一题词，都不仅感到题词内容深刻、具体，而且总理的那种字斟句酌的严谨精神，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民主作风，每每都服现在我面前，给我以教育和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