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栗子沟出生的军旅作家姜安

姜安

  女，辽宁抚顺人，中共党员。197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1968年赴陕西省扶风县插队。1969年应征入伍。现任兰州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甘肃省作协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如今，她已是兰州军区政治部一级作家，兼任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省少数民族作家协会理事、甘肃省藏学研究会理事、全军艺术类高级职称评委员委员……等职务，然而她却认为：自己仍旧是一名初叩文学之门的文学爱好者；她已经是一名荣立过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三次、被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隆重嘉奖、表彰的兰州军区政治部“爱岗敬业”典型，然而她却认为：自己仍旧是一名初涉“人生”的实践者；她已经为中国读者奉献出了优秀的电视连续剧《八辨格桑花》、广播连续剧《远去的骑士》和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10部优秀长篇小说”之一的《走出硝烟的女神》、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献礼的优秀长篇报告文学《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然而她却认为：自己仍旧是一名手拿钢笔，老老实实向祖国、军队、全国人民书写一份“答卷”的学生。

  她认为，自己的事业刚刚起步。

  她让自己永远站在“梦”的起点上。一切，从脚下第一步做起……

  （一）

  姜安出生在辽宁省抚顺市栗子沟。

  那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沟。当时，燃烧在华夏大地的战火已经散去，她的父母奉命接管一所由日军建立、又被国民党利用的兵工厂。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人们以百倍的热情在“一穷二白”土地上建设着这个崭新的国家。她的父母，没有太多精力给孩子特殊的营养、特殊的童年启蒙教育。他们是军人，他们为这个政权流过血、付出过牺牲。她的父亲在长征途中4次负伤，其中头部的重伤令他毕生忍受着突然昏迷的痛苦，被评为甲等乙级残废军人；她的母亲，15岁就徒步奔向延安……她的父母一生都不曾把“个人利益”放在“人民解放事业”之前、之上。

这一对夫妇在承受战争摧残之时，也承受着丧女之痛。公元1946年当国、共二党在华夏大地展开“大决战”时，他们双双是开辟解放战争的战场。极度的寒冷，极度的饥饿，使他们的头胎女儿出生后刚刚会笑，就在随父母碾转于林海雪源途中因无药医治发烧而夭折了。松花江畔垒起一个小小的坟包，一个弱小躯体、连同她在生前用过、玩过的一切物品……都被永久地留在林海之中。时任辽南支队政委的父亲，眼中噙满泪水向小坟墓告别。第二天他便奉命参加“四保临江”战斗。此后，61个岁月从小坟包上划过……安睡在此的人也算是为红色政权献身的最年幼者。

  丧女之痛，使这一对夫妻把体内的全部“爱”给了后来出世的4个孩子。

  然而，享受着“供给制”的父母能给让孩子的只是让他们在“供给制”中长大。孩子们的童年都是在沈阳军区幼儿园、八一小学渡过的。由于经常不在父母身边生活，他们的第3个女儿就明显地养成了脆弱、敏感的性格。她不喜欢运动，不喜欢“扎堆”，只喜欢……安静、独处。

  不久，她的父亲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械部长，奉命赴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几个姐弟被留在国内的幼儿园、小学校里思念父亲。父亲带着长征中留下的重伤在朝鲜战场上又开始了超越生命节律、超越生存极限的工作……数年间，他都是在汽车、火车上睡觉、休息。他的健康被摧毁了，却全然不顾，直至疲惫到了双目看人时出现巅倒现象，却仍旧咬牙工作。偶尔，他回国办理公务，哪怕工作到深夜也要去幼儿园、小学校，看一眼睡熟悉的儿女。

  夜晚，她偶尔醒来，从门缝中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便一骨碌从床上爬出来，扑过去……紧紧抱住父亲，不让他走，哭得喘不过气来。父亲把一些糖果留给她，然后匆匆返回前线。糖果，被她小心地藏在自己使用的小木柜中，她想留着慢慢吃——慢慢地想父亲。谁知，半夜她听见几名同学踩着小凳攀上她的小木柜，偷吃糖果。她不出声，也不报告老师——这位长相极像父亲的女孩，继承了父亲的遗传：不尚空谈，埋头苦干，坚忍不拔地去做每一件事。

  从懂事起，她就毫不怀疑自己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她认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只有一种选择：小学——中学——大学；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共产）党——这是父兄为她安排好的道路！

  然而，她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的时间，并不是同龄人中的第一批。原因是：她性格的……安静、独处。她无法改变自己的性格，只是依旧安静着，独处着……身体孱弱的人，似乎更爱做梦。于是，她常常在安静的角落里做自己的“梦”，当别的同学聚在一堆玩耍时，她独自在安静之处培养自己的承受力、理解力、想象力、独创力……

  1961年秋季，她随父母来到西安。她的父亲已经从朝鲜返回祖国。当父亲最后一批撤离朝鲜时，国内的军队干部都已经被晋职、晋衔，而这位数年在朝鲜战场的汽车上、火车上的志愿军军械部长却没被晋职而是直接推入医院的病床上……他休养一段时间后，当严重的疾患稍有好转又被分配到位于西安的一所著名军事学院工作，直到离休一直保持1955年授衔时的职、衔，他一声不哼。

  姜安随全家西迁后，插入“西安市第一保育小学”读书。

  这所创建于延安时期的小学校给了姜安极深的印象。一年后，当她小学毕业时就把对这所学校的印象写入毕业作文《我爱母校》之中。“第一人称”的手法，把她的无限情感倾注在文字之中，老师、职工、同学们都感动不已。此文，被一家晚报刊载、并被收藏在“校史”。不久后，她的同学们纷纷效仿她的写作手法完成了升学考试的《我爱西安》作文，个个成为小学升中学的“赢”家。而她，却不愿重复自己——她做一切事情，都不愿重复自己、重复别人，这个秉性伴随了她终生。她在升学考试的关键时刻，竟然有意放弃“拿手”的写法而偏要尝试“第三人称”写作。她照样在当年全西安市的升学考试中获得第5名。

  她的文学之“梦”，由此拉开了帷幕……在中学，她开始大量阅读文学名著。她佩服书中的有趣故事、精巧的故事结构、精练和生动的语言表达、人物性格的描写与塑造……她的阅读几乎达到“如饥似渴”程度。“将来，我要当一名作家”——她把自己的“理想”写进了《我的理想》作文中。

  然而，“梦”却在公元1966年夏季中断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冲毁了中国的教育秩序。中学停课了，“革命军人”的家庭出身虽然使她成为“当然”的“红卫兵”，但是她更为“梦”的中断而深感失落。她被“革命暴风”推动着，贴大字报，大串联，上山下乡插队……1968年11月她奔赴陕西省扶风县建和乡西龙大队插队。下乡时，她除携带了一卷被褥、一只脸盆，没带一本书。她茫然不知是否还能做文学之“梦”？“梦”被抛在了脑后。

  广阔天地给了她最初的人生启蒙。她看到了此前不曾看见的社会现实，也学会了最起码的生存手段。然而，年迈的父母却不放心独在乡村的女儿，当部队内部招兵时他们毅然替女儿报了名。公元1969年冬季——在姜安插队一年之后，她拉一辆架子车把分配给自己的一年口粮送到公社粮站卖掉，换成粮票，然后回城填写了一张“入伍登记表”，便走入陆军某军的军部。成为野战军政治部宣传处的成为一名图书广播员。

  （二）

  姜安不敢把“梦”带入军营，却带着“想象力”、“创造力”进入了军营。

  入伍不久，她就从封存的书籍中挑选出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列为机关干部、战士的“阅读书目”。为此，她在寒风凛烈的晚饭后，用一辆架子车推着书籍来到机关办公室、直属分队活动室前，推荐给干部、战士们；每日，她例行完成播放“起床号”、“出操号”之后，又在课间休息时间播放一些中、外名曲，使绿色军营顿时飘出高雅之音；有时，她也去电影队帮忙。她站一旁只是听或看，就学会了放映技术、要领。傍晚，她随放映队下连队放电影时，就能单独站在放映机前操作了。

在本职工作之外，她不仅学会剪接影片、修理和保养广播、放映机械，而且放映质量绝不亚于同年入伍的正式放映员！她的脸色苍白，身体瘦弱，患有严重的“贫血症”，但她却不吝惜力气。清晨，她提前半小时起床播放“起床号”；晚上，播放完“熄灯号”后才睡下；那边，只要电影队人手不够她就随队外出放映。泥泞的土路，寒冷的大操场，装御10多件百十斤重的放映机器……她一咬牙，百十斤重的放映机就架在了机架上。她的手脚，常因野外作业而冻裂出血口子；她的军装纽扣，常被沉重的机器挂断、磨掉……她不叫苦，也不请病假，只是无声地完成每一件任务，而且保质，保量。

  然而，她在同年兵中却没被第一批吸收为中共党员。因为她并不经常出现在“忆苦思甜大会”、“斗私批修大会”的讲台上，她并不频频去帮厨、替干部们洗衣服；她并不在每个晚间坐在办公室内挑灯学习毛泽东著作……她固守自己的人生准则，安静、孤独处做自己的“梦”。业余时间，她只用来做一件事：拼命读书。夜间与周末，她把自己关在“播音室”内，拉紧窗帘，与外界隔绝……

  她的“梦”，在公元1971年有了“复苏”的希望。

  那一年，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一个新名词：工农兵大学生。军政治部给姜安留了一个名额。

  可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G”中的处境、遭遇令她记忆犹新。她怕失去现有的最佳阅读条件，于是拒绝了这个名额，并且大哭不止。军首长并不打算另换人选，执意地要送这位老红军的女儿去深造，以便给她创造一个好的“未来”。

  她无法拒绝，于是挑选“兰州大学中文系”作为学习专业。即将离开部队时，党组织批准她为中共党员。她当时正患头晕症，天地旋转，她被人搀扶着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兰州大学——这所具有70年建校史的名校，在被“砸烂”之后迎来第一批来自各条战线、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的学生。当一座现代化图书馆出现在眼前时，她的头晕病奇迹般地好了。接着，她如同饥渴已久的行者，扑入“书海”……入学半年后，她随老师、同学共赴玉门油矿实习。在潜心观察石油工人的生活、工作之后，她写出一篇报告文学《老矿新歌》。这篇报告文学以准确的人物刻划、优美的叙述语言，令石油工人、老师、同学们惊讶不已。《石油工人报》刊登了这篇作品，并收进报告文学集《老矿新歌》之中。

  她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在校期间，她开始写作小说、评论……她的名字，频频见诸于报纸、文学杂志。公元1974年夏季她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文学之“梦”也在头脑中膨胀……为此，安静、独处的女兵竟然出人意料地抖胆向参加毕业典礼的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提出：留在军区机关，从事宣传、文化工作。

  这个请求，被批准了。

  几天后，姜安走进一座结实得像城堡的灰色大楼，成为兰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一名文化干事。她相信：她的“梦”，将在这里展开……

  然而，她的第一篇稿子，被否定了。

  她有点焦躁。在尚未不了解作战部队的情况下，就动笔写军事题材作品。结果，可想而知。

  她有点沉不住气了，开始摩仿“成功者”……结果，更糟！因为暂时未能出作品，她时常被派去办学习班、编辑内部小册子、支农、帮助出差人员报帐……她已经到了婚嫁年龄，当她与大学同学相恋、相爱时，却没被父母、亲友们认可。两个年轻人在孤立中组建了小家庭。他们明白：生活的“重担”不可能指望他人帮助，只能依靠双肩！

  她极力想“证明”自己。一方面在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下，尽力打理家庭生活。只要有可能分到一间条件好些的宿舍，她就用瘦弱的肩膀扛起行李搬过去，亲自刷白乌黑的墙壁，亲自做饭，做菜，款待每一位登门的客人……另一方面，她仍在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盲目地、拼命地写作。为节省时间，她经常一次就做出几天的饭、菜，每一顿拨出一些放在火炉上加热……她听见单位领导考虑她的工作调动问题了，更是有些焦急。这个节骨眼上，她接受了为少年儿童出版社撰写青年故事丛书《邱少云》任务，于是急切地上路了。她脚穿一双解放鞋，走遍了英雄的家乡、生前部队……足迹遍及四川、重庆、湖北、河南、河北、北京、天津、甘肃等几十个城镇、乡村，搜集了大量资料。此后，她又倍尝写作之苦，几乎夜夜失眠……年终，当窗外响起新年的鞭炮声时，她完成了一部6万字青年英雄故事丛书《邱少云》（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3年1月出版）、一部23万字长篇纪实体小说《在烈火中》（甘肃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4月出版）。

  （三）

  命运，向她伸出不祥之手。

  医生用胃镜从她的胃部夹出一小块标本拿去化验后，十分肯定地告诉她：也许，你只能活半年。

  她懵了。

  半年？——就是说，一个雄心勃勃想证明自己的人，将在33岁时走到生命的终点？回头望一眼紧追不舍的“死神”之影，她在心中计算着——不是计算死亡的步步逼近，而是计算“生”的分分秒秒。猛然间，脑海中浮现出父亲从朝鲜战场被抬回祖国、抬进医院的影像。她不再恐怖了，只感觉时间太紧迫！

  手术前夕，她的丈夫从外地出差返回兰州，此时他对她的病情全然不知，因为她没让医院把实情通知他。他手拿一个小玩具，兴冲冲地探望妻子，崭钉载铁地对她说：“不手术！”她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于是把丈夫带到主治医生的家中，请医生说明一切。丈夫听着医生的述说，心灵承受不住碾压，刚离开医生的家门就像孩子般委屈地痛哭起来。此时她明白：为了亲人，她必须坚强起来！她静静地陪丈夫坐在医院的花坛里，用轻松、可信的语气告诉他：“死神，不一定能获胜。”那个夜晚，初春的寒风吹动着花坛中发软的柳枝，他们却谁也没觉出寒冷。整座城市都入睡了，他们仍静静地坐在花坛中，交谈……久久地，从对方的心灵中体验人世间的忠贞、圣洁、坚强、善良。

  当心境完全宁静之后，姜安向医院请一小时“假”步行送丈夫回家。安顿好一切即将返回医院准备第二天手术时，她这样向丈夫道别：“睡个好觉。明天，一同跟病魔作战。”

  第二天，丈夫果然含着微笑来到病房。从此，他们信心百倍地与“死亡”较量……说来也怪，生性安静、爱哭的她，竟从“病情诊断”到被推进手术室……不曾流过一滴眼泪！不曾为自己的病而失眠一个夜晚！

  她久久地躺在病床上，每日只能从窗口感受阳光、星辰。一天，她试探着下床，走出病房……啊！阳光多明媚！它照在人们身上泛起一股呛人的暖洋洋的气味。树木，发芽了；花坛小径的砖缝间，钻出几株小草的嫩芽；一些年轻的护士已经换上了单衣。春天，并不因为某个生命蒙难而姗姗来迟！然而从前，她却从未注意过植物在一瞬间的突变，从未注意过树叶儿是怎么一天一天地扩大，成熟。此刻，她专注地看它们，为了一片树叶儿变绿、一根草芽顶出冻土，而感动不已。顽强地渴望生长的本能，鼓舞着一切生命。她责问自己：从前，我是多么侈奢地浪费了时光？

  现在，她终于有充裕时间思索人生。当与“死神”并排躺在床上时，她明白：这一刻，每个人都必须卸掉假面具，打开灵魂的一隅……如同沙士比亚所说“平心静气地拔除我们内心的莠草”。

  她又一次责问灵魂：你珍爱过生命吗？你为自己留下必须的休息时间吗？你是否很在意他人的“印象”而尽力改变自己？你是否为自己订立了不切实际的目标、并在从众心理、功利主义的驱动下做了“力所不及”、超负荷的劳作？在追“梦”时，你是否在尚未做好必要的“知识准备”和“生活积累”前提下，仓促上阵？……一个温暖的春夜，她面对窗外的满天星辰突发奇想：或许，命运不愿让自己按照从前的方式、节律生活下去，才以独特的方式“适时”地扰乱、摧毁、并重组你的生活？厄运，其实是人类的一位智慧的“朋友”，它教会人们深思，它触动你，碰撞你，把你从惯性生活之中唤醒——当然，它的方式太残暴！但是，它能提醒你挖掘灵魂中不曾看见的东西，惊讶地发现另一个自己！既然如此，今后我应依照生命的“提示”，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环境、认识事业，与昨天的弱点、不幸……永远告别！

  半年过去了……她仍旧微笑着，站在医生和亲人们面前。她发现，一个人的力量往往比自己认为的更强大！

  新年的日历，一页一页地被翻过去……当人们问起她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时，她只是一笑：“我感谢‘厄运’赐予我一次及时‘盘点’自我的机会。真的！我宽解了向我扑来的‘厄运’。尽管有人怀疑我的病情是误诊，但是我永远宽解了‘命运’，永不抱怨它。”

  （四）

  她开始“重组”人生。

  调整心态、精神状态、生活状态……这是首先要做的。生活上，她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做到按时饮食、起居，合理安排膳食。此外，每个清晨，她必定要拿出一段时间锻炼身体——不论烈日当空，还是风雪弥漫。在事业上，她不再“急于求成”、“追求完美”、“极力证明自己”……她让自己：重新站到“梦”的起点上。

  尚在痛苦的化疗期间，她就开始梳理自己的文学观念了。她重温文学大师们早已告诫的“文学是美学”、“文学是创造”的原则。文学所要求的“美”，当然包括“悲剧”美。然而不论是正剧、悲剧、喜剧，都应该给读者、观众、听众以美的冲击、美的感染、美的感受、美的启迪——这是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所在。这个原则，注定了文学写作与“商品”无缘，也注定了作家的文学生涯是寂寞的、艰辛的。为此，每位作家必须一点一滴、老老实实地做好两个准备：知识积累、生活积累。

  于是，她忍受着化疗的极度痛苦，开始着手做“两个准备”。当体力尚未达到长久站立之时，她给自己买了一只折叠小铁凳，随身携带它走进省图书馆、市图书馆……寻找每一本必须阅读的图书。而后，她坐在小凳子上认真阅读起来。有时，她走进新华书店，在书“海”中寻找……当两腿发软时，她就在角落坐下来，喘气，阅读。虚弱，使她大汗淋漓，她仍旧寻找，阅读。

  化疗，留在体内的残液像毒蛇一样遍布全身。她的每一根细小的血管都像失去生命力似的开始变黑、发脆，碰一下都可能流出鲜血。她头昏得开地旋转，药物反映使她彻夜难眠，食欲也降到了最低点，不但一般食物难以吞咽，就连听见“输液”二字也会条件反射地哇哇呕吐……然而，她的床头、床上几乎堆满了书籍，占去了摆药、放水杯的位置。她阅读的书籍有些看似离“文学”较远，诸如生态环境、民族历史、宗教、音乐、绘画……可是这些知识对于作家了解生活、理解生活、解读人性、人格形成，十分有益。大病初愈，身体急需补养，可是她的每月53元工资除购买必须的药品、食品之外，几乎全买了书，订了杂志。

  深秋，她又一次住进医院，进行下一次化疗。她的食欲极差，却强迫自己吃东西。吃下的东西，马上又吐出来，她再次吃下去……这个时刻，她在心中反复默诵匈牙利音乐大师——裴多芬的一句名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向它屈服”！

  她没有屈服。她不但咬着牙，坚持做完医生规定的6次化疗，而且为了保险自己加做了一次化疗。“死亡”让步了，生命的“复苏”为给她的“人生经验”平添了“生命意识”、“苦难意识”。

  她的阅读，不再是“学生式”的。

  她读懂了罗丹说的“生活中不缺乏美，而是缺少发现”。她懂得了，一个人只有对各类事物做出比较，才可能“发现”；一个人，只有对各类文化做出“对照”，才可能“发现”。她明白对“知识”的理解应该是“广意”的——它包括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书本知识、前人、他人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需要学习；生活经验、群众创造的实践经验与技能，也需要学习。知识常学常新，才能“垫高”创作起点，增强概括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垫高作家的文化“底蕴”，提升作家的“认知”水平，使自己在观察生活时拥有新的“眼光”、新的“发现”。

  她的采访，也不再是“学生式”的。

  她的体力刚恢复，就开始“深入生活”的艰苦体验。多年来，她跋涉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之上，足迹遍及陕、甘、宁、青、新疆、西藏等地。她花费巨大心血，潜心观察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努力了解、学习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文明、文化……其艰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她下边防站，走帐圈，奔赴氧气稀薄的西藏、以及果洛、玉树草原，去人迹罕至的黄河源头……她常常是一边吃药、输液，一边与驻守官兵、各族群众交谈。为了深入到“最底层”去接触群众，她住进陕北窑洞，睡老乡的土炕；钻进藏族、蒙古族同胞的毡房，与各族群众交谈……

  1993年初夏，姜安得知一批旅居国外的藏族同胞在祖国“改革开放”政策感召下，纷纷回归祖国的事实后，很想以此写出一部电视剧连续剧，向世人展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于是她背起行装，先采访了甘肃、青海等藏区，又准备奔赴西藏采访。行前，医生善意地提醒她：“你的身体状况，不适宜去西藏。”她却执意要去。医生无奈，只好劝道：“如果一定要去，也只能呆在拉萨，并且一周之内不能工作，这样才能躲过高山反映——这是许多人用生命换来的经验！”

  她坐上火车，向世界屋脊出发了。一路上，雪山、冰峰吸引着她；高寒、缺氧也考验着她。抵达拉萨的当天，她就抓紧时间采访，急切地了解民情、民俗，竟把医生的忠告忘在了脑后。她在赴西藏军区联络部采访归国藏胞的情况时，途中突遇暴雨，躲避不及，全身衣服从里到外被淋个透湿。2天后，她又奔赴日喀则采访……本来，她体内的白血球指数就很低，加之严重缺氧、匆匆赶路，抵达日喀则当天就出现急性高原反应症状，肺叶下部开始水肿，被紧急送往解放军第八医院急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高原的太阳透过玻璃窗，把强烈的光线照射在姜安的苍白脸上。她从昏迷中睁开眼后，就向医生提出一个请求：出院。她的理由似乎不容商量：按计划，我应在这几天赶往西藏山南地区采访归国藏胞，若是错过时间，可能无法弥补。

  医生的答复是：“你必须进行恢复性治疗，才能继续工作。否则，可能留下终身疾病。”

  她却毅然办理了出院手续。几天后，她又行走在西藏山南的土地上……她去当地人民政府了解情况，又步入归国藏胞的家中与他们促膝交谈，了解到许多国外藏胞的生活状况、思乡之情。返回兰州后，她含泪写出了一部反映旅居国外的藏胞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的电视连续剧《八瓣格桑花》。这部电视连续剧，以其独特的题材、浓郁的民族风韵、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央电视台黄金强档播出多次，并以汉语、藏语、英语在国内、外播出，受到好评，获得全国电视“骏马奖”。

  姜安明白，“文学，是人学”。于是在采访中，她力戒“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采访方式。她不仅注重了解容易被看见的民情、风俗、事件，更注重观察“人”。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时，她最注重了解人、人性、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人格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她认为，这样了解到的“人”才是立体的、丰满的、变化的、有血有肉的。在采访中，她总结出一条经验：要想了解“人”，就必须先与采访对象建立友谊。这样，采访对象才愿意对你说“真”话。采访中，她常遇见这样的情况：一些农村、边远地区的群众向她提出“照一张像留念”或询问“优抚政策”等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凡遇这种情况，她都想尽办法帮助他们。拍照之后，她及时将照片寄给他们，取信于群众；返回驻地后，她立刻去当地政府查寻有关文件，满足他们的要求。她去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时，更是注意掌握当地的民族风俗，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惯，绝不因为自己的一个举止、一句话语而伤害民族感情。

  中国的大西北是贫脊的、艰苦的。跋涉在此，不可能享受到大都市的丰富物质生活。然而，姜安却认为：这块土地埋藏着中华民族沉甸甸的历史，埋藏着无尽的创作素材。因此，她把这片土地视为“精神家园”。在这片土地上，她与各族群众交朋友，她在许多民族中都有知心朋友，去民族聚居区采访时总是能够迅速找到翻译，顺利达到与群众交流、沟通。由于长期在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上奔波，她的心脏、大脑至今因为缺氧而导致“供血不足”，医学上认为“无法治愈”。她知道这些疾患将伴随终生，却说：“我不后悔。我在这片土地上虽然付出了许多，但是这片土地也给了我最丰厚的回报与补偿。它让我体验到了坐在现代化都市中绝对体验不到的神奇、博大、纷繁……同时，它也为我开辟了独特的题材领域。”

  她是怀着感念，热爱这片土地的。

  （五）

  姜安的写作很苦。

  她不再随意写作。既不把写作当成“码字”游戏，也不想以“注水书”赚钱。她要求自己：写每一篇文学作品——不论长短、不论何种主题——都力求具有“美学价值”和“独创性”。

  然而，她所固守的文学观念却在20世纪后期遭遇了严峻挑战。改革开放后，特别是新世纪到来之时，中国的文学界出现了表现丑、恶、变态的倾向，追求“猎奇”、“猎艳”、“逐臭扬恶”……等倾向。

  姜安认为，丑的、恶的、假的东西当然可以写。但是，文学作品描写“丑”与“恶”是为了衬托“美”的崇高、“美”的可贵。一部作品如果不具备美学价值，它也就失去了文学意义。这样的作品也许会在某个时期、某些人群中引起一些“轰动”、拥有一批读者，但它却难以作为“艺术品”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文学作品的题材也是广泛的、多样的，但是姜安却更愿选择那些真的、善的、美的题材去写。她明白，文学写作是“创造性”劳动，这种劳动要求写作者在主题、情节、人物、叙述方式、语言等各方面，都是“独有的”——即“独一份”。若是一种“风潮”出现就去追，一种手法亮相就去摹仿，那么这种“写作”就与“创造”相去甚远了。“追”的写作方式即使再精彩，也只能被称作“二流货”。与其仿造精制的“二手货”，不如创造“独一份”的艺术品。

  20世纪90年代初期，姜安拖着病体奔赴青藏高原采访一支骑兵部队。这支骑兵师，在革命战争年代立过赫赫战功。可是当姜安去采访时，部队几经缩编只剩下一个骑兵连的建制了。呈现在她面前的，是几十排空空荡荡的马厩。骑兵们不断地向她讲述这个兵种的独特付出：职业病，喂马，遛马，医治马病，夜间值马勤……等等的艰难、辛苦。

  当时，姜安完全可以写出一部关于骑兵无私奉献的作品。可是她想：如此“记录”生活、重复他人在报刊、杂志上表达过的主题，其结果只能为同类题材复加一个事例而已。于是，采访之后她并不急于动笔，而是再一次广泛阅读国内、外有关骑兵的历史、现状的资料，并且奔赴山丹军马场体验“骑兵发展史”。通过广泛阅读与再度体验，一个事实令她震惊：曾经为人类历史创造过无比辉煌的骑兵兵种，随着时代的变迁已经不再是战争的“主角”了；军马那高贵、俊美的身姿，不再出现在征战的杀场，而只是作为人类的“记忆”伫立在新世纪的天幕之下。这个事实，会在骑兵的内心掀起怎样的波澜呢？她通过一番再采访、再思索、再感悟，那些采访素材一下被“激话”了，她找到了与同类题材不同的“切入点”、感情“激发点”，终于写出10万字的中篇小说《远去的骑士》，表达出骑兵兵种虽然作为一个兵种即将消失，但是这个兵种曾为人类创造出的“骑士”形象，却永不褪色；这个兵种所赋于士兵们的精神品格，永不泯灭；这个兵种所传达给人类的美感与启迪，永不消逝。

  一部文学作品，当它传达出独特的“感悟”与“发现”时就有可能获得成功。中篇小说《远去的骑士》一经发表，立即被多个报、刊连载。由小说改编的同名广播剧连续剧，也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数家省级电台播出。军事科学院科研人员认为，这部作品是“近年来，最重大的军事文学题材之一，它涉及到一个兵种消失的课题。”这次写作后，姜安感慨道：假如当初自己仅仅从“无私奉献”角度去写骑兵，那么宝贵的素材也许会“淹没”在同类题材之中，难以引起巨大反响。

  追“梦”的姜安，并不主张摒弃名利。她认为，“荣誉”是激励人的动力之一，但它不该由个人考虑，只能由社会公众来评价。所以，姜安丝毫不怀有“投机取巧”之念，而是老老实实地遵循文学原则写作，扎扎实实地提高自己的“感悟”、“发现”、“表达”能力。

  1996年初，当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向各大军区组织一批长篇小说时，姜安上报了一个选题：长篇小说《走出硝烟的女神》。当时，她已经掌握了大量写作素材，并且已对中国女性进行多年观察、心中存活了许多中国女性的形象。可是，她并不急于动笔。她认为，如果只作为“战斗故事”将这些素材公诸于众，将会失去应有的价值。她认为，当代作家描写战争，不能再去复述战争过程——那样的描绘即使再精彩，也不会超过20世纪50代出版的《林海雪源》等一批书。她认为，当代人描写战争必须用当代人的“眼光”与“思考”去与读者交流。于是，她对素材、以及心中构思出的众多“人物”进行了一次重新整合，力图挖掘出素材、人物可能提供的“美学价值”。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她对中国妇女奋斗史重新审视了一番。审视中，她对原有素材、人物有了新的了解、认识。她发现：一种“新道德”的诞生，远比一个新制度、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更为艰难。她从这个“角度”切入，把构思出的“人物”放在“最严酷”的自然环境、战争环境、生理条件下……去写。着重写“人”，写“人性”的优点与弱点。终于，她描写出一组为自身解放、民族解放而或自觉、或被动地走入革命战争的中国女性。写出她们在与自然环境、敌手、生理困境、心理困境、自身弱点……的殊死搏斗中，不仅为新中国生育出“同龄人”，而且人格得以升华。

  她在动笔写作《走出硝烟的女神》之时，正是中国文坛新潮层出、作家们纷纷“下海”之时。当时，姜安已在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获得了2项社会科学奖。许多报刊、杂志前来约稿，一些出版社也被神奇的宗教文化吸引愿以高额稿酬约她写畅销书。可是她为了集中精力写好这部军事小说，宁愿放弃唾手可得的名利，甘愿在“寂寞”与“平静”中专心描述中国女军人的心路历程。

  正式动笔后，她不再有双休日、节假日，又谢绝了许多聚会、应酬。1000多个日日夜夜，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她都是怀着对人类美德的赞颂、对母爱的崇拜，坐在一架小型电脑打字机前与心中的“人物”对话。她的心，随着“她们”的命运悲恸、欣喜、起伏……甚至为了自己给“她们”编织的“不幸”而失声痛哭。一天，她觉得心灵再也承受不住重压，就跑到公园里，放声痛哭……路过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询问可否接受帮助？她不好意思地忍住哭泣，说声“谢谢”逃出公园，重新坐回电脑打字机前……她写得太“投入”了，初稿完成后她的血色素已经降到6克，她却全然不觉。医生手拿她的化验血液，在她面前摇晃：“你看你的血！啥颜色？别人的血抽出来是黑紫色，你的却是桔黄色。你必须院输血、治疗。”

  她没时间住院、输血。出版社又来电话催促：一定要赶在1998年底拿出修改稿，以便向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献礼！她又坐在电脑打字机前，对作品做一次大规模修改。这部小说，从构思到修改完成的手稿累计起来，字数竟达150万之多！

  公元1999年10月1日，当新中国迎来50岁诞辰时，中国的各新闻媒体发布了一个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暑、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6部门评出“向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50个重点项目”、“向新中国成立50周年献礼10部优秀长篇小说”，姜安的长篇小说《走出硝烟的女神》，被列在名单中。

  这部长篇小说，写作时完全未考虑“获奖”与否、获得何种荣誉，却因为写出了独特的诞生、死亡、母爱、亲情、人性、人格……而具有强烈的震撼力。作品一问世，立即引起广泛关注。众多媒体、以及全国、全军著名评论家认为“作品大气，别致，视角独特，人物形象个个到位”。该作品，被改编为电影、长篇评书、长篇小说连播等多种文艺形式，并获得包括“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在内的众多奖项。1999年9月，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隆重表彰、嘉奖10位作家，姜安也在其中。

  鲜花、奖状、掌声……向她涌来。她的心情平静如水，她安静地站领奖台上，默默接过鲜花。会后，她把鲜花与自己的获奖长篇小说一起捧到革命烈士陵园，献在父亲的骨灰前，以告慰父亲——感谢他给了她生命、同时也给了她维持生命的坚强、坚韧的品格。

  （六）

  公元2000年底，曾经遭遇了磨难却勤奋思索、勤奋写作的女作家——姜安被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荣誉，接二连三向她走来……公元2000年5月，姜安当选为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公元2002年、公元2006年她分别出席了全国第六届和第七届“作家代表大会”。公元2000年5月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新闻媒体的话筒、照相机、摄像机镜头，频频对准她。她却说：“……假如我不曾遭遇苦难、不曾感悟生活的‘可爱’的话，我也许至今仍然会在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律下度日，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寄托在未来漫长的‘生活之河’中；假如我不曾遭遇死亡、不曾感受‘生’的宝贵的话，我也许至今仍然会按部就班地写作，把‘出好作品’的追求拖延到自认为一个按一个、不可胜数的‘明天’。”

  她说这话时，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此时，无人猜得出她在想什么？其实，她在计算着时间——她自知“生命”有限，自知不具有像别人那样的“时间优势”。她没时间、精力去羡慕他人的职务升迁，她没时间与别人攀比待遇，她不能丝毫分散自己的精力、注意力。她开始以生命“倒计时”的计算法，安排每一天、每一刻……医生不允许她在夜间工作，她就抓紧白天的一分一秒。走路，永远是一路小跑；写作，永远是全身心“投入”，“投入”到了连上厕所、喝水都常被耽误。为了不让每分钟轻易流失，她在晚间看电视时手中仍不停摘菜，洗衣服……她明白，自己的“竞争优势”只在“质量”、“效率”上。

    于是，她的生活变得极其简单。“事业心”极强的一对夫妇差不多是以“学生姿态”重新安排家庭生活的。家中，没有一样多余的生活用品——这能为她省去一些清扫、擦洗的时间；她很少打扮自己，保持“素面朝天”——这使她从镜子前抢回不少时间；她的衣服鞋帽大多使用军队下发的，夏季酷热难耐时她从衣箱里拽出一条裙子就能渡过一个夏天——这让她又省去了购衣、购鞋的时间和心思；她很少逛街、逛商场，缺什么就直奔商店柜台买什么——这又为她赢得了挑选、对比的麻烦；她把生活的舒适度，摆在“平民化”的水准上——这更为她省去因为“攀比”而产生的烦恼……这对夫妻，只想把时间留给“事业”。

  作为一位文艺工作者，姜安也像其他人一样企望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但她明白：机遇，是“出好作品”的一个因素、却非“决定因素”。一位作家与其报怨环境，抱怨命运，不如努力改变环境；与其坐等机遇，不如做好必要“准备”，迎接机遇。今天的作家，既要对读者需求的丰富性、复杂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更要坚守职业道德，承受寂寞，承受艰辛，抵御诱惑，淡泊名利。这样的作家，才有可能为人民大众写出高标准、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因此，她时时提醒自己：不要急躁，耐得住寂寞！不要因为别人出成绩而着急上火；也不因自己暂时没出成绩、暂时不被关注而心理失衡。咬定青山！以独特的思考、独特的生活层面、独特的表达方式，不懈地“耕耘”……必定会收获厚重而丰硕的果实。一切劳动，都逃脱不掉一个定律：付出与获得，永远成正比！

  公元2000年春季，当她访问美国返回祖国之后，就开始下一部长篇作品的构思。这个选题，并非时尚、有“卖点”的热门话题，而是《37孔窑洞与红色中国》。她把目光，聚焦在曾经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提供住所的陕北37孔窑洞。

  她放下行装，向37孔窑洞走去……

  她明白，时下写这类题材须有接受被指认为“观念陈旧”的心理承受力。21世纪之初人们似乎容易认同“传统”与“土”、“旧”的联系，偶然出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点点对于金色的麦田、桃花盛开的村庄、祖父的老宅、故乡的母语所产生的眷恋之情，也会被“土”与“旧”的指认剥夺了。姜安却固执地推开案头堆积着的足以让她少费心血、多收回报的约稿信，宁愿把自己尚存的激情、尚未泯灭的感动投向陕北高原。

  她的步履轻松而坚定。她为了弄清第一手材料，竟然连续5年、6次奔赴陕北高原，沿着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前委”转战陕北的行军路线，一段一段地走，一个旧址、一孔窑洞地采访。她经常是全天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在凸凹不平的土路上巅簸。遇到车辆无法通行时，便步行翻山。一次，当她采访陕北佳县“梁家岔村革命旧址”时，天不亮她就乘坐佳县武装部的吉普车出发了。一路上，除了一段乡村土路外，剩下的全是仅能通过一辆架子车的小路，抵达梁家岔村时己是下午。迎面，横着一架陡峭的土山，向导对她说：“看！梁家岔革命旧址，就在山顶上！”她仰望陡坡，心中一颤：那是她的体力难以爬上去的高山！连日来，她在陕北跑了几十个“点”，身体十分疲惫，几乎连迈步的力气都没有了。可是想到：自己巅簸了7、8个小时，为的就是实地访问这个旧址。她一咬牙，上！于是在司机、向导的连拉带拖下，气喘嘘嘘地上了山。走进老乡的窑洞时，她眼前一片昏黑，很久才缓过气来。然而，正是那天她从房东口中知道了一些史料中不曾记载的素材，为她的写作充实了重要内容。而她由于连续翻越高山、陡坡，她的脚趾因为淤血而导致指甲脱落。

  采访中，她也有过教训。她在采访“佳县刘家坪村革命旧址”时，因为那个村庄距离县城很远，全是土路，所以佳县武装部的干部考虑她连日跑了佳县的10多个“点”太疲劳，再三劝她没必要再跑那一个“点”。此刻他们在县城又打听到一位“知情者”，据他提供：“刘家坪革命旧址，早没人了。”听后，姜安放弃了对那个点的采访。返回兰州后，她坐在电脑前却总觉得心中缺了什么，认为放弃对刘家坪村的采访太轻率。第二年，当她赴陕西某部代职时，又利用“十一”长假再赴陕北。这回，她选择从吴堡县方向进入刘家坪村。当她历尽艰辛，步入佳县刘家坪村“毛泽东旧居”时，她被惊呆了：毛泽东的房东，不是“早没人了”，而是“人丁兴旺”！她庆幸这次补充采访，心想：如果自己不是实地踏访而只是听信道听途说，那么自己至今弄不清这户人家的真实情况，或许会在作品中误导读者。

  就这样，5年中姜安跑遍了延安、榆林地区的10个县40多个旧址。她住窑洞，睡土炕，与窑洞主人促膝交谈……如同复归大地的“还乡者”，她用笔插入心灵最健忘的一隅，让它苏醒。37孔窑洞主人、及其后代发自肺俯的自豪、欢笑、叹息、啜泣、欲言又止的话语……像一把把锉刀，锉磨着她的心。她的心脏，在陕北大地上经受了承受力极限的考验。窑洞主人对苦难的忍耐力，使她震惊。她触摸到了在“生活底线”求生、并寻求与命运和解的人们的思路与感情。有几次，她觉得心脏差一点就承受不住隐痛与压力，就躲到僻静处放声痛哭……即使这样，灵与肉也难达到和解。

  她把5年多的采访历程，写进书的“后记”中：“我走遍了触动我心灵的37孔窑洞。从此，心灵的土地将飘扬一面新的认知与艺术之旗。从此，我的生命经验中将平添一些崭新的经验。我不再是从前的自己。”

  5年中，姜安在陕北所踏访的“革命旧址”比当地党史研究部门、革命纪念馆的同志还要多，这些为她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三十七孔窑洞与红色中国》准备了充足的素材。

  此后，她又经历2年的心灵搏斗——关闭斗室，沉浸在对37孔窑洞的追思之中，“行走”在堆积案头的采访素材、历史资料、典籍、文献中，头脑中无数次地“复印”5年来她所接近的37孔窑洞。在电脑前，她渡过了酷暑、寒秋、严冬、初春的600多个日日夜夜，没有节、假日，没有应酬，情感又一次经历了被苦难与尊严的浸泡，那些被泪水浸泡的40万文字敲进键盘之中……终于，有了偿还感情“债务”后的轻松。

  推开斗室的窗子，嚯！她居住的这座城市正是万家灯火。一条穿城而过的黄河披着兰州市民打造出的璀璨霓虹，流向东方……这个夜晚，姜安的心却隐隐不安。她希望，自己热爱的土地与人民，能理解她这次灵魂颤动的写作。

  公元2006年初，姜安的长篇报告文学《37孔窑洞与红色中国》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同年4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总政宣传部艺术局、解放军出版社联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召开“姜安长篇报告文学《37孔窑洞与红色中国》研讨会”。来自全国、全军30多位著名评论家给予这部作品高度评价，认为摆在面前的是一部庄重的、激动人心、感动中国的书。他们认为这部作品正是他们所期待的，一致赞赏作者以感动者、思想者的姿态贴近37孔窑洞，眼光穿透历史和现实，创新的文本超越了内容，展示了前所未有、别开生面哲学、激情、思索。评论家们感谢女作家姜安，在中国革命史上找到了37孔窑洞，找到了非常独特的创作切入“点”。

  如果说，文学创作是“作家灵与肉的文字再现”的话，那么姜安认为：澹泊名利、勤奋而“投入”的创作心态——是出“好作品”的先决条件。她让自己保持平静的心态。谁知，夫妻双双在平静的心态中获得了成功。她的丈夫，成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他制作的电视节目频频出现在中国数亿观众面前，并频频获大奖。姜安本人，也被兰州军区政治部树为“爱岗敬业”典型。多年来，体弱的姜安共出版14部著作；创作5集广播连续剧《远去的骑士》和6集电视连续剧《八瓣格桑花》；撰写电视文化片《从帐圈走来》（上、下集）、《尼姑生涯》（上、下集）等12 部40集；在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纪实文学、小说、散文、学术论文等200余篇。其中，纪实文学《两位父亲》、文化专著《弥漫在雪域的藏传佛教》、电视文化片《从帐圈走来》等，被介绍、输出英、美、日等70余个国家（地区）。她的多部作品被再版，搬上银幕、荧屏，或是改编为长篇评书、长篇小说连续广播。她的3部著作被美国耶鲁大学收藏。共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骏马奖”（2次）、中国图书奖、全军“新作品一等奖”（2次）、解放军图书奖（特别奖）等14项全国、全军奖，并获2项社会科学奖。

  2006年初夏，姜安利用休假时间走向垒在松花江畔的小坟包……60年的时光，已将小坟包夷为平地。然而，姜安却依照头脑中的“想象”久久站在松花江畔，默哀。她把自己的著作、全家照片、4块蛋糕、一条她最喜爱的丝巾（她认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小坟堆里的人也一定喜欢）焚化了……她以此，向不曾谋面、却永远安睡在此的“姐姐”祭祀——她的牺牲，铺平了包括她的弟妹们在内的许多同龄人的“梦想”之路。

  如今，姜安的头发已经花白。追“梦”中，她感受到了艰辛、寂寞，也感受了收获的快乐、尤其是收获精心“创造”之果的无比快乐！然而，姜安却深知“世界之大，天地之阔，大自然变幻之奇，世间人物风情之异，未识领域之广，人才之多……”。所以，她并不“自我感觉良好”，并不沾沾自喜。她的肩头，永远感觉有压力……她让自己，永远站在“梦”的起点上。

  现在，姜安站在“梦”的起点上，又开始另一部作品的构思，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