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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仲自传(13)苍天向我无情地关上大学之门

2012-09-30 10:57 抚顺广播电视报 王连仲 404
春天,本是一个花红柳绿、鸟唱虫鸣的季节。然而,1957年春天却很“不平常”,一场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抚顺第十中学这个一向平和、宁静的校园,顷刻之间,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教学楼里那间音乐教室,原本明亮的玻璃窗...
苍天向我无情地关上大学之门

    春天,本是一个花红柳绿、鸟唱虫鸣的季节。然而,1957年春天却很“不平常”,一场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抚顺第十中学这个一向平和、宁静的校园,顷刻之间,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教学楼里那间音乐教室,原本明亮的玻璃窗户,被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报纸。从里边再也传不出悠扬的琴声和优美的歌声。我们从门缝里依稀看见尚德山、尉常青、张秉铨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无可奈何地低下高贵的头颅,接受着永无休止的呵斥和批驳。
 
    尉老师个头不高,又浓又黑 的眉毛下边,长着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他讲的地理课灵活,风趣,使听讲者如同身临其境。有一次,尉老师讲完课还有一点时间,便指着窗外的楼房说:“这楼房也不知怎么盖的,造型多像火柴盒!”原来,前几年东洲地区新建了十二三栋楼房,完全照搬苏联的建筑模式,不仅外观千篇一律,丑陋无比,而且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搞得大家怨声载道。尉老师不过说了一句真话,不知哪个同学给汇报上去了,结果被无限上纲上线,成为“破坏中苏友谊”的一大罪状。其实,当时中苏交恶已初露端倪,可是,又有谁肯出来给讲一句公道话呢!
 
    有一个姓马的政治课教师,“政治嗅觉”灵敏,善于见风使舵,本来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一跃成为反右斗争的急先锋。他曾带领我们到一个叫马和寺的村庄,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这个姓马的教员,成天板着个面孔,把同学当成教育对象。若不是上边有政策,他肯定能在学生当中抓几个右派分子。没过多久,各个年部、各个班级,也在那个姓马的教师蛊惑下,也闻风而动,撒下大网,准备捞几个“小右派”。
 
    我所在的高中二年四班,几名“积极分子”整天聚在一起嘁嘁喳喳,不是整这个老师,就是整那个同学。我虽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有问题,可是学习成绩优秀,还把升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作为奋斗目标。再加上我血气方刚,思想活跃,性格直率,不拘小节,于是,就给我带来了“不白之冤”。在大鸣大放时期,报纸、电台天天发表一些名人的文章和讲话。一天上晚自习前,我给同学念一篇文章,内容是说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并且拿出了一些依据。我的第一条错误是,对苏联老大哥有些不恭,尚带有不满情绪。有一次,一名姓周的同学在班级墙报上,画了一颗红心,上边还冒着火苗,寓意是把火热的心献给党。我乍眼一看,极像一个火把,就用毛笔蘸着墨水,给添了一个把柄。这下可闯了大祸!一个团干部无限上纲上线,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往一颗红心上抹黑吗!”还有一次,下午上完自习,班级团支部书记宣布说,共青团员留下开会,欢迎要求进步的同学参加。议题是批判几名科任老师在课堂上散布的“右派言论”。如果将别人的“政治生命”作为向上攀爬的阶梯,那么,我宁可一辈子也不追求这样的进步,绝不能昧着良心而丧失做人的尊严。再说,如果我真正要求入团,必须将我的祖宗三代翻腾得底朝上,结果还不能如愿以偿,因而,我只好敬而远之。于是,我拿着篮球旁若无人地走出教室,独自在操场练习“三步篮”。我的这一别创一格的举动,被说成“与党团组织离心离德”,起码也是个落后分子。原本情同手足的师生谊、学友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亲不亲,线上分”了。
 
    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年轻火热的心,在悸动,在悲呛,在流血!一连几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愤懑的情绪如大海的 狂涛,激荡不已,难以平复。我爬起来披上衣服,凭借室外昏暗的灯光,按照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挥手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名句,也愤然命笔,写出四句感言:朗朗书苑,风雷骤起,同窗苦读,相煎何急?……
 
    1958年的钟声刚敲过不久,我便带着忿忿不平的心情,回到家乡度过严寒的假期。一天傍晌,从前街传来一阵凄婉、悲凉的胡琴声。原来是一位算命先生,在一个小孩的引领下,正磕磕绊绊地向沈二婶家走去。沈二婶总是病病秧秧,找了几个大夫诊治,也不见好转,便叫算命先生给掐算掐算。我再过五六个月,就要参加高考,面对这种政治气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地没有着落。我便悄悄地来到沈二婶家,报上生辰八字,请算命先生算上一卦。他时而扳动手指,时而念念有词,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小伙子,你当前运气不佳,到三十七八岁,便会时来运转。”我谢过这位老先生,便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当过完春节开学时,我走进校园便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名老师,被遣送到偏远的农村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政治课也正式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课,从今以后学生要由学习政治,变为参与政治,接受思想改造。而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表现,便成为“红”与“白”的分水岭。学校那座大钟依然“嘀嗒嘀嗒”地走着,我的心房也扑腾扑腾地跳着。距离毕业已经指日可数了。
 
    虽然面临严酷现实,但我绝不轻言放弃。我照样拿着一些复习资料,与陈希雨、杨嘉林等几名同学,坐在学校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探讨着疑难问题,寻找着正确答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正言不讳地提出,高等院校招考新生,要解决贯彻阶级路线,以有利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那个姓马的教员,与我们班级那几个“积极分子”,有了尚方宝剑,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将我和傅明义、石庆吉等同学,判定“社会主义教育课”不及格,一下被推进了“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深渊。
 
    我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考场,从从容容地参加了高考。我的考试成绩完全可以考入所报考的任何一所大学,然而却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原来他们早就在我的考生登记表上,明确填写“不宜录取”四个字,不容置疑地剥夺了我升入大学的权利。从古至今,升学考试均按成绩录取,现在却按所谓“又红又专”似是而非的标准来敲定。这就好像一位径赛高手,参加奥运百米竞赛,没等发令枪响,便被裁判莫名其妙地罚出场外,而痛失夺冠机会。可是,那些根红苗正的同学,都顺理成章地升入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
 
    当看见同学背着行囊,奔赴各个高等学府时,我的心就像一片枯叶,在凄风苦雨中飘摇、战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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