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

梁志龙 魏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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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尔山城位于辽宁省抚顺市市区北部的高尔山上,土筑,平面近椭圆形,周长约4公里,布局比较复杂,是高句丽时期的一座重要城址。解放前,日人池内宏、三上次男等曾对高尔山城进行过调查和发掘,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对该城进行了多次调查,1983年又作了发掘,收获颇丰。关于该城的本来名称,日人白鸟库吉在1935年首次提出“新城”之说,此后少有异议。但关于该城始筑年代却众说纷纭,莫有的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诸说。

　　1.东汉说。李甸甫先生依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太祖大王》“三年(55)春三月,筑辽西十城,以备汉兵”的记载,认定此时“抚顺高尔山一带已属高句丽之辖境”,推测高尔山城的始筑年代应该在高句丽太祖大王时期(53—165),相当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九年至桓帝延熹八年。

　　2.西晋说。王绵厚先生认为西晋政权建立之初,对东北统治薄弱,高句丽利用这一契机,向西推进“至浑河乃至辽河流域”,故而高尔山城修筑的年代上限应在西晋建国伊始的公元266年,下限不会晚于新城始见文献的公元276年。佟达也持此观点:“最为稳妥的说法,就是新城最迟建于276年,或建于276年以前”。刘子敏先生近来在一篇关涉新城的文章中,明确认定“无论是中国史书还是《三国史记》,所云高句丽之新城皆为同一座城”,即抚顺高尔山城,亦是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其实,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日人渡边三三。上个世纪40年代,他调查高尔山城后,根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西川王七年(276)“王如新城”的记载,推测此前“高句丽就扩展其领土到抚顺附近”,并且修筑了新城。

　　3.东晋说。徐家国、孙力先生依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故国原王》“五年(335)春正月,筑国北新城”的记载,认为高尔山城始筑年代当在东晋成帝咸康元年,即公元335年。

　　4.后燕说。张福有先生近年提出新的观点,认为高句丽新城有三,高尔山城是其一,始筑年代当在故国壤王时期(384-392年)。曹德全先生评价这一观点“是客观的,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同时进一步论证高尔山城始筑年代当在公元385-400年之间。肖景全、郑辰先生也认为高尔山城属高句丽晚期山城,在公元4世纪末开始修筑比较合乎情理,而公元3世纪时高句丽所筑新城,应该不是抚顺高尔山城。这一阶段为后燕政权统治时期,因称后燕说。

　　随着时间下移和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对高尔山城始筑年代提出的新观点愈来愈靠近历史真实。我们赞同高尔山城筑于后燕之说,试论如下。

　　一

　　高尔山城的始筑年代,应与高句丽势力进占浑河中游的抚顺地区密切相关,换言之,高句丽势力尚未到达抚顺地区之前,绝不会产生高尔山城。

　　让我们先从考古材料入手,探讨这一问题。

　　有汉以来,降至魏晋,抚顺地区一直是中原文化北上的大本营,这里曾发现数量较多的汉代烽燧遗址。在烽燧列线之内,分布城址较多,主要有新宾白旗村汉城、永陵南汉城、抚顺小甲邦汉城、劳动公园汉城等。此外,还发现了一批汉晋墓葬,如抚顺刘尔屯西汉墓、中央路东汉墓、小甲邦东汉墓等。另据介绍,上世纪50年代,曾在刘尔屯发现一批魏晋时期具耳室的砖石墓。70年代以来,在抚顺挖掘机厂、石油一厂、新抚立交桥等地也有类似墓葬的零星发现。刘尔屯与沈阳上伯官屯相接,上伯官屯有汉晋城址一座,附近也曾发现汉晋墓葬。抚顺地区部分汉城内,如永陵南城址等,也出有晋代遗物,说明晋时仍在沿用。

　　后燕政权存在于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这一阶段,高句丽积石墓仍很流行。据说,在抚顺地区曾发现过高句丽积石墓,因不见详情报导,具体情况不明。但可以肯定,目前,抚顺地区(尤其是市区附近)所见高句丽墓葬多为晚期封土墓。

　　1956-1957年,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曾对抚顺市东郊浑河北岸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葬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19座,“都是石筑单室墓,上多覆土封顶”,出土遗物有陶罐、釉陶罐等,陶器均为泥质,大多轮制。原报告推定年代“可能为高句丽中期到晚期,即相当于南北朝到隋唐之际的一段时期”。

　　本世纪初,在高尔山城东1.5公里的施家山坡上,发现约百座高句丽墓葬。当地群众介绍说,过去施工曾有大量墓葬被破坏,发掘者据此推断,原来墓葬“应该从山顶一直向山脚开阔处分布,数量相当可观”。

　　2000-2001年,考古工作者对施家墓地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41座,皆为封土石室墓,流行丛葬。出土遗物虽然较少,但特色明显,其中M34出土陶钵、M5出土C型镞、M30出土D型镞、一些墓内出土的板瓦、筒瓦和瓦当,“都可以在高尔山城出土的高句丽器物中找到对应者”。发掘者初步认定施家墓地为高尔山城的附属墓地。考虑M18出土两枚开元通宝铜钱,认为部分墓葬年代晚到唐初,由此断定这批墓葬时代应为高句丽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