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17)饥饿 犹如一场瘟疫迅速蔓延(2)

  每天早晨，古钟“咚、咚、咚”地敲响了。社员们便走出家门，齐刷刷地来到同一地块，进行同一性质的劳作。仅以锄草为例。三四十号人一字摆开，每人“拿”一根垅，只见前呼后拥，你追我赶，呼呼啦啦地向前“铲”去。由于谁也不愿意在后边“打狼”，便心急火燎地向前撵，结果不是把禾苗耪掉了，就是把“护腚草”掩埋在浮土下边，没过几天，田地里又出现了草荒。晚上收工前，大家还得坐在地头评分。因为工分是社员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据，所以个别社员鼓捣出“分，分，是命根”的一句哩语。有人把评分会形容为“批判会”实不为过。会上经常唇枪舌剑，各不相让，直评得脸红脖子粗，关系紧张得沾火就着。有人也给编了几句顺口溜：上工听钟响，下地拉大帮，呼隆加胡弄，庄稼遭了秧！三家子大队当年比上年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可哪个干部敢于讲真话、道实情，只能打肿脸充胖子，来个报喜不报忧。接着，公粮照交，“余粮”照卖，可生产大队仓库里的粮食却所剩无几了。按照当时的即定政策，社员每人分得360斤毛粮，扣除水分、杂质，连半年都不够吃啊！
 
    第二年谷雨刚过，绝大多数社员家里，都是吃上顿没下顿，只好全家总动员，到处挖苣荬菜、小根菜和婆婆丁，或者撸榆树钱、摘槐树花，靠蒸菜团子、熬菜糊涂粥艰难度日。榆树皮是最好的“代食品”。社员们把榆树皮扒下来，将那层老皮去掉，然后用锅熬成稀粥。这样喝来喝去，直喝得小伙子、大姑娘面黄肌瘦，走起路来直门打晃。老人、孩子脸颊和小腿浮肿，用手指一按一个坑。说来不怕笑话，整整3年，全村就仅有一个妇女怀孕生子。我的二爷爷年逾七十，平时身板硬朗，也能干些农活，就是饭量比较大，这下可把他给坑苦了。先是浮肿，后是消瘦，仅半个月时间，便无疾而终。我一边给他梳理凌乱花白的头发，一边仔细端详那张慈善的面容，不禁哀叹：如果每天3顿饭，都能应时吃饱，二爷爷活个八九十岁，一点也没有问题啊！
 
    1960年眼看就要过小年了，可是全村死气沉沉，没有一点年味儿。是啊，连肚子都填不饱，这年还有啥过头？生产队长一咬牙把头耕牛宰了，每家都分到了三四斤牛肉。等到大年三十晚上，每家都拿出平时嘴挪肚攒的一点白面，包了两三盖帘牛肉馅饺子。大家已有好长时间没有闻到油腥了，冷丁吃顿香喷喷、油乎乎的饺子，谁能轻易撂下那双筷子，不把肚子吃得鼓鼓溜溜不下桌。不出所料，全村社员大都被撑得哈不下腰，仰面躺在炕上呻吟不止。大队卫生所罗大夫一边赶忙给各家开帮助消化的药，一边讲解简单的卫生常识：“长期饥饿造成胃肠疲软，一下吃得过饱，牛肉吃到胃里极易膨胀，哪能经得起这么折腾！”
 
    来年初春到了惊蛰，正是青黄不接季节，我从家乡出发进城办事，刚走到大柳村南二道沟地段，只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一边捂着肚子在路边壕沟里翻滚，一边疼痛难忍地号啕大哭。身旁围着几个路过的行人，都被这一幕惊得不知所措。这时走出一位老人，握住男孩的手，心疼地问道：“你吃啥了？”男孩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就吃了两个用杏条面做的窝窝头。”老人解开男孩的腰带，用手一点一点地把又黑又硬的粪便抠了出来。男孩的疼痛总算有了缓解，站起来向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家每顿饭也是稀汤寡水，父亲总是念叨着要改善改善生活。我攒了50元钱、二斤粮票领着父亲来到永安台酒家，点了10个花卷、两盘红烧滑子鱼。我和父亲正在就餐，突然，一个穿戴齐整的中年男子，从邻桌拿个花卷就往嘴里塞，尽管有人推搡，有人责骂，他全然不顾，三口两口便把花卷吞进了肚子里。我看见那个中年男子，眼睛里闪动着委屈和羞愧的泪光......
 
    我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着。人的尊严和良知，在饥饿面前显得那样苍白，那样无能为力。我默默地向上苍祈求：赶快赐予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让天下老百姓吃上饱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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