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13)苍天向我无情地关上大学之门

    春天，本是一个花红柳绿、鸟唱虫鸣的季节。然而，1957年春天却很“不平常”，一场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铺天盖地而来。抚顺第十中学这个一向平和、宁静的校园，顷刻之间，变成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教学楼里那间音乐教室，原本明亮的玻璃窗户，被糊上了一层厚厚的报纸。从里边再也传不出悠扬的琴声和优美的歌声。我们从门缝里依稀看见尚德山、尉常青、张秉铨等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无可奈何地低下高贵的头颅，接受着永无休止的呵斥和批驳。
 
    尉老师个头不高，又浓又黑 的眉毛下边，长着一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他讲的地理课灵活，风趣，使听讲者如同身临其境。有一次，尉老师讲完课还有一点时间，便指着窗外的楼房说：“这楼房也不知怎么盖的，造型多像火柴盒！”原来，前几年东洲地区新建了十二三栋楼房，完全照搬苏联的建筑模式，不仅外观千篇一律，丑陋无比，而且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一个厕所，搞得大家怨声载道。尉老师不过说了一句真话，不知哪个同学给汇报上去了，结果被无限上纲上线，成为“破坏中苏友谊”的一大罪状。其实，当时中苏交恶已初露端倪，可是，又有谁肯出来给讲一句公道话呢！
 
    有一个姓马的政治课教师，“政治嗅觉”灵敏，善于见风使舵，本来平时不显山不露水，可是却一跃成为反右斗争的急先锋。他曾带领我们到一个叫马和寺的村庄，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这个姓马的教员，成天板着个面孔，把同学当成教育对象。若不是上边有政策，他肯定能在学生当中抓几个右派分子。没过多久，各个年部、各个班级，也在那个姓马的教师蛊惑下，也闻风而动，撒下大网，准备捞几个“小右派”。
 
    我所在的高中二年四班，几名“积极分子”整天聚在一起嘁嘁喳喳，不是整这个老师，就是整那个同学。我虽然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有问题，可是学习成绩优秀，还把升入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作为奋斗目标。再加上我血气方刚，思想活跃，性格直率，不拘小节，于是，就给我带来了“不白之冤”。在大鸣大放时期，报纸、电台天天发表一些名人的文章和讲话。一天上晚自习前，我给同学念一篇文章，内容是说苏联远东地区的海参崴，原来是中国的领土，并且拿出了一些依据。我的第一条错误是，对苏联老大哥有些不恭，尚带有不满情绪。有一次，一名姓周的同学在班级墙报上，画了一颗红心，上边还冒着火苗，寓意是把火热的心献给党。我乍眼一看，极像一个火把，就用毛笔蘸着墨水，给添了一个把柄。这下可闯了大祸！一个团干部无限上纲上线，气急败坏地说：“这不是往一颗红心上抹黑吗！”还有一次，下午上完自习，班级团支部书记宣布说，共青团员留下开会，欢迎要求进步的同学参加。议题是批判几名科任老师在课堂上散布的“右派言论”。如果将别人的“政治生命”作为向上攀爬的阶梯，那么，我宁可一辈子也不追求这样的进步，绝不能昧着良心而丧失做人的尊严。再说，如果我真正要求入团，必须将我的祖宗三代翻腾得底朝上，结果还不能如愿以偿，因而，我只好敬而远之。于是，我拿着篮球旁若无人地走出教室，独自在操场练习“三步篮”。我的这一别创一格的举动，被说成“与党团组织离心离德”，起码也是个落后分子。原本情同手足的师生谊、学友情，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亲不亲，线上分”了。
 
    面对此情此景，我的年轻火热的心，在悸动，在悲呛，在流血！一连几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愤懑的情绪如大海的 狂涛，激荡不已，难以平复。我爬起来披上衣服，凭借室外昏暗的灯光，按照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挥手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名句，也愤然命笔，写出四句感言：朗朗书苑，风雷骤起，同窗苦读，相煎何急？……
 
    1958年的钟声刚敲过不久，我便带着忿忿不平的心情，回到家乡度过严寒的假期。一天傍晌，从前街传来一阵凄婉、悲凉的胡琴声。原来是一位算命先生，在一个小孩的引领下，正磕磕绊绊地向沈二婶家走去。沈二婶总是病病秧秧，找了几个大夫诊治，也不见好转，便叫算命先生给掐算掐算。我再过五六个月，就要参加高考，面对这种政治气候，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地没有着落。我便悄悄地来到沈二婶家，报上生辰八字，请算命先生算上一卦。他时而扳动手指，时而念念有词，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小伙子，你当前运气不佳，到三十七八岁，便会时来运转。”我谢过这位老先生，便闷闷不乐地回了家。
 
    当过完春节开学时，我走进校园便闻到一股浓烈的火药味。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名老师，被遣送到偏远的农村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政治课也正式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课，从今以后学生要由学习政治，变为参与政治，接受思想改造。而对待这场运动的态度、表现，便成为“红”与“白”的分水岭。学校那座大钟依然“嘀嗒嘀嗒”地走着，我的心房也扑腾扑腾地跳着。距离毕业已经指日可数了。
 
    虽然面临严酷现实，但我绝不轻言放弃。我照样拿着一些复习资料，与陈希雨、杨嘉林等几名同学，坐在学校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探讨着疑难问题，寻找着正确答案。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全国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载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特别是中国青年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正言不讳地提出，高等院校招考新生，要解决贯彻阶级路线，以有利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那个姓马的教员，与我们班级那几个“积极分子”，有了尚方宝剑，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将我和傅明义、石庆吉等同学，判定“社会主义教育课”不及格，一下被推进了“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深渊。
 
    我堂而皇之地走进了考场，从从容容地参加了高考。我的考试成绩完全可以考入所报考的任何一所大学，然而却没有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原来他们早就在我的考生登记表上，明确填写“不宜录取”四个字，不容置疑地剥夺了我升入大学的权利。从古至今，升学考试均按成绩录取，现在却按所谓“又红又专”似是而非的标准来敲定。这就好像一位径赛高手，参加奥运百米竞赛，没等发令枪响，便被裁判莫名其妙地罚出场外，而痛失夺冠机会。可是，那些根红苗正的同学，都顺理成章地升入东北师范大学、沈阳医学院等院校。
 
    当看见同学背着行囊，奔赴各个高等学府时，我的心就像一片枯叶，在凄风苦雨中飘摇、战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