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35)不辱使命，站好最后一班岗

　　不辱使命，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担任抚顺市红砖一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道组长。其实，我还有两个“虚职”：党办秘书和厂办秘书。也就是说，全厂大大小小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出自于我手。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自己称得上厂里的“百事通”。我曾经写过《窑地的变迁》和《烧砖的哲学》，从中可见我对全厂有多么熟悉了。

　　一天下午4点多钟，厂长陈文福急匆匆地走进来，简单提出几点要求，便急匆匆地走出去。原来，明天早8时，局里召开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要陈厂长介绍先进经验，时间不少于半小时。也就是说，在十几个钟头内，需要拿出七八千字的材料。厂办主任早就在职工食堂安排了一顿奖励晚餐：两菜一汤，外加几个馒头。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和张介民草草吃过晚饭，便回到办公室，沏上两杯茶水，从抽屉里拿出两本稿纸，我执笔撰写，他负责抄清。那一幕幕场景，那一个个镜头，那一条条措施，那一组组数据，转瞬之间，都变成了一行行文字、一页页材料。只见窗户外面泛白，从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我才余意未尽地收了笔，小张也清清楚楚地把这个经验材料抄好，向厂领导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类似这种情况不胜枚举。我写过的各种文字材料究竟有多少，实在没有统计过，我只知道仅留存的草稿，就足足装了两编织袋。原来我的双目视力均在1.2左右，还不到40岁，便戴上了“老花镜”，但是，我的眼光更加深邃了，胸怀更加宽广了。

　　那是1982年过完春节刚上班，我接到上级指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老红军、老厂长李子全撰写回忆录。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住在北台地区的一座小楼。他中等身材，穿一套褪色的军衣，头发斑白，额头刻有皱纹，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会心的笑容。他家的摆设十分简朴，两张木床是他亲自拿着木匠家什打制的，只有一台18寸电视机，算是一件最为贵重的“奢侈品”了。李子全已年逾七旬，但思维清晰，语言流畅，回忆宛如一根长丝，把他牵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出生于湖南桑植县一个贫农家庭，17岁便参加了工农红军。作为一名警卫战士，跟着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肖克，以及总政委任弼时、副总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进行了艰苦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经过四川西部渺无人烟的荒凉地带时，常常以草根、皮带充饥，甚至把心爱的马匹都宰杀了。面对寒冷、泥泞、饥饿，红军干部、战士与死神作了不屈不挠地抗争。有一次，李子全和几个战友，琢磨来琢磨去，便向连长请了假，到处找寻能够下肚的东西。突然，他们在茫茫的草地上，竟发现了一条溪流，走上前去一看，嗬，还有一群一寸长的小鱼儿，在不慌不忙地上下游动。李子全和战友如获至宝，便纷纷下河小心翼翼地将二三十条小鱼儿捉了上来，用苇草穿成串儿，高高兴兴地提溜回来。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把这些小鱼儿送给首长改善改善生活。李子全身为班长，便代表几个战友走进指挥部，贺龙正在与几位首长站在一张地图前，研究着下一步行走路线。贺总指挥见李子全手中提着的一串小鱼儿，感到十分惊奇，便笑着问道：“这里还能捉着鱼？”李子全便把捉鱼的前后过程讲了一遍。然后，李子全操着湘西口音，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几个战士特意捉鱼，就想送给首长打打牙祭。”贺总指挥一听，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也用湘西方言说：“告诉伙夫，熬一锅汤，大家都来尝一尝！”他看李子全有些迷惑不解，接着解释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咱们红军的规距呦！”

　　我每天早晨8时准时从厂里出发，9时左右赶到李子全家，便与他天南海北地攀谈起来，下午4时我又返回厂里。那些个日日夜夜，我思想感情的潮水，与红军将士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他们遭遇艰难险阻，我跟着提心吊胆，他们突破敌人重围，我感觉如释重负。可以这样说，红军将士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我的思绪和神经。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感人情景，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从我的笔尖再现出来，变成了一行行、一段段文字，形成一篇篇文章。我也仿佛是一名红军战士，在万水千山中艰难地跋涉、攀越……

　　一个阳光和煦、春风徐徐的早晨，我到厂广播站送一份文件，播音员李菊半开玩笑地说：“王师傅，现在你去当一名记者，可是个好机会啊！”我也顺水推舟地说：“行，我就盼望着这一天！”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来李菊的老公公张玉鸣，是抚顺日报社的元老，时任农村部主任。李菊当天下班回家，就和张玉铭把我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第二天一早，张玉鸣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几位编委，大家一拍即合，立刻派办公室主任赵贵清悄然地来到红砖一厂，协商调转我的事宜。党委副书记贾庆洋听说老赵的来意后，非常委婉地回绝说：“我们企业不大，培养一个笔杆子不容易，你们还是从其它单位物色吧！”老赵吃了闭门羹，只好打道回府了。

　　党委书记王发东听说后，亲自找我做思想工作，开宗明义地说：“根据你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现实表现，担任厂级领导是早晚的事儿。”我也直言不讳地说：“职务、待遇、地位，并不是我所追寻的目标，当一名记者是我一生的梦想！”时隔两日，厂党委接到建材局组织部门的通知，市建委指名调我并要求近日报到。不久，抚顺日报副总编辑张轮亲自出马，厂党委王书记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小王已被市建委惦记上了，你们实在要调他，就得找他们协商了。”抚顺日报工业部负责人王天庆，直接找到市建委主任王新典。这位主任刚刚从新抚钢厂调到市里任职，非常慷慨地一口答应：“抚顺日报是市委机关报，这个大局我们当然要服从！”

　　真是好事多磨。我那颗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我几乎没费多少口舌，没花多大气力，祗是亲自到市建材局组织部门，换了干部和党员调转手续，便等着“五一”之前，赴抚顺日报社正式报到了。

　　然而，当我即将告别红砖一厂的时候，油然而生一种依依惜别的深情。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危难时刻，她不仅没有嫌弃我，没有疏远我，反而以博大、温暖的胸怀，呵护了我，重用了我。我虽然在这里流逝了整整19年的青春时光，但是，也铸造了我勤勉、刚毅、倔强和永不言败的品格。

　　再见吧，那些与我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工友；再见吧，我永志不忘的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