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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仲自传(26)喜出望外当上报道组长

2012-09-30 11:13 抚顺广播电视报 王连仲 508
大约在1968年初夏,“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天早晨,工段发给每个人一张“职工登记表”,并再三申明:“一定要认真填写,否则出现问题,完全由自己负责!”我借了一只笔,看着这张表格不禁踌躇起来:如果将...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二十六

喜出望外当上报道组长

    大约在1968年初夏,“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天早晨,工段发给每个人一张“职工登记表”,并再三申明:“一定要认真填写,否则出现问题,完全由自己负责!”我借了一只笔,看着这张表格不禁踌躇起来:如果将真相继续掩盖,一旦被群众组织调查出来,就要背上“有意隐瞒家庭成分”的罪名,其严重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于是,我拿起这只重如千钧的钢笔,硬着头皮如实地填写了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尔后心里如释重负,其它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二车间分门别类,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理所当然地被划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类。我向大家主动讲述了前辈的发家史和剥削史。我的祖父年轻时依靠勤劳和节俭,积攒一点不太起眼的家业,包括土地、山林、房屋和牲畜,可是后来就把一部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把一部分土地留作自己经营,春种、夏锄、秋收,或招募长工,或雇佣短工,自己不劳动,吃穿不用愁。我们家的大院套,以及11间青砖瓦房,都凝聚着贫下中农的血汗和泪水。因此,我要与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好工人。接着,我还把斗私批修的心得,写成一千二三百字的文字材料。我所在的三工段新上任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桑敬奎,是一位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作风民主,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他看见我写的东西主题明确,层次清晰,语音流畅,情理交融,好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与我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老桑意味深长地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可是道路却要靠自己走。你既然文章写得不错,平时表现也挺好,那么就应该发挥一技之长,为集体这个大家庭做出贡献。”老桑的话,就像一股清冽、甘甜的泉水,涓涓地流过我干渴的心田。我虽然感动极了,却说不出一句话。接着,他交给我一项任务,把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写成稿件,交给厂广播站。我特意到百货大楼重新买了纸和笔,平时留意身边发生的新人新事,有时趁着生产的空闲,垫着坯垛写起了稿子,有时回到家里,无论怎样劳累,也要把稿件写完。真没想到,我的一点文学功底居然派上了用场。当我所写的稿件,被厂广播站采用,经过十几个大喇叭的播放,在方圆十余里的厂区上空回荡,我那颗冰冷麻木的心,又开始复苏甚至想入非非了。
 
    1968年取暖期间,我被借调到抚顺市叉车厂烧锅炉。刚过1969年春节,突然接到老桑的通知,要我赶快回厂报到。我准时来到班上,老桑对我寄予厚望,一再叮咛说:“厂里成立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要求工段选派一名工作人员,经过研究决定让你去。你可要千万抓住这个机会,不能让我们失望啊!”我来到厂部,毅然接受所指派的任务:定做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和革命委员会旗帜。我马不停蹄地跑工厂,进商店,选择样品,及时汇报,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9年4月16日,抚顺市红砖一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由原来的副厂长尹清祚担任,下设政工、生产、保卫、办事4个组。从此,两派纷争的局面有所收敛,生产也出现一些转机。我被选拔担任厂报道组长,还从基层调来高忠斗、周喜林作我的助手。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当上一名“土记者”!
 
    过不几天,第一车间二工段一个推土工,将一块石头混进粘土,翻到混泥工序的搅拌机里,被以破坏生产的罪名,送进牛棚实行专政。我据此写了一篇简讯,投寄给新闻单位。事后听说,那个推土工无论如何刑讯逼供,只承认累得实在受不了,想用石头把搅拌机憋住,以便休息片刻。对此我很震惊:那个推土工是不是破坏生产,不能单凭“一面之词”,更不能凭空臆造,望风扑影,否则就会产生假新闻,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这样看来,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第一次采写的这篇简讯,确是我从事通讯报道工作的一大败笔!我也常常对那个推土工抱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情。
 
    我静下心来,仔细查找原因,主要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作为一名通讯员,必然应该具备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以及十分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在这方面,我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力求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加强和提高,成为一名党和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通讯员。
 
    新闻报道与文学写作,虽然有着某种相近的渊源,但是却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就要求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而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夸张和想象,甚至将历史古董翻腾出来,那是与新闻写作水火不相容的。新闻还是一种“易碎品”,它具有及时的属性。它就好像顶花带刺的黄瓜、活蹦乱跳的鲤鱼,如果不能及时采写、报道出去,那么新闻就会稍闪即逝,变成一文不值的“旧闻”了!我明白了这层道理便注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采撷鲜活的新闻素材。每天早晨七点多钟,我便穿着工作服,下到车间、班组,与工人一边干活,一边采访,把生产第一线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写成了小消息、小通讯、小评论,投寄给报社、电台,一些稿件居然被新闻单位陆陆续续地发表了。
 
    当时,偌大的红砖一厂占据300多亩农田,破旧的串窑黑烟滚滚,污染空气,危害庄稼,每年还要挖掉120亩好地。群众抱怨说:粘土砖讨人嫌,挖好土毁良田,烧块煤冒黑烟,熏庄稼叶打蔫。全厂上下为了摆脱这一致命的缺陷,向秦砖汉瓦挑战,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以粉煤灰、煤矸石和油页岩为原料,从而实现制坯不用土、烧砖不用煤的新型砖厂。全厂干部、工人深知,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因此,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大家吃在厂里,住在厂里,集思广益,大干苦干,终于建成一座年产8000万块红砖的工厂。此刻,规整的厂区坐落在浑河岸边的一片青翠的田野之中,烟囱再不冒黑烟,道路也不扬灰尘了。新厂产量翻了近一番,却没挖一锹土,烧一铲煤,创造了建材史上的一场革命。在这7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啊!我跑遍了建设工地上的各个角落,与干部、职工交谈,热情讴歌了周继贞、胡宪斌、宋安林等一大批王进喜式的英雄模范人物。
 
    1971年7月下旬的一天,原来与我同在一个工段工作的女党员张桂珍、黄淑兰,从我的家乡外调回来,找到我深表同情地说:“真难为你,不但家庭出身不好,而且社会关系也够复杂!”我只好苦笑着说:“那有什么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吧!”我的父亲、伯父属于“四类分子”,叔父也有“历史问题”,大舅被打成“三反分子”,二舅被重新划为“逃亡地主”,这不真是所谓的“一窝黑”吗!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厂政工组组长王文舫找我谈话,似乎非常为难地说:“你这段工作做得很好,可惜你的政治条件不大适合这个岗位,还是回到车间另行安排吧!”我欲哭无泪,也无言以对。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仿佛拴在我身上的绳索,社会上有个风吹草动,便被牢牢捆绑得寸步难行。一颗刚刚死灰复燃的心,突然被这盆凉水浇灭。我并没有埋怨任何人,要怪就怪自己生不逢时。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法则,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只好把东西拾掇一下,用一块旧绸布包好,黯然神伤地走出机关大院,朝着第二车间方向缓缓地走去。
 
    这天,太阳像一团火球高悬在天空,炙烤得大地热浪蒸腾,路边的蒿草无精打采地卷曲着叶子,不知是什么虫儿躲在暗处哼着烦躁的歌谣。我走到厂俱乐部附近,在一棵柳树荫凉下边停下来,用一本杂志当作扇子扇着,不知自己究竟将何去何从。此刻,只见保卫干事杨春海骑着自行车,一边使劲蹬着,一边高声喊道:“小王,等一下!”他骑到我的跟前跳了下来,焦急万分地说:“李副主任叫你马上回去!”我又背起那包东西,忐忑不安地走进李副主任的办公室。李副主任名叫李长忠,原来是第一车间的一名工人,后来参军入伍。不久前从部队复员,被一致推选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政治工作,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拉了一把椅子请我坐下,又沏了一杯茶水递给我,非常亲切地说:“中央不是有一条政策,叫做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你的工作有目共睹,你还是担任报道组组长,尽力把对内对外宣传工作搞好!”我紧紧地握着李副主任那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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