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21)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一）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二十一

这里是藏龙卧虎之地（一）

王连仲

    抚顺市红砖一厂，远远望去，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建筑，除了轮窑、串窑，还有一行行晾坯的架棚子，再就是轮窑中央那根直插云霄的烟囱了。走近一看，厂部是全厂的中枢机关，安置在一个大四合院里，里边栽种着不少柳桃、丁香，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燕子、麻雀在屋檐下絮窝、吵闹，一点儿也不像一家企业的办公场所，倒像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所在地。

    从厂部往西走不远，便是职工俱乐部。这里设有舞台、放映室、化妆室和卫生间，只是一排排长条凳子，红不红紫不紫的，似乎简陋点儿。但是，俱乐部里可以举办会议、放映电影和表演文艺节目。与俱乐部毗邻的就是职工福利食堂。这个食堂一次可以容纳五六百人就餐。每当中午，干部、工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一边啃着黑面馒头，喝着熬白菜汤，一边说天道地，笑声不断，倒也有些情趣。厂卫生所在第二车间附近，这里设有内科、外科、中医科和急诊室，一些常见的疾病、伤痛，都能得到有效的医治。

    在整个厂区，还有一道特殊的风景，那就是俗称的“大房子”。这种建筑在矿区司空见惯，用一句文雅的话来说，应该称为职工独身宿舍。“大房子”大都六七米宽、四五十米长，南北大炕，炕里摆放两趟行李卷，墙壁上钉有隔板，以便放些杂物。一般每个工段都有一栋“大房子”，有时班上开会、学习等集体活动，均在这里进行。一名老工人用带有调侃的口吻悄悄地对我说：“跑腿的行李大姑娘的腰，老虎的屁股刺猬猬的毛，千万不能随便碰啊！”我和新进厂的青年工人，一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炕沿上，不敢越雷池半步。厂里的独身职工，绝大部分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从山东、河北两省盲目流入来的，也有一小部分是三年困难时期，厂里从庄河、锦县招募进来的。他们大都吃苦耐劳，精明能干，逐渐成为生产当中的骨干力量，其中佼佼者甚至被提拔担任车间主任、工段段长……

    我从亲身经历中，悟出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为人要谦虚，做事要谨慎，千万不能当出头的椽子。我在填写职工登记表时，将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家庭出身只写个“中农”，文化程度只写个“初中”。我自从走进红砖一厂那一天起，就万念俱焚，将文房四宝之类的东西，连同所谓的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全部抛到九霄云外，心想这一辈子，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当时正在开展学习毛泽东的“老三篇”。工段长老王也紧跟形势，隔三差五便组织一次学习。段里有个工人名叫张永财，多少有点文化。记得有一次，他在念《纪念白求恩》时，不仅磕磕巴巴，断断续续，而且把好几个字都念错了。我心里感到好笑，脸上却不露一点声色，装作似懂非懂的样子。

    表面看来，红砖一厂土里土气，其貌不扬，红砖产品身份低微，价值低廉，一块红砖换不来一根冰棍儿。全厂年产6000万块红砖，总产值也就二百七八十万元。可是，红砖却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墙体材料。盖房没有红砖，犹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建筑工程简直无从谈起。再说，红砖一厂当时还叫砖瓦厂，为全市三区一县惟一的地方国营制砖企业。有的工友常常竖起大姆指，颇为自豪地说：“别看咱厂不大起眼，却是蝎子  ——独一份! ”

    其实，这里却是人才荟萃之地。我所经历的几任厂长，个个都是赫赫有名的“老革命”。梁天柱祖居河北滦县，家中有六口人被敌人杀害，与日军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在冀中革命根据地，跟随吕正操将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是一位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民族英雄。传说，梁天柱就是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老梁队长”的原型。因而梁天柱从齐齐哈尔调来抚顺，担任红砖一厂厂长时，市委领导特批他一辆美式吉普、一只勃朗宁手枪。然而，他在工人心目中，却是一位和蔼可亲，谦虚谨慎，事事为群众着想的好厂长。李子全出身于湖南桑植县一个农民家庭，十六七岁便作为警卫战士，跟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他没有一点架子，经常深入车间、班组，与工人群众促膝谈心，切实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米振才在河北老家，加入了敌后武工队，同日本鬼子、汉奸、走狗，做出不屈不挠、你死我活的较量。他当了一厂之长以后，仍然保持老战士的本色，不骄不躁，艰苦朴素，坚持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每个年度都圆满地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曾经担任过副厂长、党委书记的尹清祚，出身于“特殊工人”。由于他经常深入车间、班组，对红砖生产工艺了如指掌，被全厂职工尊称为“红砖通”。隋天福，原是抚顺县金斗峪村一个农民，解放军开辟三块石根据地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送情报，筹备军粮，积极参加革命战争。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红砖一厂厂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