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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老档:记录屈辱的觉书

2012-10-22 00:00 抚顺新闻网 高 群 1340
1918年1月10日日本抚顺警务支署签署的《觉书》觉书,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给对方的一种非正式文书,在各种机构中广泛应用,大多包含一些约束性条款,中文可译为“备忘录”。就是这类文书,印证了贫穷落后、饱受欺凌的旧中国受到的许多屈辱。1915年...


  觉书,是日本在外交方面提交给对方的一种非正式文书,在各种机构中广泛应用,大多包含一些约束性条款,中文可译为“备忘录”。就是这类文书,印证了贫穷落后、饱受欺凌的旧中国受到的许多屈辱。1915年中华民国袁世凯主政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抛出的旨在灭我中华的《二十一条》,最初就是以日本驻中国公使日置益签署的《觉书》形式出现的。

  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使日寇得寸进尺、日益嚣张。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觉书》,向国民政府提出取消国民党在河北省及平津党部、撤退驻河北省军队等一系列无理要求,最终由梅津美治郎的这份《觉书》和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的答复函达成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

  在抚顺市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奉天交涉署电令速将扣留日警情形电覆”中,有这样一份《觉书》,记录了1918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阴影笼罩下的民国抚顺所蒙受的屈辱。

  此份《觉书》的签署人是日本奉天警务署抚顺警务支署长上床佐一郎,他向民国抚顺县公署提出四项条件:一、限制地方处分;

  二、知事暨警察所长到抚顺警务支署出面致歉,以表敬意;

  三、暴行者刘队官以下受免职以上处罚,并对李行政股员惩戒,饬该管警士一体严戒;

  四、知事暨警察所长承认此类事件日后不再发生。

  从《觉书》内容上看,日本警务支署长是在斥责中方“不法”,要求中方处罚相关责任者。但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强权压迫中国官府,是丑陋的无赖伎俩。下面根据档案,还原发生在1918年1月7日中日警察冲突事件的经过。

  7日15时35分,抚顺县公署接到奉天交涉署的电报,在电文中,作为奉天省主管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交涉署,据日本驻奉天总领馆称抚顺县有扣留日本警察的情况,要求抚顺县公署立即放回日本警察,以免酿成重大外交事件,并将详细情况回复交涉署。抚顺县公署郭知事在电报上批示:请县警察所长立即回复。

  7日晚,抚顺县警察事务所所长萧国庆将中日警察冲突事件的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给抚顺县郭知事。报告的基本内容是:7日上午十点钟,百姓张纯来抚顺警察所报案,称她的姐姐被人拐骗至抚顺千金寨日本租界为娼,请警察尽快将她的姐姐解救出来。抚顺警察所当即派出警员,先到租界日本警署派出所登记挂号,然后到千金寨日本租界的大吉馆,拟将张纯的姐姐带回警察所询问。

  其间,一名日本警署暗探、华人鲍晓峰出面阻拦,故意向抚顺警方发难,双方产生口角,抚顺警方遂将鲍晓峰带至抚顺警察所详细询问情况,并没有扣留他。日本驻抚守备队知悉此事后,在没有了解详情的情况下派数人来抚顺警察所质问。抚顺警察所长婉言开导并拿出相关证据,日本守备队员随即退出,并表示惭愧。之后,抚顺警察所长又到日本警务支署进行交涉,一切都以和平解决,并没有什么其它说法。

  据史料记载,上世纪初叶抚顺千金寨因煤而盛,是东北四大产业中心之一,带动商业繁荣,作为封建社会“毒瘤”的妓院也云集于繁华街巷,其中不少日本人当老板,委托中国人经营起实为妓院的“料理店”。在妓女中,有艰难生活所迫,有被恶势力所逼,也有不少是被拐骗卖给妓院的。抚顺县警察所接到报案后,履行程序先到日本租界地警署派出所登记,再传案件当事人,是合情合法的的公务行为。

  8日,抚顺县公署将抚顺警方报告的情况以快邮代电方式报奉天交涉署。

  10日,日本抚顺警务支署长上床佐一郎给抚顺县郭知事去函(日文),档案中有一个翻译件,大致内容是:本月七日,中国警察所游击队警官刘玉才率兵士七人,未经本署许可,擅自进入租界地内的千金寨日人西田庄三郎所开的大吉馆料理店,滥用职权,强行带走妓女翠凤,本署巡查中野是一及巡捕鲍晓峰出面阻止,遭到他们殴打,并将鲍巡捕带至中国警察所。

  之后,本署出动警员和守备队员,事情才平息。经查,此次中国兵士越权暴乱,行为侮辱日本官宪,实属关系国权的重大事件,决非小视,也轻难了结。本署业经详报上级,须防止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要严厉追究责任者。本署在听候上级的指示,过几日即开始交涉,特此告知你们。

  14日,抚顺县知事根据此前日本警务支署签署的《觉书》及到日本警务支署进行协商的结果,草拟了一份回复日本警务支署长上床佐一郎的信件,大致内容为:

  对于贵支署上次来函说明的情况,本知事专门赴省汇报,返抚后即于十四日午后亲自到贵支署沟通洽谈,双方已商议妥协,均表示愿意解决此事,现将认可的条件以信函方式送贵支署,烦请查照并回复,多有麻烦,敬请见谅。在信后附条款四项:

  一、此案双方允认由地方解决。

  二、县知事暨警察所长亲到日警署接洽,以敦友谊。

  三、自队长以下兵士七人,皆应受免职处分,李股员依法惩戒。

  四、以上条件,县知事暨警察所长保证日后不再发生,如果以后要越界捕人,两国官署均应先行正式知照,以免彼此误会。

  从这四项条款看,中方完全接受了日本警察支署《觉书》中所提交的四个条件。

  14日,抚顺县郭知事又草拟了一封致抚顺县警察所长的信。原文大意是:自从日本人来到抚顺以后,交涉方面的事情越来越多。抚顺煤炭开采日渐扩大,矿工和游民已达数万,实在是产生犯罪的根源。对于我县,要为地方治安着想,不得不加大打击。而日方经常出面干预,无理阻挠,我方处理具体事件的人不宜正面冲突而作盲目处理。

  我们示弱,会丧失一些主权,但仍有出路可走,而表现强硬,则只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事。当前我国政府正在一步步收回东清铁路附属地的管辖权,正是会触动日人神经的敏感时刻,一些小的动作会让日人猜忌。所以,对于涉日外交方面的事情,一定要严加注意,谨慎处理,免得给他们借口,万事以主持公道、公平合理为第一要义。你一向处事灵活得体,一定会理解我的意思。

  通过此信,可以看出当时以郭知事为代表的中方政府,在处理中日冲突事件中的基本态度。“过弱丧失主权,但仍可出之,过刚徒致偾事”,这样的话对于那个时代的中国政府,实在是一句普适于处理大小外交事件上的精典台词。

  16日,抚顺县警察所长萧国庆向县郭知事呈送报告。按照郭知事的指示,抚顺县警察所对涉事人员进行了严厉处理,将队长刘云峰撤职,将萧景春、李玉田、朱明宣、梅祖尧等四名警员开除。

  17日,日本抚顺警务支署长上床佐一郎致信抚顺县知事郭进修,对中方的处理意见表示满意。

  18日,抚顺县公署下发训令给抚顺县警察所,明确了中方对中日警察冲突事件的处理结果,即中方允认日方提出的四项条件。文中还提出“值此强权时代,不能不忍受徵末之苦痛,免酿成重大交涉,累及全局”,一语点明“忍辱负重,只因我处于弱势”。

  1905年日俄战争以后,日俄两国签订了宰割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和约》,日本攫取了对抚顺煤矿的开采权。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堂而皇之进驻抚顺,设立南满州铁路株式会社抚顺炭矿,大肆开采煤炭。由于日本军警、商民经常蛮横无理,抚顺官府和百姓也不断抗争,矛盾纠纷和交涉事件时有发生。史料记载1908年抚顺知县朱孝威曾派警力阻止日人强占新屯、龙凤坎、搭连嘴子三矿,日人最后妥协。

  在1905至1931年间的民国抚顺档案中可管窥当时中日民间经济、民事纠纷和发生的刑事案件,初期官府还比较强硬,对日并不偏袒,但随着《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抚顺、烟台煤矿细则》以及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日本在华权益不断扩大,中国官府越来越软弱无能,以至到了任日人欺凌的地步。

  民国抚顺档案中的一件《觉书》,不仅是一起中日交涉事件的备忘录,更是记录中华民族屈辱的见证书。《觉书》意味着屈辱,但“觉书”也将激起国民的觉醒。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面前,抚顺煤矿工人首先奋起反抗,在1918年5月就爆发了6000多名工人的大罢工,迫使抚顺炭矿答应了工人的要求,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1919年5月,抚顺学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上街游行,高喊“打倒列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绝交”等口号,沿途得到居民支持,继而抚顺商界召开会议,决定共同“抵制日货”。“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勇敢顽强地与日寇战斗。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彻底垮台,从此在中国的版图上消失。(作者系抚顺市档案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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