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亡明辨(2)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著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发布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