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关系刍议(4)
四、“25岁”说
王冬芳、季明明先生在《女真――满族建国研究》一书中说:“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多用抚而不剿,很有可能先前有‘交情’,而这‘交情’就可能是他曾经的‘家丁’‘近侍’‘养子’之类”。努尔哈赤“对不同层次汉人及辽东地区的深层次的了解与理解超过了普通汉人。如果他不与高层次汉人即辽东官将深入接触是不可能的。”“受努尔哈赤家境一般所限,他只能以投归形式充任家丁,更讨人喜欢一点充养子的情况才能达到深入了解汉文化的程度”。
《女真――满族建国研究》还引用了1915年柳得恭《滦阳录》中记载的一段传说:“东人多言清太祖幼时为宁远伯甚爱之家童。一日伯据枕而睡,其实未睡也。清太祖就拨枕边宝剑,三拟于伯腹,还复置剑。伯始开眼曰:尔何故。清太祖跪曰:安敢忘父兄之仇,又安敢忘豢养之恩,拟拔剑者报仇也,置剑者报恩也。伯知不可留,戒之曰:我有骏马尔知之乎。曰:知。伯曰:尔骑快走,儿辈知之不好。清太祖叩头泣辞,骑骏马走。李提督闻之愤甚,带弓骑马疾追,已不可及矣。”作者对这一明显不实之传说仅提出二个疑点:一是“父兄之仇”、二是“时间不同”。作者认为努尔哈赤做李成梁养子的时间“应是万历十一年二月以后”。
作者说:“李成梁率军误伤其父祖在‘癸未春二月甲申朔’即二月初一日,而努尔哈赤起兵在当年五月。这中间的3个月努尔哈赤做什么了呢?……其可能的状态是努尔哈赤向明军官员哭述父祖屈死的悲哀,自己无依靠,要求投军被明军收编。在军中他的表现李成梁看中,成为其‘甚爱之家童’。3个月后发生了上述事件乘快马逃跑,他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先逃到叶赫部以求庇护,换言之就是投靠。在被庇护的日子里发生了订婚叶赫女的婚姻同盟,然后回到建州家中开始起兵活动。”⑩
“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多用抚而不剿”就能说明他们之间有很深的“交情”吗?就能证明努尔哈赤可能就是李成梁的“家丁”、“近侍”或者“养子”吗?我觉得这种说法并无道理。明朝时,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如果不犯边作乱,朝廷对他们都是“抚而不剿”的。这是明朝的一个基本方针,与双方头领之间是否有交情,根本无关。再说,努尔哈赤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兵后,不论他是否真心,至少在表面上对明廷是很恭顺的。他和弟弟几次进京朝贡,均受到朝廷的宴赏,后还因“保塞有功”而被晋封为龙虎将军。对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的头领采取“抚而不剿”的政策难道是错误的吗!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时已老迈无能,加之朝廷腐败,武备尽弛,边墙形同虚设,致使建夷“作大”,终生反意。如此关乎朝廷命运之大事,不从朝廷方面查找原因,焉能以一个主观猜测的“家丁”或“养子”关系而一推了之。
再说,因为努尔哈赤取得了统一女真各部、占领辽沈地区等一系列辉煌成就说他“如果他不与高层次汉人即辽东官将深入接触是不可能的”,努尔哈赤“只能以投归形式充任家丁,更讨人喜欢一点充养子的情况才能达到深入了解汉文化的程度”。这种观点同样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历史上拥有先进文化的汉民族,在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历次战争中并不总是胜利在握,而那些曾经占领中原、甚至统治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领袖,如北魏拓跋珪、辽代的耶律阿保机、金代的完颜阿骨打、元朝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等并没有跟“高层次汉人接触”或当过他们的“家丁”、“养子”的经历。他们不同样了解汉文化并战胜了自己的对手吗!在冷兵器时代,是否拥有先进的文化跟战争的胜负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最后,《女真——满族建国研究》的作者认为:努尔哈赤给李成梁作“家童”或“养子”的时间应该在他25岁时,具体地说是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的二月到五月之间的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详细过程是:二月初,李成梁攻克了阿台占据的古勒寨,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接着努尔哈赤“向明军官员哭述父祖屈死的悲哀,自己无依无靠,要求投军被明军收编”,后来“在军中他的表现被李成梁看中,成为其‘甚爱之家童’”,然后发生了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家中“拔枕边宝剑”一事,再后是努尔哈赤“乘快马逃跑”。但是,他并没有回到建州,而是“逃到叶赫部以求庇护”,在此期间,又“发生了订婚叶赫女的婚姻同盟,然后回到建州家中开始起兵活动”。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多的跌宕起伏之事,我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
且不说——
建州至李成梁在广宁(今北镇)的家有300多公里,明军(不可能全是骑兵)撤军需要时间;
李成梁不是神仙,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刚刚被收编的士兵在军中的表现能够被他看中,进而能成为他的家童或“养子”,这在短时间内是根本做不到的;
努尔哈赤即使真的成为了李成梁的“养子”或家童,要得到主人的“甚爱”,甚至乘主人睡觉时拔出其枕边宝剑后,还能得到主人的原谅并放其逃跑,主仆之间的这种完全信任的情感也不是数月之内可以建立起来的;
从广宁到叶赫的距离要远于建州,努尔哈赤从广宁逃到叶赫,在那里又娶叶赫女,并立“婚姻同盟”,然后在回到建州,这又不是十天半月可以做到的。
再说——
努尔哈赤父祖死后,作为长子的他,不能不管、不能不葬,这需要时间;
努尔哈赤回到建州以后,不可能在第二天就起兵,他要联系盟友,征集士兵,准备甲胄,研究方案,以保证首战必胜,这一切是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完成的。
总之,努尔哈赤在其25岁那年的2—5月期间曾被明军收编,并当过李成梁的“家童”或“养子”的说法是不可能成立的。
(曹德全)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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