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仲自传(42)光彩啊，敢为人先的个体户

王连仲自传《我的人生之旅》之四十二（连载）

光彩啊，敢为人先的个体户

  说不上是根深蒂固的旧传统、旧观念作祟，还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遗症，居然把所从事的职业分成三六九等。在城里，国有企业，包括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属于“金饭碗”；集体企业充其量只能算作“泥饭碗”；而干“个体”却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群体，饭碗早就被丢得七零八落、无影无踪。有些年轻人没有考上大学，也没有找到适当工作，美其名曰：待业青年，其实就是一拨失业者。可是，宁可东游西逛，无所事事，也不屑于干那些“丢人的营生”。在乡下，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再加上采取科学种田，一年的农活仅两三个月就干完了，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在哪里?那些老实巴交的“正经庄稼人”，宁可躺在树荫下看蚂蚁上树，也不愿意琢磨挣钱的道儿。

  于是，南方的小木匠、小鞋匠、小眼镜匠、小油漆匠纷至沓来，成为城市街头巷尾的一道风景。他们白天满面春风地为“老板”服务，晚上点着成沓的钞票，不禁窃窃私语：“东北这地方遍地是黄金，可是当地人宁可衣兜比脸干净，也不情愿干这些不起眼的活计！”然而，一些头脑活泛、耳朵灵敏、手脚勤快的人，却从南方人满足的笑容和狡黠的眼神中，似乎洞察出了一些奥妙：金钱不能依赖别人施舍，而要依靠自己赚取。再加上“华山只有一条路”，活人不能叫尿憋死！这样有人悄悄地打零工，跑运输，开小卖店，办豆腐坊，衣兜渐渐鼓了起来，小日子过的越来越滋润。

  此刻，中国历史应当大书一笔：那些第一批“敢吃螃蟹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便成了“个体户”。

  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告诉我，今日的无名小草，将会成为明天的参天大树。我撒开信息之网，采访一个个敢为人先的个体户，撰写出一篇篇情真意切的通讯、特写，把他们创业的艰辛、坎坷的经历和心路的历程，展示给万千读者，让全市人民都来关注个体劳动者，并以实际行动参与、鼓励和支持这一非常光彩的事业。

  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修鞋点。5平方米的薄铁皮铺房，门前挂块“修鞋”的牌匾。透过敞开的窗户，可以看见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在摇动着扎鞋机的摇柄，聚精会神地修补着皮鞋，身旁立着一根拐杖。他就是曾经两次进京受到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被称为光彩的个体修鞋工徐清林。

  1979年4月的一天，徐清林在龙凤矿门前办起了个体修鞋店。他拜一位老修鞋工为师，很快掌握了缝、钉、粘、补、下刀、走线的修鞋技术。他热心服务，礼貌待客，来找他修鞋的人越来越多。一次，一名矿工下井前发现靴子刮个大口子，小徐二话没说，接过靴子就给补好，那名矿工紧紧抓着他的手不放，连连说道：“谢谢，谢谢！”徐清林个体修鞋店生意兴隆，却惦记待业青年司国柱还没活干。有一天晚上收工后，他来到小司家，一迈进门槛就报喜：“现在我一天能挣六七块钱，能顶上八级工匠啦！”两腿瘫痪的小司坐在炕上无动于衷，半晌才说：“成天蹲马路牙子摆弄臭鞋，我不稀罕！”徐清林就用许多先进个体青年的事迹开导他，小司有点动心了。第二天早晨，徐清林撂下手中的活计，同哥哥一起到市内买来一台扎鞋机给小司送了过去。可是，一连几天也不见小司出摊，莫非他变卦了？晚上，徐清林又来到司国柱家，原来这几天小司摇着轮椅到偏远的东安街出摊去了。小司解释说：“我爸开劳保，生活有依靠。你家全指望你，我怎能抢你的饭碗？”小徐说：“你说哪去了？咱俩在一起干活，互相也有个照应！”从此，徐清林与司国柱合伙开的个体修鞋店，真是越干越红火了。

   一天中午，我到抚顺剧院对过的华东饭店就餐，一进门就被这里的温馨气氛吸引住了：一间狭小的营业室里，摆放着三张餐桌，周围坐着二三十位顾客，有的吃水饺，有的吃面条，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开怀畅饮。透过玻璃窗，只见厨房里几名女青年分外忙碌，蒸锅里热气腾腾，颠勺声叮当直响。门前站着一个扎辫的姑娘，正在热情地答对着顾客。有人介绍说，她就是这家个体饭店的经理钟波。

  钟波刚满19岁，脸上还带着一点稚气。她初中毕业后，学过一点儿厨工手艺。后来她招聘了六名待业青年，最大的20岁，最小的17岁，开了这家“小不点”饭店。“优质服务顾客多，信誉第一结硕果”，这副实话实说的对联，很能说明饭店兴旺的原因。那是初冬一天晚上10点多钟，她正准备睡觉，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从海城来抚顺办事的三名客人，刚下火车，想吃点水饺，暖暖身子。小钟忙把妹妹叫醒，立即和面、拌馅，很快便把热乎乎的饺子端了上来。

  有一次，副市长宋飞鸿来店检查工作时，问钟波每个月收入多少？她回答说：“平均二百二三十元，最多时一个月开320元。”宋副市长称赞说：“你这‘娃娃经理’比我挣得还多，真了不起！”

  清原满族自治县红透山镇东风照相馆业主兼摄影师刘金英，背着“玛尼雅”照相机，蹬着梅花牌自行车，沿着乡间小路疾驶，洋溢着青春朝气的脸上挂着汗珠。她是应一个偏远山村的顾客要求，为一对青年伴侣拍摄定婚照的。小刘从开照相馆那一天起，便牢记一条宗旨：昧心钱分文不取，信誉重于生命。她在小市场兜揽生意时，别人放一张4寸照片标价9角，她却只收6角。晚上她回到家里，放了一张，不理想，再放一张，不满意，往往放了七八张，直到清晰、逼真为止。长此以往，东风照相馆的名气便在街坊邻居间传开了：“别看金英初学乍练，洗出的照片真不赖！”从此，她这个小小照相馆的生意，就像门前的小路一样，渐渐地伸展到周围的十里八村。潺潺的小溪熟悉她的身影，崎岖的山路印满她的足迹。她挎着照相机为苍石乡敬老院的老人免费拍照，为红透山托儿所的孩子减价拍照，为黄泥岭村的农民优惠拍照，为附近驻军官兵义务拍照。她纯净的心就像照相机的镜头一样，永远将幸福和微笑留给千家万户……

  尽管党和政府三令五申，支持和鼓励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可是，在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忌妒：这钱都叫个体户赚去了，有失公平！有人疑惑：这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有人胆怯：将来会不会“秋后算账”？安徽怀远县农民年广九，作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在绝大多数农民还在“土里刨食”时，他便赚到100万元。当时国家规定，个体户雇工数量最多不能超过8个，年广九居然雇了12个无业青年当帮手。8个以下还是姓“社”的个体经济，8个以上就是姓“资”的资本主义了。当地有人主张“动他”，而邓小平明确表态“保他”。于是，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有成千上万的“年广九”，理直气壮地走上了创办私企之路。我和我的同事经过学习有关文件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有先行者付诸实施。过去那种“一大二公”、“穷过渡”和“共产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些“红眼病”也好，那些“恐惧症”也罢，并不能阻止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抚顺市也跟全国一样，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新闻记者不失时机地采集大量稿件，发表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上。

  在浑河北岸、月牙山下，有一家名叫精工铸造厂的私营企业。一个春光明媚、旭日初升的早晨，当我走进这家企业时，正巧遇见了老板郝荣安。他，刚过不惑之年，长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微胖的椭圆形脸膛上，有一双明亮、聪敏而深邃的眼睛。他兴致勃勃地向我介绍了创业史。精工铸造厂是于1986年1月创办的。他为什么要搞精工铸造呢？原因有三：一是投资少，见效快，设备简单，只需一个化铜的小坩埚；二是他出身于铸造世家，容易请到六七位具有半个世纪铸铜经验的老技工；三是他们搞的铸铜件，批量少，品种多，大厂不屑干，小厂干不了，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于国于民于己都有利。果然不出所料，经过两年半的“扑腾”，一个仅以三千元起家的小作坊，现在成为拥有50万元资产的私营企业。

  8月8日下午3时，我与中央、省、市各新闻单位的同行，应邀来到装饰一新的兴华餐厅，参加具有两万名职工的国有大型企业抚顺钢厂，同仅有35名员工的私营企业抚顺市精工铸造厂进行横向联合的签字仪式。当郝荣安与抚顺钢厂厂长张宝琛签完协议书，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时，郝荣安脸涨得通红，兴奋地说：“这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刻！”张宝琛也显得十分激动微笑着频频点头。从此，这一大一小携起手，一公一私结良缘。抚顺市精工铸造集团也在全市人民瞩目中诞生了。

  抚顺县石文镇景家村，距离抚顺市区约为四五十公里，是一个偏远、闭塞、贫穷的小山村。村民们大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依靠“土里刨食”为生。1983年春天，年仅29岁的农家妇女杨敏，在村里开了一家服装店，为乡亲裁剪、缝制衣裤。缝纫机哒、哒、哒有节奏的声音，给这个平时恬静、安逸、落后的村庄，增添了一派勃勃生机。杨敏并没有就此止步，她三天两头往市里跑，找项目，筹资金，聘人才，使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她与其它单位联合办过服装厂；她以大米、猪肉等主副食品与朝鲜搞过易货贸易；她独资兴建炼油厂、木器厂。杨敏在跌跌撞撞中开阔了眼界，增长了才干，迈出的步子也越来越大了。她在自己的家乡毛公、景家一带，开采、加工质量上乘的铁矿石，载重五六十吨的汽车奔驰在乡间公路上……

  路，从这里起始；路，向远方延伸。那些雄心勃勃的先行者们，但愿你们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走向色彩缤纷的天地，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