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汉军及其牛录探源(3)

　　“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是随满洲旗还是随汉军旗呢？经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续顺公沈志祥的主动“奏请”，崇德七年(1642年)八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允其请”，命“以所部兵随汉军旗下行走”，以“归并汉军兵少之旗一同行走”(22)。分配的结果，孔有德归并正红旗，耿仲明归并正黄旗，尚可喜归并镶蓝旗，续顺公归并正白旗。因为旧军队组织未变，所以史家称为“附益之，而成汉军八旗”(23)。结合尚可喜“越旗”事件，证明此前的天祐、天助兵是以汉兵身份随满洲旗行走，这次特别强调“随汉军旗下行走”，且“归并汉军”。但“三顺王”与续顺公所部，原则上未编佐领，只给予各官以世袭职务，而且世袭官职是在“归并”汉军旗之前已经是事实。此后，世袭官职仍旧，如崇德八年档案记有：怀顺王耿仲明部下“三等甲喇章京宋国辅，二等甲喇章京石明雄”、“梅勒章京一员徐成功(原都元帅标右营副将)、牛录章京一员刘国臣各章京”等(24)。个别史学家就是没有将清前期这些世袭功勋职务，与军队中实际运作的官职区别开来，致成汉人为旗人。总之，汉官无世职随旗、有世职随旗、入旗而不编牛录等情况当时比较普遍，像范文程、洪承畴等都是先入旗，或取得世职，多年后编入牛录。从清初档案看，额驸李永芳投降初期受副将职务，其后晋升为总兵官，其子李延庚，在天聪三年(1629年)的“牛录章京”(25) 职务，根据李家入旗时间，也是功勋世袭职务。所以，汉兵授世职随旗是正常现象，不能将世职当成旗籍标志。

　　(3)编组内牛录　清代牛录分内牛录与外牛录两种，前文提到的汉军16牛录，一般人理解必是外牛录。按照有关清史专家意见，汉人“有的降附努尔哈赤把他们编入八旗，并大规模地加以迁徙”，显然是指努尔哈赤时期；或称“抚顺这一千户降民，…可以断定，是编成牛录八旗的”抑或“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26)。这些意见都说的是努尔哈赤时期。因此，我们就从这个时期着手。

　　天命八年(1623年)九月二十八日，努尔哈赤重申：“朝会仍循费阿拉之例，凡是诸申、汉人、蒙古牛录之人，须于天明前集于其牛录额真备御之衙门，由牛录额真备御查其在否”(27)。显然，在八旗牛录中似有汉人牛录。天命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曾经奖赏蟒古尔泰旗下“阵前攻战之四百汉人”。八年四月二十六日，阿巴泰阿哥等率领“诸申兵一千，蒙古兵一千，操炮汉兵八百”(28) 等事实，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在努尔哈赤时代，汉人外牛录已经存在。但在“国初”外牛录中，却只有许定国一个牛录。那么，如上的所谓“汉人隶属于旗下的牛录，汉官皆编入旗，隶属于旗”和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初设八旗时的“十六牛录”到底哪里去了？

　　从费阿拉时期到赫图阿拉时期的所谓汉人牛录，《满文老档》中没有记载，早期汉人入旗，一般都比较注重研究李永芳抚顺投降的一千户汉人。根据现有资料，李永芳从抚顺城投降时，有据城抗战的俘虏和主动投降等两部分汉族官民，头三年都没有入旗。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初五日，有赵、周、王、李等50个姓氏，共90户“抚顺所俘获之汉人”，赐给各个贝勒，“放催管之人”，入辛者库牛录。随同李永芳投降的大部分汉族官民，编组牛录时间是“天聪、崇德年间”。经过详查档案，是在天聪八年编组“六个勋旧佐领”。除李永芳第五子巴颜外，其他佐领由属下人刘仲锦、李铭(兼管两佐)、高应第、陈锦管理。这些异姓佐领后来相继退出，到嘉庆年间，分别由李永芳后裔灵保、李绂、李淑忠、李淑翰、李淑楷、李侍京(29) 等管理。

　　这里反映出一种社会现象，即太祖时期汉人入旗多是内牛录，作为满洲奴仆，而外牛录汉人是皇太极时期，因为“往时(太祖)汉兵不用”。凡是入旗的都是“养猪之汉人及绣匠等有用之汉人”，把他们一律“收入辛者库牛录”。此外就是部分“八贝勒庄户中之汉人”，分给贝勒统辖下的牛录，“并计入其牛录之内”，多归入八旗包衣牛录。从贝勒蟒古尔泰被处罚中，他属下汉人有“分内汉人及工艺汉人、庄屯等项”。显然，凡是旗籍汉人都是内牛录。其外牛录汉人是皇太极政策的产物。难怪顺治五年统计，八旗台尼堪、汉军、包衣阿哈尼堪等在旗汉丁共有26.2816万人，占全部八旗男丁的75.75％，而包衣阿哈尼堪就占21万多人。皇太极大力发展外牛录汉军，临终也不到3万人。经入关后积极推行“投充”政策，到顺治五年只有5万丁(30)，如果诚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太祖时期汉官、汉民已经普遍入旗，抑或就是按照太祖时期汉人二十丁抽一算作旗人，其数量也将相当可观，何止此数。

　　从上述事实中令人怀疑，初建八旗的所谓16牛录，可能是内牛录。我们查阅“国初”八旗包衣内牛录约34个，汉人“旗鼓佐领”16个。即镶黄旗杨名生、马图朗、刘自远佐领。正黄旗张泰、董德贵、额尼叶图佐领。正白旗李世昌、高国元、费扬武佐领。镶白旗钮成宪佐领。正蓝旗李登龙、高三洲、姚智义、佟保贵、金保、胡敏佐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上的旗鼓佐领组成人员，多半来自抚顺、铁岭、沈阳、辽阳等地，没有准确入旗时间，虽是“国初”牛录，但一律归入天命建元前，亦值得商榷。总之，天命建元前的16牛录很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