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26)喜出望外当上报道组长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二十六

喜出望外当上报道组长

    大约在1968年初夏，“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一天早晨，工段发给每个人一张“职工登记表”，并再三申明：“一定要认真填写，否则出现问题，完全由自己负责！”我借了一只笔，看着这张表格不禁踌躇起来：如果将真相继续掩盖，一旦被群众组织调查出来，就要背上“有意隐瞒家庭成分”的罪名，其严重后果是难以想象的。于是，我拿起这只重如千钧的钢笔，硬着头皮如实地填写了家庭出身和文化程度，尔后心里如释重负，其它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二车间分门别类，举办各种类型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理所当然地被划归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一类。我向大家主动讲述了前辈的发家史和剥削史。我的祖父年轻时依靠勤劳和节俭，积攒一点不太起眼的家业，包括土地、山林、房屋和牲畜，可是后来就把一部分土地租给佃户耕种，把一部分土地留作自己经营，春种、夏锄、秋收，或招募长工，或雇佣短工，自己不劳动，吃穿不用愁。我们家的大院套，以及11间青砖瓦房，都凝聚着贫下中农的血汗和泪水。因此，我要与这个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线，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好工人。接着，我还把斗私批修的心得，写成一千二三百字的文字材料。我所在的三工段新上任的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桑敬奎，是一位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干部。他为人正派，办事公道，作风民主，在群众中很有威望。他看见我写的东西主题明确，层次清晰，语音流畅，情理交融，好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与我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老桑意味深长地说：“家庭出身不能选择，可是道路却要靠自己走。你既然文章写得不错，平时表现也挺好，那么就应该发挥一技之长，为集体这个大家庭做出贡献。”老桑的话，就像一股清冽、甘甜的泉水，涓涓地流过我干渴的心田。我虽然感动极了，却说不出一句话。接着，他交给我一项任务，把在抓革命、促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好人好事写成稿件，交给厂广播站。我特意到百货大楼重新买了纸和笔，平时留意身边发生的新人新事，有时趁着生产的空闲，垫着坯垛写起了稿子，有时回到家里，无论怎样劳累，也要把稿件写完。真没想到，我的一点文学功底居然派上了用场。当我所写的稿件，被厂广播站采用，经过十几个大喇叭的播放，在方圆十余里的厂区上空回荡，我那颗冰冷麻木的心，又开始复苏甚至想入非非了。
 
    1968年取暖期间，我被借调到抚顺市叉车厂烧锅炉。刚过1969年春节，突然接到老桑的通知，要我赶快回厂报到。我准时来到班上，老桑对我寄予厚望，一再叮咛说：“厂里成立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要求工段选派一名工作人员，经过研究决定让你去。你可要千万抓住这个机会，不能让我们失望啊！”我来到厂部，毅然接受所指派的任务：定做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像章和革命委员会旗帜。我马不停蹄地跑工厂，进商店，选择样品，及时汇报，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69年4月16日，抚顺市红砖一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主任由原来的副厂长尹清祚担任，下设政工、生产、保卫、办事4个组。从此，两派纷争的局面有所收敛，生产也出现一些转机。我被选拔担任厂报道组长，还从基层调来高忠斗、周喜林作我的助手。我做梦都没想到，这一辈子还能当上一名“土记者”！
 
    过不几天，第一车间二工段一个推土工，将一块石头混进粘土，翻到混泥工序的搅拌机里，被以破坏生产的罪名，送进牛棚实行专政。我据此写了一篇简讯，投寄给新闻单位。事后听说，那个推土工无论如何刑讯逼供，只承认累得实在受不了，想用石头把搅拌机憋住，以便休息片刻。对此我很震惊：那个推土工是不是破坏生产，不能单凭“一面之词”，更不能凭空臆造，望风扑影，否则就会产生假新闻，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这样看来，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第一次采写的这篇简讯，确是我从事通讯报道工作的一大败笔！我也常常对那个推土工抱有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情。
 
    我静下心来，仔细查找原因，主要还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作为一名通讯员，必然应该具备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以及十分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在这方面，我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力求在新闻实践中不断加强和提高，成为一名党和人民群众信得过的通讯员。
 
    新闻报道与文学写作，虽然有着某种相近的渊源，但是却有一些本质上的区别。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就要求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而文学创作中的虚构、夸张和想象，甚至将历史古董翻腾出来，那是与新闻写作水火不相容的。新闻还是一种“易碎品”，它具有及时的属性。它就好像顶花带刺的黄瓜、活蹦乱跳的鲤鱼，如果不能及时采写、报道出去，那么新闻就会稍闪即逝，变成一文不值的“旧闻”了！我明白了这层道理便注意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采撷鲜活的新闻素材。每天早晨七点多钟，我便穿着工作服，下到车间、班组，与工人一边干活，一边采访，把生产第一线涌现出来的新人新事，写成了小消息、小通讯、小评论，投寄给报社、电台，一些稿件居然被新闻单位陆陆续续地发表了。
 
    当时，偌大的红砖一厂占据300多亩农田，破旧的串窑黑烟滚滚，污染空气，危害庄稼，每年还要挖掉120亩好地。群众抱怨说：粘土砖讨人嫌，挖好土毁良田，烧块煤冒黑烟，熏庄稼叶打蔫。全厂上下为了摆脱这一致命的缺陷，向秦砖汉瓦挑战，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座以粉煤灰、煤矸石和油页岩为原料，从而实现制坯不用土、烧砖不用煤的新型砖厂。全厂干部、工人深知，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举。因此，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大家吃在厂里，住在厂里，集思广益，大干苦干，终于建成一座年产8000万块红砖的工厂。此刻，规整的厂区坐落在浑河岸边的一片青翠的田野之中，烟囱再不冒黑烟，道路也不扬灰尘了。新厂产量翻了近一番，却没挖一锹土，烧一铲煤，创造了建材史上的一场革命。在这700多个日日夜夜里，发生了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啊！我跑遍了建设工地上的各个角落，与干部、职工交谈，热情讴歌了周继贞、胡宪斌、宋安林等一大批王进喜式的英雄模范人物。
 
    1971年7月下旬的一天，原来与我同在一个工段工作的女党员张桂珍、黄淑兰，从我的家乡外调回来，找到我深表同情地说：“真难为你，不但家庭出身不好，而且社会关系也够复杂！”我只好苦笑着说：“那有什么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吧！”我的父亲、伯父属于“四类分子”，叔父也有“历史问题”，大舅被打成“三反分子”，二舅被重新划为“逃亡地主”，这不真是所谓的“一窝黑”吗！
 
    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上午，厂政工组组长王文舫找我谈话，似乎非常为难地说：“你这段工作做得很好，可惜你的政治条件不大适合这个岗位，还是回到车间另行安排吧！”我欲哭无泪，也无言以对。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仿佛拴在我身上的绳索，社会上有个风吹草动，便被牢牢捆绑得寸步难行。一颗刚刚死灰复燃的心，突然被这盆凉水浇灭。我并没有埋怨任何人，要怪就怪自己生不逢时。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法则，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只好把东西拾掇一下，用一块旧绸布包好，黯然神伤地走出机关大院，朝着第二车间方向缓缓地走去。
 
    这天，太阳像一团火球高悬在天空，炙烤得大地热浪蒸腾，路边的蒿草无精打采地卷曲着叶子，不知是什么虫儿躲在暗处哼着烦躁的歌谣。我走到厂俱乐部附近，在一棵柳树荫凉下边停下来，用一本杂志当作扇子扇着，不知自己究竟将何去何从。此刻，只见保卫干事杨春海骑着自行车，一边使劲蹬着，一边高声喊道：“小王，等一下!”他骑到我的跟前跳了下来，焦急万分地说：“李副主任叫你马上回去！”我又背起那包东西，忐忑不安地走进李副主任的办公室。李副主任名叫李长忠，原来是第一车间的一名工人，后来参军入伍。不久前从部队复员，被一致推选担任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政治工作，是一位年轻有为的干部。他拉了一把椅子请我坐下，又沏了一杯茶水递给我，非常亲切地说：“中央不是有一条政策，叫做有成分论，不惟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吗？你的工作有目共睹，你还是担任报道组组长，尽力把对内对外宣传工作搞好！”我紧紧地握着李副主任那双粗壮有力的大手，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