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20)要端窑地饭，就得拿命换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二十

要端窑地饭，就得拿命换

    1963年3月24日，是我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天。成群结队的大雁，从遥远的南方翩翩归来，路边的白杨翠柳，也已显现出朦朦胧胧的绿意。生机盎然的春天，终于回到了人间。
 
   我在新抚区劳动力调配站，被抚顺市红砖一厂人事科老单一眼相中。他用巴掌拍一下我的胸膛，笑逐颜开地说：“只要有一个好身板，一把好力气，我就喜欢！”我们几个被选中的小伙子，跟着老单走进了红砖一厂。
 
    天哪，这叫什么工厂啊！没有高大的厂房，没有精密的机器，没有平整的道路，没有像样的屋舍。只有一盘48个门的轮窑，两座各15个孔的串窑，几百间摇摇欲坠的架棚子，以及被挖得千孔百疮的土场。清代末期，随着西露天矿扩大开采规模，矿工聚居的千金寨面临搬迁，就在当今的新抚顺地区选定新址。于是，烧砖行业应运而生，并得到迅速发展。当时在现在的耐火厂西侧一带，成天烟尘滚滚，火光冲天，各种大车小辆将成千上万块青砖，源源不断地运往建筑工地。早在1922年，就从国外引进3台制坯机，那在整个东北可以称得上史无前例。这样算来，咱们厂至少也有六七十年的历史了！时过不久，全厂召开生产誓师动员大会，两千多名职工，有乘火车的，有坐电车的，有搭汽车的，有骑自行车的，从四面八方急匆匆地赶到俱乐部，真与举行全市性大型会议差不多。
 
    还在日伪时期，经常有山东、河北的农民，跑到抚顺煤矿下井刨煤，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受汉奸、把头的夹板气。有一句顺口溜，非常形象地反映当时矿工遭受苦难的情景：“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其实，脱坯烧砖一点儿也不比下井刨煤轻松，它的环境差，条件苦，干活累，可以说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就拿出窑工来说，红砖烧好了不等晾凉，就要从窑里往外运。出窑工推着独轮车，顶着热浪往窑里钻，双手掐着滚热的红砖装车，戴的手焖子都能烫糊，一天到晚汗不离身，全身上下沾满灰尘，那种艰苦很难用语言来表白。因而在“窑工”中也有句挂在嘴边的“家常嗑”：“要端窑地饭，就得拿命换，苦累真难熬，如进阎王殿！”当然，今天之砖厂与昔日的窑地相比，已是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但是，红砖生产归根到底，就是由始至终都要与泥土打交道，成天摆弄死沉的泥土，真是累死人不偿命的活计啊！
 
    我被分配到第二车间三工段，当了一名推土工。这个工种要求两个人“抱”一台“轱辘马”。首先，要在凸凹不平的土场，用锹挖土把车装满，其次，把车沿着轻轨推到一处高坡下边，卷扬机将一串五六台车拽到制高点，最后两个人站在车的后沿，向制坯房风驰电掣般地放去，再把土翻到混泥工序。每一个工作日，要挖25车土，大约30立方米。特别是在放车过程中，仅靠一根曲柳棒子控制速度，一旦操作不当，极易发生翻车事故，造成身体伤害。第二车间二工段一名推土工，在轱辘马高速运行过程中，突然煞车酿成倾覆事故，脾脏被摔破裂。这种又累又险的岗位，我大约干了三个多月，就被调到码坯班。码坯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也是同样受苦挨累。每个人一个班要把八九千块水坯，整整齐齐地码到坯架上。一块水坯七斤多重，有半数还需要翻个，拉架底时弯曲的上身和绷直的双腿形成90度角。这些水坯累计重量达到30吨！每天中午，我需要吃5个馒头，喝两大碗开水，否则，就会感到头冒虚汗，浑身无力，打不起精神来。晚上回到家里，腰疼腿酸，手腕红肿，真是连上炕都得拽猫尾巴了。
 
    我有了善解人意的妻子，还有了即将出世的孩子，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双重责任，再也不允许随心所欲地“漂流”了。人有饿死的，没有累死的。人家都能干，我为啥不能干？我硬是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很快成为码坯能手，还被推选为班长，并被批准在了籍，成为一名正式工人。我每月基本工资45.8元，加上加班费、计件工资，能开八九十元，相当于科级干部水平。生活稳定了，心情安份了，温饱问题也解决了。
 
    一个阶段，不知哪位领导，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每天下班以后，各个班组都要给每个人评分，月末按照分数计酬。不用说，这是从农村生产队嫁接过来的“损招儿”。农村经过评分，硬是把人与人的关系评得疏远了，把土地评得减产了，于是，出现了难以忍受的贫穷和饥饿。难道还让这种坑人不浅的办法，在建材工业领域招摇撞骗吗？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一天晚上，十几名工友评完分，在回家路过榆林苗圃时，我提议，必须研究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使评分这一百弊而无一利的损招儿夭折。大家终于想出一个万全之策，那就是在评分时主动发言，尽量给每个人一样的分数，让评分不起任何作用。没过几天再也评不下去，终于自消自灭了。从此，新老工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千方百计地把水坯的产量和质量搞上去。整个工段呈现一派你追我赶、热火朝天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