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马市贸易兴建州

马市贸易兴建州

王平鲁

  辽东马市，是永乐初年明政府为购买少数民族马匹而开设的一种贸易场所。随着各族彼此之间联系的加强和生产的发展，辽东马市逐渐发展成为东北各族人民与中原地区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它对东北各族人民，特别是女真族的社会发展有较大的影响。

  明永乐三年（1405年），明成祖应福余卫蒙古族首领的请求，指令辽东地方官“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互市”。第二年，在广宁（今北镇）和开原广顺关、镇北关正式设立了3处马市。广宁马市接待朵额等三卫蒙古人，开原马市主要接待海西女真人。辽东马市开放，为东北各族人民提供了经济上互相交流的场所，受到了人民的欢，马市贸易的规模得到迅速发展。到万历年间，除开原、广宁三市外，又增设了抚顺、清河、叆阳、宽甸等市。马市也由开始以政府买马为主的官市发展成各族民间互相贸易的民市。

  在辽东马市中，抚顺马市是专门与建州女真族进行贸易的，它对建州女真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抚顺马市约开始于明天顺年间（1457年一1464年）。据《明实录》天顺八年四月已未条记载，“敕辽东镇守总兵等官：遇有建州等卫女直到达，须令从抚顺关入，仍于抚顺城往来交易”。可见，抚顺马市的设立不会晚于天顺八年（1464年）。明政府为防止女真人借入市贸易“窥瞰”内情，引起边患，特意将抚顺马市设于抚顺关（今前甸乡官岭村）外。《全辽志》记载：“抚顺关”在抚顺城“东三十里，建州夷人朝贡买卖由此”。

  根据考古调查结果，今天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描绘出抚顺马市的基本形制。位于抚顺市顺城区前甸乡官岭村的马市遗址，大体呈长方形，南面依山，东西北三面筑有土筑围墙，西依抚顺关，东有“圈门”，北有瓮城门。西北角有一较大的房屋建筑址。

  根据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将抚顺马市的形制一一复原。

  马市遗址中的土筑围墙，即为文献中所经常提到的“圈墙”，明末辽东巡抚张学颜在一份奏疏中提到开原等地一些市圈的“圈墙低薄”需要象修边一样修补，“务令坚筑高厚”（《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贡夷怨望乞赐议处疏》），抚顺圈墙土石结构，较为坚固。

  抚顺马市市圈的北圈墙，修筑有瓮城门。《万历武功录》记述万历十一年辽东总兵李成梁剿杀海西女真叶赫部首领逞加奴、仰加奴兄弟的“市圈之谋”时，提到开原镇北关的马市堡有“南瓮城”，李成梁曾籍以伏兵（《万历武功录·逞加奴、仰加奴列传》），可知市圈纺当时边堡的形制，配置有镜城，有浓厚的军事防御色彩。抚顺马市市圈北圈墙修筑的瓮城门，也同样是一个道理。

  根据记载，抚顺马市内还设有宴见、抚赏前来进行交易的女真首领及验货马匹、货物的场所，名为“抚夷厅”。“抚顺当开市，……备御使坐抚夷厅，酋长各以次序立，立堂上，因送奉土产，即如例，然后验马”。在市圈内西北角的房屋建筑址，东西30米，南北25米，是市圈内唯一的房屋建筑址，正南300米即为抚顺关口，其所处地势亦较周围为高，周围有相当数量的春花瓷片及明代砖大瓦。从这处建筑址的位置、规模、所出遗物判断，它当是文献中所提到的“抚夷厅”（《万历武功录·王台列传）、《东夷考略·建州）中亦有关于抚夷厅的记载）。

  抚顺马市的设置，是有其独到之处的。 

  从文献记载的情况看，明代辽东马市的位置，一般留设于关内，以边墙为屏蔽，保护马市的安全。广宁（今北镇）的团山马市就是如此，而开原等地的马市均“依照广宁规制”（《明经世文编》卷三六三《贡夷怨望乞赐议处疏》），将马市设于关内。“王台由广顺关入市东果园，离镇城十五里；逞家奴由镇北关入市马市堡，离镇城二十里；福余等夷由新安关入市庆云堡，离镇城四十里”，均是“由关而入，由关而出”（《明实录》万历四年五月丙午条）。这样严密设防的目的，在于马市贸易是明王朝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的一种手段，在并非开市的日期及出现抄掠犯边的严重情形时，关市贸易就要停止因而将互市场所“市圈”设于关内，可以作到闭关即可闭市，守关即可护市，无需布置更多的军事力量（市圈具有军事防御色彩，从明的记载中不乏得到佐证：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为了逮捕屡次欺骗明政府的泰宁卫人果力个，当时的巡抚御史侯汝谅“乃密遣通事陈绍先等，诱果力个等入市，伏甲，食之酒半，伏起，遂擒果力个及其党十余人。见《明实录》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癸巳条）。

  抚顺马市的设置，打破了设马市于关内的常规，将市圈设在了抚顺关外。这种特殊情形的出现，当是出于抚顺东部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及当时军事防御的需要。明代的抚顺千户所城，位于浑河北岸的河谷中，欲从辽东山区西缘进人这一谷地，最近便而又宽阔的，只有两条由河流冲积而成的天然孔道苏子河河谷与浑河和章河河谷，两条孔道汇合后，经过关岭地区这段狭窄的浑河北岸即可入抚顺城所在的宽阔平坦的浑河谷地，除此之外再无可资利用的险隘之处。抚顺关市利用山川地利，置马市于关外。这一打破常规措施，并未削弱马市的防御，相反，在关外，于市圈南边修筑墩台，市圈东面白龙山上修筑了军营，将抚顺关的防线向外伸展4000余米，形成了面对浑河谷口的营、市、关三重防线。这种因山形而设市圈于关外并籍此扩大关口纵深防御的作法，不能不说是抚顺马市的一个鲜明特点。

  正统五年（1440年），董山、凡察经明政府允许，率所部百余户迁到苏子河一带与李满住会合后，拥有三卫之名的建州，实上已经居住在一处。当时，建州女真的生产力还很落后，他们需要马匹和人参、貂皮等物到抚顺马市上换来铁制农具，耕牛、盐、布等生产，生活必需品。女真人善骑射，“六畜惟马最盛……将胡之家，千百为群。他们每年要以纳贡形式向明朝献上一定数量的马匹。明政府规定：“开原、抚顺二城岁例，召谕海西等卫夷人，每进马一匹入市验收，开原额验一千，抚顺额验五百，共夷马一千五百匹”。女真族首领凭着明政府发给他们的“敕书”，每年可进京朝贡，“每次贡夷，数逾千名”，回来的途中，他们大量购买生产资料，通过边墙知时，又在马市上以所得彩币或驽马市耕牛及钢铁器皿。通过马市贸易和朝贡，女真人获得了大量的生产、生活资料，为其民族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保证。

  开始，明政府对马市的管理是较严的，规定开市日期，收缴抽分税银。“儿马一匹银五钱，骟马一匹银六钱，骡马一匹银四钱，参一斤银五分，松子一斗银三分，木耳十斤银一分……”。辽宁档案馆保存的明代辽东档案中，有努尔哈赤的祖父觉长安在抚顺马市中交易纳税的记载“（万历六年五月）初三日，夷人叫场（即觉长安）等四十五名到市，与买猪羊等物，换过麻布，粮食等货…，抽税银二两二分八厘”。在万历六年四月十七日至七月初八日的八十天里，抚顺马市共抽税银二百六十八两。可见，抚顺马市的贸易数量是相当可观的。

  抚顺马市基本上是三日一市。据明代《马市抽分档册）记载，万历六年四月七日至七月八日，三个月中，建州女真部落有二十四次互市交易。每次开市，女真人车载马驮大批货物，有的华装异服，有的携老带少，从不同方向拥入马市，同汉族商人进行交易，其场面是相当热闹繁华的。在频繁大量的交易中，女真人以自己的人参、貂皮、松子、木耳、马匹等土特产品，换回粮食，种籽，布匹、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 

  抚顺马市的繁荣不仅加强了女真与汉族人民的经济交流，而且也加强了整个女真地区的经济联系。努尔哈赤经常派人到海西哈达部去收买貂皮和海珠、到黑龙江边去收购貂皮，倒手到抚顺马市上出售。这种经常不断的经济活动在客观上加强了女真三大部——建州、海西、东海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女真族的统一。随着抚顺马市贸易范围的扩大，逐渐改变了当初以马匹贸易为主的官市性质，成为与“他镇之民市”一样的民间贸易场所。由于贸易额大，获利丰厚，内地人纷纷赴市，不仅有北方山东、河北、山西等地的商人，还有南方苏州、杭州等地的商人。他们千里而来，货物急于出手，常常不等开市，而在辽东边墙附近自觅交易场所，从小规模的私相交易，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交易，从而增加了新的交易地点。

  通过抚顺马市，建州女真输人了大量的铁制农具和耕牛，以及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从而扩大了种植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为女真的统一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努尔哈赤从小就经常到抚顺马市进行贸易，他深知抚顺马市对女真人的重要性。起兵后，他“独擅人参、松子、海珠、貂皮之利，日益富强，威制群雄”。并从抚顺马市扩大到清河、宽甸、叆阳四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致使民殷国富。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建州各地已经“无野不耕”。好地种粟一斗，可收八、九石。女真人在抚顺马市上也由输人粮食变为输出粮食，由买入布匹到出售麻布。在明档抚顺《马市抽分档册》中记载，万历六年四月至七月，女真人与汉人的二十四次交易中，有16次出售麻布，7次出售粮食，可见通过经济技术交流，农业和手工业在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之，抚顺马市对建州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努尔哈赤的崛起，曾起到过加速器的作用，它是女真民族发展的一个历史见证。今天这些遗迹的存在，可使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及其发展的历史过程。（王平鲁）