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4)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947年早春二月的一天清晨，我背着书包欢天喜地地上学了。

　　山村小学坐落在村庄的西头，三间青砖瓦房，西侧两间作为教室，东边一间是老师备课的地方。教室前方就是一块长方形的操场，能有一亩地那么大，上边铺着黄褐色的山皮土。操场南边栽有一棵槐树、4棵桑树，已经长有两丈多高了。西边有一山丘，为关帝庙旧址，现在仅存一口铁铸大钟，高高地挂在“门”形花岗岩石架上……

　　村办小学有两位老师，一位叫武庆耀，举止沉稳，学识渊博，颇有师长风度。另一位叫罗德守，刚从沈阳师范学校毕业。他思想活跃，年轻有为，给小小的校园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风气。那时4个班级、40多名学生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两人一张课桌、一条板凳，教室中间生一火炉，用以冬季取暖。这里没有电灯，没有天棚，除了一块黑板，看不到一件教学仪器。但是，这里却有最为宝贵的，那就是我们这些充满天真稚气和求知渴望的孩子们。

　　每天太阳还猫在东山的背后，罗老师便摇晃起那个铜铃。伴随着清脆悦耳的铃声，同学们纷纷走进教室，开始了一天的学习生活。武老师总是谆谆善诱地教诲，不厌其烦地讲解，直到大家弄懂弄通为止。当时，正是八路军和中央军拉锯阶段，甚至强盗、土匪也来趁火打劫，可以说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一次，老李头听说来了一拨兵，不问青红皂白就往一条沟膛里跑。没曾想冤家路窄，正好撞上中央军的一支队伍。老李头十分慌乱地说，你们快去打中央军吧！一个小头头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啪、啪”就是两个耳光，打得老李头耳朵嗡嗡直响，眼睛直冒金花。很长一段时期，“跑屁头”成了乡亲们的家常便饭。一天下晌，从村南传来一阵枪声，武老师带领俺们几个学生，准备跑到西山树林里躲藏，突然，从树丛中走出十几个军人，一边拉着枪拴，一边厉声喊道：“干什么的？”把俺们几个学生吓得心嘣嘣直跳。只见武老师异常沉着和冷静，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指着俺们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原来这是一支八路军的队伍，一位首长模样的军人，紧紧握着武老师的手说：“谢谢您，不愧为人师表啊！”八路军总是悄无声息地来，悄无声息地走，从不给村民增添麻烦；中央军却是一进村不是抓民工，就是抢牛羊，弄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乡亲们从两支队伍的对比中，终于看出了门道：别看中央军美式装备，狐假虎威，怕是秋后的蚂蚱——没有几天蹦头了，将来必定是八路军的天下！

　　罗老师把俺们当成他的弟弟、妹妹那样热诚，那样呵护。他不但课教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他教唱的《松花江上》，那悲愤苍凉的歌词，那凄婉哀怨的曲调，永远在我的耳边回荡。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曲，就会想起日伪时期——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记得有一次，妈妈领着我从前甸站乘火车去抚顺。火车开动以后，乘客很多，十分拥挤，妈妈只好一手拉着我，一手扶着门框。这时一个日本宪兵走过来，突然“嘭”地一声把门关上，只见妈妈的手指被重重地挤了一下，鲜血立刻流了出来。那个长着五短身材、一脸横肉，穿着马靴、挎着洋刀的家伙，不但不赔礼道歉，反而嘴里叽哩哇啦一通狂叫，甚至一句一个“巴格牙路”，一副活脱脱的凶神恶煞的嘴脸。很多旅客敢怒而不敢言，妈妈也只能忍气吞声，到医院进行了缝合、包扎……

　　那件令人发指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创伤。我常常思考：一个仅有弹丸之地的小国，为什么能够侵略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泱泱大国？一个弱小的民族竟然胆敢欺侮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通过一点一点的学习，我终于明白了，小日本鬼就是一帮明火执仗的强盗。它们看见咱们矿藏丰富的东北，咱们地大物博的中国，早就眼馋得直流涎水，便依仗几杆洋枪洋炮，让咱东北民众当了14年亡国奴。可咱们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大伙都把小日本鬼当成冤家对头，来个关门打狗。

　　我最爱唱《大刀进行曲》和《歌唱二小放牛郎》。“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这把大刀砍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把大刀砍出了中国人民的威风！

　　武老师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深的道理我不大懂，但我觉得作为一名小学生，就要好好念书，学好本领，将来报效祖国。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尽到自己的一份责任，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会逐渐强盛起来，我们的人民就能挺起腰杆，真正成为东方的巨人。别说一个小日本鬼子，就是任何对中国存有野心的家伙，一旦对咱们动武，就像鸡蛋撞石头，准会落个粉身碎骨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