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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仲自传(35)不辱使命,站好最后一班岗

2012-09-30 11:23 抚顺广播电视报 王连仲 515
我担任抚顺市红砖一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道组长。其实,我还有两个“虚职”:党办秘书和厂办秘书。也就是说,全厂大大小小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出自于我手。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自己称得上厂里的“百事通”。我曾经写过《窑地的变迁》和《烧砖的哲学》,从中可...

  不辱使命,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担任抚顺市红砖一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报道组长。其实,我还有两个“虚职”:党办秘书和厂办秘书。也就是说,全厂大大小小的文字材料,绝大多数出自于我手。我可以胸有成竹地说,自己称得上厂里的“百事通”。我曾经写过《窑地的变迁》和《烧砖的哲学》,从中可见我对全厂有多么熟悉了。

  一天下午4点多钟,厂长陈文福急匆匆地走进来,简单提出几点要求,便急匆匆地走出去。原来,明天早8时,局里召开企业管理经验交流会,要陈厂长介绍先进经验,时间不少于半小时。也就是说,在十几个钟头内,需要拿出七八千字的材料。厂办主任早就在职工食堂安排了一顿奖励晚餐:两菜一汤,外加几个馒头。按照以往的惯例,我和张介民草草吃过晚饭,便回到办公室,沏上两杯茶水,从抽屉里拿出两本稿纸,我执笔撰写,他负责抄清。那一幕幕场景,那一个个镜头,那一条条措施,那一组组数据,转瞬之间,都变成了一行行文字、一页页材料。只见窗户外面泛白,从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鸡鸣声,我才余意未尽地收了笔,小张也清清楚楚地把这个经验材料抄好,向厂领导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类似这种情况不胜枚举。我写过的各种文字材料究竟有多少,实在没有统计过,我只知道仅留存的草稿,就足足装了两编织袋。原来我的双目视力均在1.2左右,还不到40岁,便戴上了“老花镜”,但是,我的眼光更加深邃了,胸怀更加宽广了。

  那是1982年过完春节刚上班,我接到上级指派的一项重要任务:为老红军、老厂长李子全撰写回忆录。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住在北台地区的一座小楼。他中等身材,穿一套褪色的军衣,头发斑白,额头刻有皱纹,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会心的笑容。他家的摆设十分简朴,两张木床是他亲自拿着木匠家什打制的,只有一台18寸电视机,算是一件最为贵重的“奢侈品”了。李子全已年逾七旬,但思维清晰,语言流畅,回忆宛如一根长丝,把他牵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他出生于湖南桑植县一个贫农家庭,17岁便参加了工农红军。作为一名警卫战士,跟着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副总指挥肖克,以及总政委任弼时、副总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进行了艰苦漫长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在经过四川西部渺无人烟的荒凉地带时,常常以草根、皮带充饥,甚至把心爱的马匹都宰杀了。面对寒冷、泥泞、饥饿,红军干部、战士与死神作了不屈不挠地抗争。有一次,李子全和几个战友,琢磨来琢磨去,便向连长请了假,到处找寻能够下肚的东西。突然,他们在茫茫的草地上,竟发现了一条溪流,走上前去一看,嗬,还有一群一寸长的小鱼儿,在不慌不忙地上下游动。李子全和战友如获至宝,便纷纷下河小心翼翼地将二三十条小鱼儿捉了上来,用苇草穿成串儿,高高兴兴地提溜回来。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把这些小鱼儿送给首长改善改善生活。李子全身为班长,便代表几个战友走进指挥部,贺龙正在与几位首长站在一张地图前,研究着下一步行走路线。贺总指挥见李子全手中提着的一串小鱼儿,感到十分惊奇,便笑着问道:“这里还能捉着鱼?”李子全便把捉鱼的前后过程讲了一遍。然后,李子全操着湘西口音,非常诚恳地说:“我们几个战士特意捉鱼,就想送给首长打打牙祭。”贺总指挥一听,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也用湘西方言说:“告诉伙夫,熬一锅汤,大家都来尝一尝!”他看李子全有些迷惑不解,接着解释说:“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这是咱们红军的规距呦!”

  我每天早晨8时准时从厂里出发,9时左右赶到李子全家,便与他天南海北地攀谈起来,下午4时我又返回厂里。那些个日日夜夜,我思想感情的潮水,与红军将士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他们遭遇艰难险阻,我跟着提心吊胆,他们突破敌人重围,我感觉如释重负。可以这样说,红军将士的喜怒哀乐,时时牵动着我的思绪和神经。那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感人情景,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从我的笔尖再现出来,变成了一行行、一段段文字,形成一篇篇文章。我也仿佛是一名红军战士,在万水千山中艰难地跋涉、攀越……

  一个阳光和煦、春风徐徐的早晨,我到厂广播站送一份文件,播音员李菊半开玩笑地说:“王师傅,现在你去当一名记者,可是个好机会啊!”我也顺水推舟地说:“行,我就盼望着这一天!”

  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原来李菊的老公公张玉鸣,是抚顺日报社的元老,时任农村部主任。李菊当天下班回家,就和张玉铭把我的想法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第二天一早,张玉鸣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几位编委,大家一拍即合,立刻派办公室主任赵贵清悄然地来到红砖一厂,协商调转我的事宜。党委副书记贾庆洋听说老赵的来意后,非常委婉地回绝说:“我们企业不大,培养一个笔杆子不容易,你们还是从其它单位物色吧!”老赵吃了闭门羹,只好打道回府了。

  党委书记王发东听说后,亲自找我做思想工作,开宗明义地说:“根据你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现实表现,担任厂级领导是早晚的事儿。”我也直言不讳地说:“职务、待遇、地位,并不是我所追寻的目标,当一名记者是我一生的梦想!”时隔两日,厂党委接到建材局组织部门的通知,市建委指名调我并要求近日报到。不久,抚顺日报副总编辑张轮亲自出马,厂党委王书记无可奈何地说:“现在小王已被市建委惦记上了,你们实在要调他,就得找他们协商了。”抚顺日报工业部负责人王天庆,直接找到市建委主任王新典。这位主任刚刚从新抚钢厂调到市里任职,非常慷慨地一口答应:“抚顺日报是市委机关报,这个大局我们当然要服从!”

  真是好事多磨。我那颗悬到嗓子眼儿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我几乎没费多少口舌,没花多大气力,祗是亲自到市建材局组织部门,换了干部和党员调转手续,便等着“五一”之前,赴抚顺日报社正式报到了。

  然而,当我即将告别红砖一厂的时候,油然而生一种依依惜别的深情。在我处于人生低谷的危难时刻,她不仅没有嫌弃我,没有疏远我,反而以博大、温暖的胸怀,呵护了我,重用了我。我虽然在这里流逝了整整19年的青春时光,但是,也铸造了我勤勉、刚毅、倔强和永不言败的品格。

  再见吧,那些与我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工友;再见吧,我永志不忘的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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