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非预期后果(2)
2012-11-22 05:45 中国民族报 翟宇航、宋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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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宾满族自治县是个多民族聚居区，除满族外，主要是汉族、朝鲜族，还有回族、锡伯族、蒙古族、苗族和达斡尔族。新宾满族自治县满族人口比重随历史环境与政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据《新宾县志》记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新宾满族研究所原所长向笔者介绍了当时成立满族自治县的社会背景及过程。他认为满族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一方面人数下降很快，另一方面事实上也存在着隐瞒行为，因此恢复满族成分很有必要。从笔者与当地居民的访谈可以看出，能否恢复满族成分最重要的因素，是家中是否有满族人。只要户口中写有满族成员的家庭，其他成员都可以跟随变为满族，这一点并不符合前文两个通知的原则。正是地方政府相对简单的工作方式以及宽松的更改标准使得新宾县内名义上的满族群体迅速扩大。
而民众对于更改民族的政策规定的理解，也仅仅在于为建立自治县凑人数和享受到优惠政策。对于民族成分更改这种政府行为，满族不同群体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并没有太大的反感，对于优惠政策的感知也不是特别明显，更多的是追随政府号召，属于从众行为。而民众对于更改民族成分的优惠政策感知，也仅仅体现在计划生育与高考加分两方面。在响应政府号召的集体心理和个人利益双重作用下，很多非满族群体因为相关政策的变化而选择了更改民族成分，但同时也有少数其他群体成员尊重事实，不愿意更改民族成分。
“融而未合”的少数民族特色
在赫图阿拉城村，虽然几乎整个村子人的民族成分都已经是满族，但是满汉两个民族却依然表现出了“融而未合”的特色。在民俗方面，近些年来基于满汉通婚和来往的加深，民俗方面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少。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做过村长的姜大爷对笔者说：“过去呀，满族他们过春节，他们不烧咱们的那种香，烧鞑子香。他们管妈叫‘讷讷’，管爸叫‘玛玛’，现在叫得也少了。”从姜大爷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满族的风俗已经消失了不少，在饮食、语言等方面已经和汉族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融合了。而且这种融合发生的时间似乎并不久远，近几十年的变化更为明显。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4种满族还是可以通过传统民俗的依存程度来判别。在这一点上，村里的老人为笔者讲述了更为详细具体的满族民俗：“是不是满族一看供老祖宗就看出来了，你像咱们这儿真正的（满族），（供老祖宗）都是挂黄卦纸，一张黄卦纸是一块钱，今年涨两块钱了。现在也供着呢，这不，新的又买回来了，等三十就给挂上。现在都改了，你看现在过年哪家里都挂那大的红福字，其实满族呀他不挂那红福字。咱们都挂“洋房子”，我们叫“洋房子”，实际上就是一山水画。”但从多方访谈来看，依然保持着这些风俗习惯的在全村可能也仅有十几户，甚至有的户已经不在家里供奉老祖宗了。当然对于祭祖习俗的变迁，也可以将其理解为现代化下民族习俗的一种变化。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村庄中，一个小群体仍然可以与大多数人不同而保持一个独特的生活礼俗，至少说明了他们对于这些礼俗内在含义的一种认同。换言之，尽管村子中几乎所有居民的民族成分都是满族，但是他们当中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认同感由强到弱的格局。虽然人们彼此之间依然同大于异，但是这种通过日常习俗依然可以察觉一二的模糊边界似乎生动地表现了当地满汉之间“融而未合”的一种族群融合状态。自1999年开始的赫图阿拉城恢复工程，对这种融合状态同样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赫图阿拉城的恢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民族政策与当地经济发展的一次结合，一方面，赫图阿拉城的恢复体现了新宾满族故里的特色；另一方面，赫图阿拉城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与永陵等可以形成集聚，从而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与政府的大力推动相伴随的，是赫图阿拉城村的搬迁过程。在赫图阿拉城恢复工作中，由于当地居民损失了部分耕地，同时增加了许多建房成本，因此，总体而言，这一事件在村庄中的反响是一致的，即便是满族老户也并没有因为这一工程将要兴耀满族故里而欣喜，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抱怨现实的不公。这对当地的族群融合起到了一个事实上的促进作用，外在的压力使得村庄内部更加团结。
当地的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推动当地族群融合的同时，也在通过学校教育进行一种民族的重构。据村里北关的徐老师介绍，他以前任教于赫图阿拉满族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与另两所学校一同，并入永陵镇中心小学，而永陵镇中心小学也就成为了新宾目前唯一的满族学校。据这所学校的校长黄志勇介绍，他们的满族教育主要有满族历史文化、满族剪纸和满语教育。其中满语教育是近年来才恢复的。
不过，黄校长同时也表示，满语教育只是在抢救一种传统文化，并不是说要以一种工具性的语言将其系统地恢复。从现实效果来看，尽管小学时代学习的满语不会成为语言工具，但这种独特的技能在孩子们中间还是更加容易对满族本身产生深厚的认同。与此同时，学校还开设本校自编的满族历史文化教材。仔细翻阅这些教材，很容易发现它们对于满族历史的概述更像是一部清史。在这种教育里，孩子们了解到的并不是从肃慎到靺鞨到女真等漫长的满族形成历史，而是直接地接触到一个王朝的历史。在这样的维度下，这些满族少儿，更准确地说，自治县建立以后的满族少儿接受到的满族教育更像是一种重构性力量。这种力量在满汉融合的现实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族群记忆与区隔逐渐形成一种模糊的族群认同。
两个民族自治县的不同实践结果
在辽宁省境内，少数民族自治县有满族自治县和蒙古族自治县，通过对二者进行比较，更易于具体考察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层实践。
如果说新宾满族自治县成为民族自治地方的合法性基础来源于高达70%以上的满族人口规模的话，那么蒙古族人口仅占20%左右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合法性则来自于历史上的制度沿革。自清以降，该县治内采用县旗并存、蒙汉分治的制度，即土默特左旗与阜新县并存，分别管辖治内的蒙古族群众和汉族群众。到了近代，当地治权基本以此分治制度为基础沿革。在共产党政权进入，开始组建联合政府的时期，蒙汉分治制度开始逐渐变化。在此期间的内蒙古自治运动，阜新地区也是运动影响的重要范围。与此同时，阜新地区亦有大量蒙古族精英参与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东蒙支部以及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的活动中去。换言之，在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政府与区域自治政策得到广泛接受之前，阜新地区的蒙古族也曾经参与提出过内外蒙古合并、成立内蒙古人民共和国等构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这里最初体现为反对分裂、保证边疆稳定的作用。因而，在辽宁地区最早的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是蒙古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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