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山城始筑年代考辨(2)

　　2003年,对抚顺市关山水库附近的大西沟门高句丽墓葬进行了发掘,共发掘墓葬14座,均为封土石室墓,构筑特点与施家墓葬相似,出有陶罐及铜镯、铜指环等饰件,年代亦为高句丽晚期。

　　综上考古资料可知,汉晋时期,抚顺城区及其附近是汉人活动地域,高尔山上根本不会出现什么“新城”,而高句丽势力到达这里的时间,也确实较晚。

　　二

　　李甸甫先生在考证高尔山城始筑年代的文章中曾举例说,高尔山城“发掘简报图七中所标的出土文物有汉代的铁镰刀、铁锸、铁铲等铁器生产工具(见《简报》图七:2、3、8)”,认为“这些铁器生产工具,起码可说是东汉时代的遗物”,并将其视作东汉说的物证。

　　这些遗物是东汉的吗?我们质疑。

　　高尔山城发掘简报图七刊布了14件铁器,对照器物编号可知,这些遗物大都出自Ⅳ区第二层堆积。Ⅳ区第二层堆积情况原报告未作介绍,但与Ⅳ区几乎处在相同等高线上的Ⅱ区地层可作参考。Ⅱ区第二层堆积“为黄褐色砂质土,夹有小碎石颗粒,此层为主要的遗迹、遗物包含层”。发掘者指出,“Ⅳ区出土的文物比较丰富,从种类、器形以及材质上,都与Ⅱ区所出完全相同”,说明两者具有一致的文化因素。发掘者结合Ⅱ区第二层堆积中出有多枚开元通宝的情况进一步认为,Ⅳ区和Ⅱ区出土文物,“同属于高句丽王朝的末期”。

　　高尔山城出土的铁镰刀,前段已失,背部与刃部均呈弧曲状,与五女山山城四期文化铁器窖藏出土的JC:4铁镰、F26:15铁镰相似。五女山山城四期文化年代被推定为公元4世纪末至5世纪初,为高句丽中期遗存。隋唐时期,这种铁镰仍然流行,西安郊区隋唐墓即有出土。

　　高尔山城出土的铁锸,虽然已经残缺,如若复原,整体应呈“U”字形,圆刃。原报告介绍说,这件铁锸“与Ⅳ区出土铁盔伴存”。高尔山城仅在Ⅵ区出有1件铁盔,这里的“Ⅳ区”显然是“Ⅵ区”之误。与铁盔伴出的除了铁锸之外,还有筒瓦,发掘者说:“共存的筒瓦和瓦片,是高句丽遗物中常见的乳钉纹圆瓦当和板瓦”。报告图七发表了1件具乳钉纹瓦当的筒瓦线图,关于这类乳钉纹瓦当,佟达、张波通过类型比较,已经明确指出为唐代遗物。因此,与铁盔、乳钉纹瓦当共出的铁锸,年代亦应在唐代。

　　高尔山城出土的铁铲分两种形制。一种为铸造,銎部外凸,銎口呈六边形,溜肩。这种铁铲,主要流行于公元4世纪或稍后,高尔山城出土的这件铁铲,与北票喇嘛洞三燕墓地M379:12铁铲相比,形制上几乎没有区别。因此,高尔山城出土的这类铁铲,时代早不过十六国时期。另一种铁铲为锻造,銎部回卷,銎口近椭圆形。这种铁铲曾见于五女山山城F32、F33、桓仁米仓沟将军墓、韩国峨嵯山4堡垒遗址等,其年代应在高句丽中、晚期。

　　上述比较结果表明,高尔山城出土的铁镰、铁锸、铁铲都不是东汉器物,年代较早者可到十六国时期,较晚者已到唐代。

　　近年,许多学者对高句丽陶器进行了编年与分期研究,高尔山城陶器在编年中属于晚期阶段。魏存成先生认为“高尔山城出土的遗物,时代大部分属于高句丽后期”。郑元喆认为“高尔山城和石台子山城、龙首山城出土的陶器都属于高句丽晚期”。

　　高尔山城是土筑山城,也说明它的年代较晚。

　　高尔山城城墙筑法大体有3种:其一,在山脊上堆土或夯土增筑城墙。其二,先以较大的石块砌筑一道单列石墙,然后在墙上和两侧堆土加高加宽。其三,先以碎石堆砌30-50厘米的墙基,上面再夯筑土墙。1940年,日人发掘东门时,发现门址两侧城墙的内外壁面筑有楔形石,墙内填充碎石。城门是山城的防守要害,因此也是山城建筑的重点工程,但它不代表山城建筑的整体风格,从外部观察,高尔山城还应归入土筑山城之列。

　　一般说来,高句丽山城城墙石筑者年代较早,土石混筑和土筑者年代较晚。当然,任何事物都不能一概而论,高句丽晚期也有石筑山城,如沈阳石台子山城、金州大黑山城等,这是高句丽石筑山城传统的延续。然而,在高句丽早期山城中,至今未见一座土筑者,说明土筑山城是高句丽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方才出现的新鲜事物。目前,学术界通过多年研究,普遍认为土筑山城是高句丽中后期或晚期出现的山城形制,高尔山城当然不会排除在外。

　　三

　　史书记载高句丽新城最初出现的时间,为高句丽西川王七年,即晋武帝咸宁二年(276),该条记载出自王氏高丽时期金富轼《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西川王》:“七年(276)夏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秋八月,王自至新城”。文中新城下有注:“或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

　　12年后,西川王再次来到新城。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西川王》:“十九年(288)夏四月,王幸新城,海谷太守献鲸鱼目,夜有光。秋八月,王东狩获白鹿。九月,地震。冬十一月,王自至新城”。

　　西川王第一次到新城,居住时间约4个月左右,第二次居住时间竟逾半年之久,新城,几乎成了高句丽的陪都。

　　这个新城是高尔山城吗?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西晋时期,司马政权对辽东的统治并非“薄弱”,高尔山城所在的浑河中游一带,也没有落入高句丽之手。

　　第一,晋灭曹魏,立国之初,仍置幽州,统属东疆。《晋书·地理志》:“幽州所部凡九郡,至晋不改”,九郡中包括玄菟郡。《晋书·卫瓘传》记载,泰始初(265),幽州东有拓跋务桓,西有鲜卑力微,“并为边害”,后在卫瓘的离间计下,“务桓降而力微死”。幽州东部“边害”为务桓,而非同样居于幽州之东的高句丽,说明西晋初期,高句丽并未蚕食归属西晋的幽州。《晋书·张华传》又载,晋武帝时,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抚纳新旧,戎夏怀之,东夷、马韩、新弥诸国,依山带海,去州四千余里历世未附者二十余国,并遣使朝献,于是边夷宾服,四境无虞,频岁丰稔,士马强盛”。虽然这里没有出现高句丽名称,但“宾服”的“边夷”中,当包括高句丽。“四境无虞”告诉我们,西晋初期的边境是安定的,它带来了“频岁丰稔”的农收景象。

　　第二,调整州郡,管理东陲,夷人诸国,纷纷归化。《晋书·武帝纪》:“泰始十年(274)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晋书·地理志》记此事于咸宁二年(276),云:“咸宁二年十月,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郡国五,置平州”。平州下设的玄菟郡,统领三县,即高句丽、望平、高显。本次州郡的调整,幽州被一分为二,析出的五郡由新设的平州直接管辖。平州设后,东夷诸国纷纷至晋,根据《晋书·武帝纪》记载统计,咸宁二年(276)至永平元年(291),在短短的16年中,就有百余东夷部落前来“归化”、“内附”、“朝献”。如此喜人形势,高句丽岂敢跳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