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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祥:往事恍如近在眼前

2012-10-30 10:50 新浪博客 姚国祥 919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16通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六年了。打倒“四人帮”,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也已经三十六年了。


  往事恍如近在眼前

  -忆“文G”蹲“牛棚”的二、三事

  (2012年8月)

  抚顺师专离休干部  姚国祥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5?16通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十六年了。打倒“四人帮”,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也已经三十六年了。

  人生苦短。几十年的时间不算短了。但是,“文大”中的许多往事,仍然历历在目,仍然记忆犹新。

  这里,先说说“文大”中蹲“牛棚”的几件“往事”。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作为“牛鬼蛇神的黑后台”,抛回我已离开多年的六中。当时的中共抚顺市委文教部干部处长,还让一位工作人员抄录了我的全部档案(包括“反胡风斗争”的材料和反右倾的交心材料),提前送到了六中。

  我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批斗、挨打、游街,……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八个月,……。

  在被专政期间,我的某些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背诵。
 

  同现在的咏诵、背诵包含了封建、陈腐内容的弟子规不同的是,当时要求背诵的是毛泽东主席的“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老三篇”和毛主席诗词,是原来就熟知的,所以还没有难住我。不过,在“牛棚”里,背诵错了,或背得不流畅,是要挨打的。不知道这些始作俑者是否明白,强制别人读书、背诵,强制别人做这做那,能产生好效果吗?
 

  肉刑。
 

  参加革命之后,我参加了原热河地区的两期土改;在辽沈战役中,又调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解放军官团工作,接收俘虏的团以下、排以上的国民党军官(团以上到东北军区)。批斗地主,对待国民党俘虏,是不准打骂、侮辱的。不仅如此,当时已是深秋,辽西大地,寒风凛冽,而由于后勤供应不上,我们还穿着单衣,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大都穿着呢军服、大衣、大氅等,我们每个同志都保持着自尊、自重,从不去碰俘虏军官的衣物。……

  可是,在“牛棚”里,我竟然看到了过去在报导中、在小说里揭露日寇、国民党特务施行的刑罚:灌凉水,压杠子,牢牢绑在板凳上、脚后跟垫砖头(请原谅我说不清这是什么刑罚),……。有时用大扁担打在人身上,发出“空、空”的声音,空气都仿佛震动起来了。

  曾和我同在十一中工作、后来又转到六中的语文老师陈淑静,在“宣传队”的指使下,被剃了“鸳鸯头”,并且多次被强令脱了棉裤,被专案组用皮鞭抽打。

  更为不解的是,还让牛棚里的“同犯”互打。当强迫我也来打“同犯”时,我坚决拒绝了:“你们不说是我有罪吗?打人不就是罪上加罪吗?……”专政队员无言以对,就没有再勉强我打“同犯”。

  从“造反派”将我囚禁在现在的友谊宾馆,强迫我“交代问题”开始,我第一次体会到挨打时“眼冒金星”的真实感受。以后多次批斗,进了“牛棚”,更是多次挨打。一次暴打,连锹把都打断了。半个月之后,身上都是青紫的。出了牛棚,腰都直不起来。直到现在,腰椎劳损,有时犯病,起床下地都困难。
 

  请罪。
 

  “文化大革命”中的“早请示,晚汇报”,我们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必须每天“三请罪”。即每天早、午、晚,让我们在六中(现学院附中)南门口,一字排开,站在凳子上,身挂书写着“三反分子”或“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自述“罪状”,弯腰请罪。稍有不对,皮鞭就抽上了身。当时六中对面的居民,每天都可以见到这种场景。

  这里,我要专门说说大牌子。有人专门找最重的硬杂木的学生桌子盖,穿上很细的铁丝或钢丝,让你挂在脖子上,还不准用衣服领垫上,弯腰请罪,不长时间,就能勒起血印。
 

  劳改。
 

  据我所知,在监狱里,每逢年节,犯人也可以息工的,原因是看管人员也要过节。可是,在“牛棚”里,却没有这种待遇。那年春节,腊月三十,大年初一,都让我们出外劳动。当时石油一厂在西露天矿北侧新建的车间,就是在春节期间,我们抡大锤,刨坑打的地基。

  在“牛棚”里,以及后来两三年的劳动改造中,我从事过多种劳动:修理桌椅板凳,上门窗玻璃,清扫厕所,清理煤堆,在毫无劳动保护的情况下上房串瓦,在没有驾驶执照、也从没有开过汽车拖拉机的情况下开拖拉机,来往于北大岭和市内(一次在北大岭大坡,拖拉机掉档,冲向坡下,捡回一条命),在马金常备沟办起了六中农场(在沟里建了十间瓦房,接上了电源……),同赵明石老师一道,筹建了六中印刷厂,……。

  我想,万一从房顶上掉了下去,万一在友谊宾馆里被“打人过瘾”的武斗队员打死了,万一开拖拉机出事送命了,在当时也只是小事一端,甚至还可能被说成是“畏罪自杀”。那种时候,“人命危贱”啊!

  所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折磨,“劫后余生”,还能为党做点工作,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一个奇迹。

  当然,“文化大革命”在很长时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1987年(即“文大”结束十年),中央组织部才为我重新作出了结论,推翻了强加于我的不实之词。而在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的大孩子高考成绩是好的,但是由于受我的牵累,几乎没有一所高校敢于录取。

  ……

  所以提起“文化大革命”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是因为我至今不解: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规定,对待俘虏尚且不准打骂、不准搜腰包……那些“文大”中的造反派,专政队,为什么会拣起日寇、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和种种非人待遇,来折磨我们。我不得不惊叹于这些干将们的创造能力,也为这种“下必有甚焉”的现象感到可怕。

  现在的年青同志、年青领导,是很难体会到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个中滋味”了。

  但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应当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应当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近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开创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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